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发展大家谈】　

　　4月的燕园，垂柳轻摇，百花绽放。坐落在校区中心位置的燕南园是“园中之园”，也是“大师之园”。位于西北角的66号院小楼，曾经是冰心与先生吴文藻的新房，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的旧居。8年前，这座古朴雅致的二层小院，迎来了新的主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担任创始院长。

　　从“世界史”到“区域国别学”，钱乘旦的研究触角不断延伸，始终不变的是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放眼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钱乘旦敏锐捕捉到国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需求，积极推动设置新的学科，从学科建构到理论建设，从课程设置到人才培养，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鼓与呼。“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历史学者，始终坚信学术研究理当叩问时代、观照现实，以学术服务中国，以学术洞察世界。

学科建制，助推研究再上新台阶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便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学科增长点之一。您作为区域国别学申请一级学科的主要牵头人，能否介绍一下学科设立缘由和过程？

　　钱乘旦：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根本原因是国家的需要，没有国家的需要，不可能让这样一个公众很不熟悉的领域一举成为一级学科。但触发的事端还是存在的，没有触发因素，新学科也不会出现。

　　事情的起点在2018年。那年4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由我出任院长。当时，谁也没想到由此就生发出一个新学科，并在学术界掀起一股热潮。

　　北京大学早就想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这是北大校领导的学术远见，他们看到中国需要发展这个领域，世界的变化促使中国去了解世界。经过很长时间酝酿，2018年学校领导下决心建立一个新机构，全力推动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时，学校下达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人才培养，并且下拨了招生指标。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培养研究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学科支撑——在中国的学科体制下，没有学科支撑就意味着报考没有“入口”，毕业没有“出口”，总之是没有“户口”，属于“编外”。为解决“户口”问题，我们在2019年也就是第一届学生入学时便向学校提出：自主设置区域国别研究的博士点。

　　学校接受了这个方案，但自设程序用了很长时间。有一次我去研究生院商议此事，当时学位办的负责人突然提出：可不可以在国家《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下一次修订的时候，争取在全国范围内把“区域国别学”设为一级学科？我当时十分惊讶，因为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个新的一级学科非常困难，高校教师都知道这个情况。把一个社会上很少有人了解的领域一举升格为一级学科，那几乎不可能！

　　但我们还是答应试试。很快，北京大学以学校的名义正式向教育部打报告，建议将“区域国别学”设为一级学科，以推动和加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以此为起点，一场为时两年多、惊动半个学术界的“区域国别学”定位战拉开了序幕，最终结果是大家知道的。此处无意把整个过程细述一遍，也无需将其中的曲折、变故和激烈争辩一一道来。此处只想指出，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根本原因是中国走到今天，了解和认识世界已是必需。“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强国之需，作为正在成长壮大的当代中国，必须以这门学问为窗口，观察世界、判断世事。正因为如此，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教师学者甚至学生，都关心这个学科能否出现，并从多方出力。应中国古话所说，“天时、地利、人和”在这个时间点上交汇，“区域国别学”应运而生。

　　记者：在我国，区域国别学是新兴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却不是新鲜事物。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需要更为全面深刻地了解世界，洞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复杂局势，区域国别研究也迎来一波发展高潮，请您谈谈具体有哪些进展呢？

　　钱乘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向重视对外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多个高校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旨在研究外国问题。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文革”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组建，其中包括多个涉外研究所；各高校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产出一批研究成果。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对世界的了解也日益迫切。2011年，教育部启动了区域国别研究专项，至2021年相继建成了430多个研究基地和培育中心。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定区域国别学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开启了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新局面。之后，区域国别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许多高校闻声而动，纷纷建立起区域国别研究的专门机构，还有一些学校自设了区域国别学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社科院系统和国内其他研究院所也都在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向建制化、专门化方向发展。当然，正如一切新生事物那样，区域国别学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努力解决。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追求稳健，把握住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让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博采众学，服务国家社会发展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长期致力于英国史研究，从国别史研究推及区域国别研究，您认为世界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是什么？

