【史海钩沉】

　　思考中华文明南方发展脉络，探索“南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史学研究中颇有深意的学术话题。其中，讨论南方地区（地理上南北区隔为秦岭—淮河一线，而一般文化上区分南北大致以长江为界）的开发历程，特别是何时出现了加速发展态势，无疑具有关键意义。笔者以为，辨析文化意义上南方的开发是不是呈现加速度，其主要维度有人口、经济、城市等三方面。以这些维度观之，可以认为，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开发出现了一个大加速，从而推动了江南、岭南的千年高速发展。

人口的南向迁移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口向南、向北迁移，但根据吴松第研究，主要向南方迁移，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线（参见《中国移民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自五代十国分立局面形成以后，较大规模战争已经相对较少。而且南北情况不同，南方各国之间战争较少，各自保境安民，基本不主动向外拓展，很少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北方连年混战，矛盾难以调和，常常以战争决定胜负，同时还要面对契丹的不时侵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少北方人口主动或被动选择向南方迁移。对此，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人口迁移向南方传播了新生产技术，带去了大量劳动力。这种观点尚有讨论，但无论如何，五代十国时期人口确实在向南迁移，南方的人口从总数上已经超越了北方。这种迁移除了技术和劳动力，更带来了文化观念的交流与融合。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割据政权建立者除吴越国钱氏、吴国杨氏、南汉刘氏、清源军留氏、静海军曲氏等本身是南方人，其他建国者多出生在长江以北。五代各帝，都是北方出身，自不必论。北汉开国君主刘崇，沙陀人，在太原称帝。马殷是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攻占了湖南地区以后，建立马楚政权。南平（荆南）政权，其创始者高季兴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前蜀王建，来自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孟知祥，来自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这些政权统治集团骨干队伍都是中原移民，他们带动了家族、乡里、友朋等向外移民，形成了大范围人口移动。如果同步观察现存广义江南地区（长江以南）明清族谱，其可信源头常常在五代时期。以闽国政权为例，其由来自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的王氏家族建立，是中原移民南迁在今福建建立的重要割据政权之一。特别是王绪、王潮、王审知等携带家属约有数万人，由此也形成了闽人始祖来自“光州固始”传说。现存闽人家谱，大多自我认定为从“光州固始”迁出。从宋代传世文献来看，多称五代时迁闽。福建开发甚晚，但是人口大幅度增长趋势则非常清晰，这个过程关键就是唐末五代迁闽人口大幅度增加后形成了基数的扩大。

　　吴松第曾指出，唐末估计有400万移民定居在南方（《中国移民史》第3卷，第278页）。从唐后期五代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来看，在138个案例当中，明确是唐末五代时期迁移的有70个。在这70例当中，来自今山东省7例、北京市5例、河北省6例、河南省11例、江苏徐州3例、安徽濠州（今凤阳）1例、陕西省5例、山西省2例，由淮南、南阳迁出4例，不详具体地区但能确认自北方或者中原迁出者12例，其他也是从北方迁移至江南。还是这138个案例当中，明确在文化“江南”概念区内部迁移的仅有1例，来自扬州，迁入黟县。这些记载虽较为随机，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迁江南者绝大部分都来自淮河以北，促使他们移动的主要原因是战乱。

南方经济的持续增长

　　五代十国直到宋朝建立，移民向南方的迁移持续了70余年。这段时间，移民在南方开发加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南方地区在农业技术、农业经济、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商业发展，为整体社会经济良性运转提供了重要条件。

　　范仲淹曾说，“五代群雄争霸之时，……各兴农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39页）。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水利事业进展极大，这主要由于各割据政权实力有限，较少主动兴师，更多将精力放到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如练湖，在战乱中被毁坏，南唐时期大力修复，水利功能得以恢复。句容县有绛岩湖，历经修缮，南唐时继续修缮，保证了功能和使用效率。还有其他大量水塘、陂、渎等发挥了良好的灌溉效益。吴越国以举国之力兴修了钱塘江捍海石塘等水利工程，围绕太湖形成了各种灌溉工程，推动了农业经济蓬勃发展。闽国也修筑了大塘、占计塘，可灌溉数千顷。

　　南方耕作技术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南方诸国在战乱中基本保持稳定，延续了自隋唐以来开发的态势。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先进耕作技术虽没有大幅度提升，但是使用更加广泛，一些曾经被认为先进的技术或工具，已经变得常见。与北方相比，南方农业呈现了更好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在中原动荡之时，南方保留了大量劳动力可以从事基本农业生产，这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江南各国基本都维持了鼓励垦荒政策，积极支持农业恢复与发展。另外，依赖优越的自然条件，太湖流域开始推广一年二熟，然后推广到岭南、福建、湖南地区。粮食亩产也在逐步提高，花卉、果蔬种植在南方也得到了更快进步。各种各样面向市场的作物种植，得以大面积铺开。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手工业开始超越北方，如瓷器业，吴越最为发达，其青瓷水平极高，越州窑瓷器成为一种品牌：“越器”。在造船方面，南方水道畅通，船只使用广泛，工匠技术水平高超。总的来说，以吴越为代表的江南区域在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苏轼文集》卷17《表忠观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9页），成为富裕之区。

南方城市的繁荣

　　从古至今，城市聚集人群，推动发展，对经济水平提高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堪称经济繁荣与文明发展的地理承载。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城市的发展也开始加速。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观察，南方城市数量在增加，特别是因“市”而逐渐发展成固定聚居区即“城镇”的数量增长相对快速。乡村经济发展，手工业发达，产生大规模交换的需求，推动了交易场所“市”的形成，“市”长期运作，吸引大批人群定居，就形成“城市”。当时南方最为发达的几个城市，分别为杭州、苏州、金陵、明州，还有福建的泉州、福州，岭南的广州。不言而喻，城市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商业”的聚集。欧阳修称赞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欧阳修全集》卷40《有美堂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86页）。几乎所有人提到杭州等南方城市，都要提到它的商业繁荣。以杭州为代表，南方商业的繁华景象，除开个别短暂时期，一直持续下来。

　　在城市规模上，五代时期几乎南方各城市都在逐步扩大。苏州在唐代就已经是著名“大城”，被称作“雄郡”。而钱镠两次扩建杭州城，新夹城周环50里，罗城周环70里，推动杭州城的进一步扩大。城市的扩大，虽然很大一部分动因是军事因素，但是人群聚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王审知等在福州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首开甘棠港，推动了福州城的扩大。泉州在王氏入主之后，主动发展海外贸易，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成为对外航路的主要口岸。留从效任泉州刺史时，大量种植刺桐，并开始扩建泉州城，使其地位得到飞速提升，为宋元泉州港全国第一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刺桐港”之美名从此传遍天下。一般而言，“从五代十国时期起，在广、泉、福、明、杭的带领下，中国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路向，并在前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耿元骊：《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南方开发的加速离不开内部因素的推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统治区域继续以传统农耕模式维系政权变得十分艰难，从而不同程度走上崇商重商之途。也恰因如此，南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小农束缚，最终形成财富创造上的超越状态，约至南宋时期最终完成这一过程，并取得广泛认可。

　　（作者：耿元骊，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