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95年前后，一支自称为“马扎尔人”的草原游牧民族自东向西进入中欧喀尔巴阡盆地。在短短半个世纪里，马扎尔人征服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并多次向西欧发动侵袭，直至955年在莱希菲尔德被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击败。1000年前后，在大公伊什特万的带领下，马扎尔人皈依基督教。这支族群后来以“匈牙利人”之名为世所知，他们建立的国家就是匈牙利。对于匈牙利古代历史，匈牙利学界常以895年匈牙利人定居喀尔巴阡盆地和1526年的莫哈赤之战为界，将其分为早期史或史前史（895年前）和中世纪史（895～1526年）两个阶段。从事匈牙利早期史研究的学者，多对匈牙利人的族群起源、迁徙过程、部落社会制度、与其他族群的关系等问题感兴趣，他们擅长历史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跨学科研究，常与以突厥—蒙古学为代表的阿尔泰学和内陆欧亚学对话。研究中世纪匈牙利史的学者关注匈牙利基督教化、封建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他们熟稔以拉丁语文献为代表的欧洲史料，并以中世纪学家自居。不过，这一分期方式预设了匈牙利古代文明的巨大断裂，也遮蔽了匈牙利从游牧到定居、从部落社会到王朝国家、从信仰多神教到信仰基督教的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多重面向。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族群互动和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探讨匈牙利在中世纪欧亚文明演进中的位置。其中，有三种比较研究的路径尤为值得关注。

一

　　第一种比较路径是将匈牙利人与阿拉伯人、维京人共同视为中世纪早期欧洲文明的冲击者和塑造者。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将匈牙利放在欧洲文明形成背景下进行讨论的学者之一。在《封建社会》（1939～1940年）一书中，布洛赫将9至10世纪的阿拉伯人、匈牙利人和维京人视为最后一批入侵欧洲的“蛮族”，并认为在他们入侵结束后，欧洲文明的边疆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动。此后欧美通行的中世纪史教材和全球史教材，如美国学者C.沃伦·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简史》（1964年）、布莱恩·蒂尔尼和西德尼·佩因特的《西欧中世纪史》（1970年）以及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70年），均沿用布洛赫的上述观点。这一比较视角在当今学术界亦不乏追随者。匈牙利学者彻特·卡托纳在《草原世界的维京人》（2023年）一书中强调，维京人在“海洋特征”之外还具有明显的“草原特征”，匈牙利人无疑是作者研究维京人的重要参照。

　　相较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对阿拉伯人扩张的经典分析，匈牙利人对欧洲文明格局塑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阐发。学者们常将955年的莱希菲尔德之战与732年的普瓦提埃之战进行对比，认为正如查理·马特从阿拉伯人手中拯救了欧洲，奥托一世也从匈牙利人手中保卫了基督教世界。成功抵抗匈牙利人入侵，无疑增强了奥托家族的影响力，推动了东法兰克王国向神圣罗马帝国的转型。但从长时段看，匈牙利人的角色不止如此。布洛赫指出，在欧洲文明内部，匈牙利人“没有使其血统成分大量地与更为古老的欧洲血统融合起来”，还“将斯拉夫集团分割成两部分”。前者是针对维京人而言，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向外迁徙的维京人，无论是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意大利西西里岛，还是在不列颠群岛，抑或俄罗斯地区，最后都融入当地社会。后者则强调在东欧斯拉夫文化的海洋中，匈牙利人不仅成功避免了被同化的命运，还隔开了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两大族群。

二

　　第二种比较路径是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地区同伊比利亚半岛、大不列颠凯尔特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并视为中世纪欧洲文明的边疆。最近三四十年来，在欧洲地缘政治变动、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多元族裔文化形成等因素影响下，欧美学术界对上述边疆地区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以英国学者J.R.S.菲利普的《中世纪欧洲的扩张》（1988年）和罗伯特·巴特利特的《欧洲的创生》（1993年）为代表，学者们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形成视作从中心向边缘扩张的历史进程，并反思边缘地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英国学者大卫·阿布拉菲亚和匈牙利学者诺拉·贝伦德主编的《中世纪边疆》（2002年）进一步将前述地区界定为“边疆社会”：不同于族群成分较为单一的西欧国家，多元的族群共生和跨文化互动是“边疆社会”的主要特征。此外，边疆也具备塑造中心的能力。在《基督教世界的门户》（2001年）一书中，贝伦德指出，中世纪匈牙利的多元族群状况、特别是与草原世界的密切联系，造成了欧洲基督教世界始终对匈牙利的文明归属有所怀疑，匈牙利统治者则擅于利用这种文明分离焦虑达成自身的政治目标。

