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与重建——中国近现代形而上学思潮研究

韩立坤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

　　晚清国门大开后，身处中西文明碰撞与古今历史交汇之处的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在回答此时代问题的百余年历程中，哲学家们融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建构的哲学理论，较古代哲学在深度与广度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推进，因而通常被视为继“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之后，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思想突破与思想高峰。

　　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最突出特点，是哲学家们前赴后继的建构阐发了形态多样的“形而上学”。在通行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内容，亦是“形而上学”。学界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对于近现代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体系进行了细致考察，间或也涉及到对哲学家的思想比较与哲学流派的深入研究。但这种研究由于沿袭“哲学史”的范式，因而成果本身，或是局限于按照政治事件节点所划分的“近代”“现代”，造成对本是在时间演进中前后关联的哲学问题与哲学思想的封限，或是囿于以个别思想家或哲学流派为中心的个案范围，遮蔽了不同立场不同阵营的学者个体所探讨的共性课题。

　　韩立坤教授的新著《拒斥与重建——中国近现代形而上学思潮研究》，则在以往研究成果构成的坚实的但却是散点模块的研究基础上，以其创新的研究方法与深邃的问题意识，开辟了研究近现代“形而上学”的全新进路。该书构建并运用了“哲学概念—哲学观念—哲学思潮”的三维分析结构与立体阐释模型。也即是，运用“概念史”方法细致考辨“形而上学”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介绍、运用移植、内涵重塑与知识增生的过程；采用“观念史”的进路揭示此概念引发的“形而上学合法性”核心观念以及其引发“拒斥”与“重建”两阵营的百年争论；基于“思潮史”的视角聚焦“形而上学思潮”本身予以全面梳理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在近现代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中的重要影响。

　　由此，著作明确，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获得范式自觉的中国哲学，借助于一系列新的概念语词，实现了自身话语系统与思想体系的现代转型。其中，作为“Metaphysics”的对译词，“形而上学”一词自被移植到中国后，即因为其在西方遭遇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唯物主义等的强烈拒斥，而将其“合法性”问题同样植入到中国哲学。对此问题的自觉与回应，形成了“拒斥”与“重建”两种主张。而两阵营在百余年的互动过程中，围绕上述重要内容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争论，从而客观上催生了围绕“形而上学”相关问题展开的思想活体。

　　而著作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拓展出一个由“形而上学”这个翻译概念与哲学论域的阐释差异与理解冲突，所延展出的宏大理论网络与思想图景。在其中的人物方面，涉及魏源、冯桂芬、薛福成、张之洞、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杜亚泉、胡适、陈独秀、张君劢、李大钊、丁文江、张东荪，以及梁漱溟、方东美、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牟宗三、唐君毅等。在材料方面，涉及晚明传教士汉译文献、清末日本翻译文献、清末传教士汉译文献、清末民国时期双语词典、近现代思想家文献、中西方哲学史经典文献等。在问题方面，涉及近现代学人围绕“形而上学”概念内涵、“形而上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形而上学”的方法要素、“形而上学”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的”命题类型、“形而上学”在现代文明的意义与价值、“形而上学”如何为科学民主提供理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的古代传统与核心精神等。

　　由此可知，“形而上学”合法性问题可谓是近代以来事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核心问题。而在探讨此类问题时，哲学家群体基于“形而上学”与科学、“中国形而上学”与“metaphysics”的比较，给予了全面回应。此类工作，既论证了中国“形而上学”在研究对象、思想方式、认识方法、理论逻辑与价值旨趣等方面的特殊性，又为哲学家们在“科学时代”重建新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学理依据。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方东美、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哲学家广泛汲取古今中西的思想资源，纷纷建构阐发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新体系，借助“宇宙论”“本体论”“方法论”“人生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境界论”构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理论系统，表现了哲学家对此类哲学核心问题的现代理解。同时哲学家们又据此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与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如科学、民主、道德、价值、信仰等予以理论解释与形上说明，体现了哲学家们的现实关怀。

　　可以说，这些思想体系，既是中国哲学现代新开展的主要理论形式，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基础理论与主干内容，也充分说明了“形而上学”对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观念引导与理论型构作用。并且，这些以西学为参照的哲学范式，又从不同侧面凸显了中国思想的问题意识、理论传统、核心精神与价值旨趣，为后世学界在世界哲学视域下更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民族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引导。

　　此外，著作还揭示了，从清末经民国直至当下学界仍在接续重建“形而上学”的百年历程，根本是哲学家们身处中西古今的文明碰撞时代，尝试为中国新文化新文明提供哲学阐释说明的理论探索。这些理论体系，并不是“概念的游戏”（金岳霖语），而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课题的哲学方案：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学习西方进步的科学与民主。但同时，又必须坚持中国主体性，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中可以现代转化的道德伦理、价值理性、超越关怀与人文精神，以此规避西方文明观念的不足，建构属于自己的文明新形态。

　　总的看，著作展现了贯穿在近现代哲学史中的核心逻辑，即“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观念谱系、内容关联、思想全景、理论影响。显然，若非对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有全面系统的了解，若非对近现代的形而上学本身有深入的理解，并掌握足够丰富的材料文献，是无法揭示并展现此内容错综庞杂、关联盘根错节的“形而上学”思潮的。

　　这部66万字的厚重著作，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优秀”成果，以其宏阔的视野、扎实的文献与精深的辨析，全景式地勾勒了这场思潮的复杂脉络与理论全貌，为学界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进而思考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明新形态奠定坚实的学理根基，提供了极具启发的思想镜鉴，可谓是对这一重大思想课题进行系统性、奠基性研究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