　　钱乘旦：我是从研究英国史起步的，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现代转型的国家，这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影响。英国曾经是一个大帝国，学习英国史，就必须了解这个帝国。因此我在学习英国史的时候就了解了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情况，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兴趣不断延伸，从英国史扩展到英帝国史与亚洲非洲史，从英国现代化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现代化。此后，又从单纯的历史研究向世界文明史发展，对文明问题产生兴趣。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变化，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十分狭窄，主要聚焦于政治、军事、外交等。但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人类历史不仅有战争和政权更迭，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服饰、婚姻、经济活动等。由此，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被极大拓展，经济史、社会史应运而生，随后心态史、环境史、劳工史、妇女史、文化史、科学史等分支相继出现，历史学不再是单一学科，而成为融合多个领域的交叉学问。也正因如此，国内最早提出建立区域国别学并将其定位为交叉学科的，正是史学界的学者。既然我们能用交叉的视角、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人类的过去，那么研究当代世界也理应如此。这便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科逻辑，也是世界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对接之处。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目标，是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做全面的、深入的、细致的了解和研究，其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些人们比较熟悉的领域，还应对气候、环境、地理、资源、技术、人口、宗教、习俗、民风等做全方位研究与了解。由此可知，区域国别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在于历史学集中关心人类社会的过去，而区域国别学立足于解决当下问题。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关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对人类社会做全面的研究。我一直认为，历史学应该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石之一，历史（特别是对象国的历史）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知识之一。

　　记者：作为一门应用性强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是如何集合各学科之力为国家战略与社会交往提供积极支持的？

　　钱乘旦：区域国别学确实是一门应用性学科，我的说法是：它因“用”而生。它“有用”，因为它解释和解决具体问题，为国人了解世界打开一扇窗，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学术支持。这个学科不闭门造车、不是坐在象牙塔里苦思冥想。区域国别学的核心要义是“学以致用”，这里的“用”并非指写文章、发表学术成果，而是用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如果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这门新学科，招收了学生，培养了人才，结果这些人才只追求发表论文、评选核心期刊，那么这门学科对国家而言便无实际意义，也无法解决我们正在面对和以后会面对的问题。区域国别学的生命力在于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各学科（不论文理）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中国走向世界是全方位的，大到国与国关系，小到我们的企业走向国外，我们的文化、体育参与国际交流，都需要了解世界，了解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区域国别学有广泛的应用范围。

　　浙江师范大学在这方面提供了示范：他们有一个区域国别研究团队，专门研究非洲问题。他们高度重视田野调查，每年都去非洲，与非洲许多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结识了许多非洲朋友。他们关于非洲的知识以及在非洲的朋友圈助益于地方，我们都知道浙江的小商品出口贸易非常发达，由此他们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他们在推进国家层面的中非交往方面也为我国政府提供学术建言。我想，如果中国各处的区域国别研究都致力于“用”，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科离发展成熟也就不远了。

立足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记者：高水平区域国别研究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是大国崛起的学术支撑。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是西方一些国家已有的实践。您认为，与西方大国相比，我国构建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有何不同，其性质是什么？

　　钱乘旦：所谓区域国别研究，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统治这些地方，它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研究各种问题。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所谓的“东方学”“埃及学”之类，就是其结果。二战结束后，面对着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其时代背景非常清楚，就是战后美国需要了解新独立的国家，为其制定全球战略及解决具体问题服务。简言之，就是为它的世界霸权服务。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较晚，它是应中国快速发展之“运”而生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快步走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了解世界，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世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以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了解世界、洞察世界的需求愈发强烈，区域国别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当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我国应对世界变局、保证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内涵，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世界各国、各地区作深刻的、全面的研究。比较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为其霸权目标服务的；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所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己任。

　　记者：在您看来，新时代推动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钱乘旦：作为新兴学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以便建立起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精深、系统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整合学术力量。目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力量较为分散，多散布于高校（科研院所也是如此）各院系、各学科，如何把这些力量整合起来，是我们面对的一大难题。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人们对“交叉”的理解并不深，往往停留在口头上，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二，确保研究对象分布均衡。国内涉外研究长期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比如美、英、日、法、德等，北欧、南欧几乎没有。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则处处是空白，像印度这样重要的国家，专门的研究人员也不多，更不要说柬埔寨、不丹这些地方了。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在布点时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提升语言能力。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问题尚不突出；对非英语国家而言，问题就比较大。试问：如何能够用英语研究拉美、中东、东欧或北欧，更不要说非洲或中亚？况且，仅用英语进行研究很容易变成西方话语的传声筒，这是需要高度注意的。

　　第四，实现真正的交叉。目前介入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并不多，即使有介入，也多浮于表层。前面说过，区域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做全方位了解和研究，几乎需要各学科介入，包括理工医农文体等，是一种大交叉。但目前各校、各单位建设区域国别学，大多将其放置于某一个学科之下，比如外语或国际关系。我们提倡建设单独的区域国别学科，要有单独的建制。

　　第五，区域国别研究要求“在地”，就是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根，与各种人交朋友，做到“知形、知心、知行”，即了解对象国的地理风貌、人口、历史、宗教文化、经济发展等总体情况；与当地民众进行交心交流，知道其心理状态；明白民众行为方式，了解国家政策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总之，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凝聚共识、协同合作，共同肩负起这一神圣职责，要源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要用踏实的精神把它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