　　放在中心与边疆互动视角下，我们能更好地认识中古时期匈牙利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一方面，匈牙利扮演着沟通欧洲与域外世界的门户的角色。在族群方面，匈牙利统治者接纳了大量说德语和罗曼语的西欧移民，这些移民在推动匈牙利城市发展、农业矿业开发和商业贸易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宗教方面，匈牙利是罗马教廷属意的对抗东正教“裂教者”和向草原世界传播基督教的先锋。匈牙利向巴尔干地区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地区的扩张，均得到罗马教廷首肯。在军事方面，匈牙利是十字军从陆路前往近东的必经之路，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成为对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前线。另一方面，作为边疆的匈牙利具有不同于欧洲核心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征。匈牙利的城市化进程较为滞后，直到13、14世纪才出现可同西欧等量齐观的城市；匈牙利的早期王权较为强大，之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匈牙利逐渐演变为贵族主导下的等级制国家；中世纪的匈牙利也很难说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它的土地保有和使用并不以领主与附庸之间严格履行双向义务为前提。而到了近代早期，在西欧封建生产关系逐渐松动之际，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出现了“再版农奴制”。

三

　　如果说前述两种比较视角仍是以欧洲为中心，探讨匈牙利对欧洲文明的影响，那么第三种比较路径则立足于整个欧亚大陆：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视角出发，我们可将匈牙利视为中世纪欧洲国家构建中的“草原类型”。早在18、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德经和德国历史学家马夸特就主张从整体视野考察中世纪早期欧亚大陆族群互动的历史。当代学者主要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对中世纪欧亚族群进行比较研究。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格里认为，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存在三种国家建构模式：第一种是以哥特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他们的国家建构围绕统治家族及王朝展开，并经由族史创制、法典编纂和基督教化等手段得以巩固；第二种是以匈人、阿兰人、阿瓦尔人和匈牙利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国家建构围绕超凡领袖及其政治集团展开，政权合法性主要来自军事胜利；第三种是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斯拉夫人等，他们是去中心化的国家建构模式。奥地利学者瓦尔特·波尔进一步指出，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罗马—拜占庭世界也经历了被称为“罗马化”的身份生成和国家再建构过程，这是日耳曼、欧亚和斯拉夫之外的欧洲的第四种国家建构方式。

　　无论是“三种类型说”还是“四种类型说”，学者们均认可中世纪匈牙利的制度与文化带有不可忽视的草原印记。在族源书写和族群认同方面，在接受基督教之后，匈牙利中世纪编年史家仍长期把匈人及其首领阿提拉视为本民族的英雄祖先，以建构族群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领土的合法性。在王位继承方面，匈牙利长期未能建立稳固的长子继承制，阿尔帕德王朝（1000～1301年）时期多次发生兄弟反目、叔侄相争的惨剧。有学者认为该现象是匈牙利早期游牧社会盛行的“双王制”的遗续。在文化风俗方面，在当时的西欧观察者眼中，匈牙利保持了浓厚的游牧色彩。此外，中世纪匈牙利统治者接纳了大量游牧民族进入本国定居，库曼人还一度成为匈牙利王室的联姻对象，这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中并不多见。

　　总之，由于地处欧亚文明的交会位置，中古时期匈牙利的历史进程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进而产生了研究匈牙利历史的多元路径。上述三种比较视角有力地打破了以基督教化为中心的西欧中心论叙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审视中古匈牙利文明的演进。同时，比较视角也有助于匈牙利史研究克服“地方化”倾向并同主流学术范式进行对话，以便在大的文明框架下理解“小国”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

　　（作者：宁 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