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学“走出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版图已不再是一个“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成为一种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从世界文学的生成经验出发，考察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何以成为经典，或许是一条更具解释力的路径。

　　作为一名从事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者，我在长期的阅读与教学中始终带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断重读的是《哈姆雷特》《神曲》《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等各国文学经典，而非曾经出现过的其他作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答案是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重心，并不在于它们首先属于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或拉丁美洲，而在于它们首先是属于人类的文学，提供一种可以被不同文明反复进入的结构性经验，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搭建起共情的通道。也正是在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我开始重新思考：这种共情结构的建构者，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工程师型”的写作者？

优秀作家构建的世界能被读者感知和共情

　　2026年初，我在澳大利亚参与指导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的社会实践课程。在与昆士兰理工大学师生的交流中，谈到澳洲职场中常见的两类技术岗位：technician与engineer。前者侧重系统的维护与调试，使既有结构稳定运行；后者则从原理出发进行整体设计，解决结构性问题，甚至重新绘制“图纸”。这一职业区分，使我意识到文学创作中同样存在两种不同层级。有的写作停留在“文字技工”的层面，而有的写作则具有“工程师”的水准。真正优秀的作家，并不满足于把故事讲顺、把句子写美，而是通过语言、叙事与形式的整体设计，建构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并让这个世界被读者感知与共情，从而生发出幸福的感觉。

　　比如，很多人都应该记得英国文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他不仅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他千古流芳。”这实际上揭示了文学经典的双重标准：既深深扎根于其所处的时代，又能够在另一时空中持续引发共鸣。能够跨越时间，是因为作品触及人类经验中恒常的结构性问题；能够跨越空间，则是因为它在具体文化中生成，却指向普遍性的人类精神处境。

　　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大厅里，镌刻着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名言：“书籍中蕴含着整个过去时代的灵魂；当过去的一切实体与形质已如梦般完全消逝时，书籍仍能清晰地发出过去的声音。”看着这句话，笔者想起的是中文表述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些成功地穿行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是灵魂，蕴含的是情感。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大量善于文字表达的“灵魂工程师”。

文学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情感的传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仍旧以莎士比亚为例，看他的作品如何通过共情的文字，抓住读者的内心，进而流芳千古。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并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英国”，而是给读者一种情感上相通的内容。比如《皆大欢喜》中关于“七幕人生”的独白，在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媒介中被运用，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生阶段的诗性划分，还把社会角色的生成与消解精炼成一种存在论经验。不论是一个草台班子还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剧场，人在舞台上不断换装——婴儿、学童、恋人、士兵、法官、老年，归于沉寂——这一过程既是个体生命的时间结构，也是文明秩序赋予人的身份结构。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一句爱的宣言：“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瀚，我的爱像海一样深；我给你的越多，我拥有的就越多，因为二者都是无限的。”莎士比亚把爱情从稀缺资源转变为一种越给予越丰盈的存在状态。爱不是用来交换的，自身就有一种生成性的力量。它的逻辑不是占有，而是溢出。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爱情书写更容易让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中世纪爱情观跃迁到现代主体情感的表达，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都能够被重新理解：它既是青春少男少女热烈爱情的表达，也是人对有限生命的一次极具价值的形而上的反抗。所以，从时间维度上看，莎士比亚所书写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历史时刻的现实，也是在书写“人如何处在时间之中”这一永恒命题，包括欲望的自我吞噬、爱情与死亡的同构关系、个体意识的觉醒与迟疑等。这些问题不会随着时代更替而消失，只会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不断翻新。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在《哈姆雷特》的犹疑中看到自己的精神困境，在《麦克白》的犯罪中看到迷恋权力的后果，在《李尔王》中看到旧秩序崩塌之后应该如何重新理解亲情与存在。

　　从空间维度上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具有很强的“语境穿透性”。它既可以被放置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舞台，也可以在当代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剧场中获得新的生命，人物关系和情感结构能够被不同文明吸收并重新编码，而不失其核心张力。换言之，它提供的不是英国经验，而是一种人类经验的戏剧模型，成为人类情感经验的普遍的诗性表达，也就可以在不同语言中不断被翻译、改写、再创造。

　　莎士比亚的作品仍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被不断重读。他对中国文学的启示在于：真正的经典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能够持续生成意义的文本装置。所以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并不只呈现中国的地方经验，更是要在具体的地方经验中展现一种可以被反复进入的人性结构——通过中国式的生命体验，回答“人在当代如何生活”“爱如何在时间中存在”等根本性问题。

　　如果从莎士比亚的文本延伸到更广泛的欧洲大陆文学，会发现一个清晰的精神谱系：各国的文学高峰几乎都出现在世界格局变化之后的“反思时刻”。葡萄牙的卡蒙斯在史诗中书写航海荣光，同时也隐含着对民族命运未来发展的深思；德国文学从歌德到托马斯·曼再到卡夫卡，则是在理性国家与现代制度形成之后，对现代性内部问题的持续追问。这些作家的创作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表层再现，也是探寻理性与秩序的代价、个体在制度结构中的位置、现代文明的危机与新生等，正是这种在自身文明内部提出根本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获得世界性的关注。

真挚的情感可以不断被再编码、再组织和再激活

　　思考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我们也可以转向当下国外大学的文学课堂与教材的阅读现场，观察在今天的欧美知识谱系与教学框架中，哪些中国文学经典正在被反复选择、讲授与重新阐释。如果以《红楼梦》的教学与研究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与研读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欧美文学的差异。后者的关注点是诸如哈姆雷特独白中“个体—权力—存在”的戏剧性张力，而前者则是关注宝玉在各种关系中的位置、在时间中的生成、在天地之间的安顿。文学课堂上所讨论的不仅是《红楼梦》的日常生活书写，还关注到人物并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在亲缘、情义、礼法与气氛中生成的存在。究其根源，这种中国书写方式能够提供一种超越极端个人主义的想象路径：人不是先成为“我”，再进入社会，而是始终在关系中成为自己。对当下深陷社会撕裂与身份焦虑的世界而言，中国文学作品可能提供一种重要的伦理资源与新的意义。

　　另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提供的一种“日常即宇宙”的审美方式也备受关注。从陶渊明的田园到苏轼的生活书写，宇宙并不在远方，而在每日的一餐一饭之中。他们把宏大存在感压缩进日常生活的创作手法，确实能够修正全球文化中过度依赖宏大叙事与英雄叙事的倾向，使文学重新回到深有同感且有所启发的共情语境中。

　　在围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诸多讨论中，尽管笔者始终关注题材的民族性、传播对翻译的依赖，也寄望于市场与奖项机制的推动，以及文化政策的助力，但在持续的文本细读与跨文化翻译实践中愈发清晰地体认到，真正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不是辞藻，而是能够被他者感知、引发共鸣并在异质语境中重新获得生命的情感架构。作品之所以能够“旅行”，在于其中的真挚情感被不断地再编码、再组织与再激活。作家与译者都不只是语言的操作者，更是情感经验的建构者与重塑者，是使心灵得以沟通、使灵魂得以相契的“工程师”。中国文学真正持久而内在的竞争力，最终将体现为一种跨文化的共情建构能力。

　　（作者：王敬慧，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