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我走上学术之路，和我的父母有关。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学毕业生，读的是中文系。这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50年前我在东北插队的时候，身上带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鲁迅文选》等书籍，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在乡下度过了难忘的日子。1977年参加高考后，我去了大连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遇到了叶德浴先生。他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也成了我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不久后，我在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又学习多年，随王忠舜、高擎洲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受到系统训练。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巴金作品，行文中带有较浓厚的康德主义气息。多篇论文很快发表在《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上，也由此找到了可以安置内心的园地。

　　我对学术产生兴趣，主要源于对知识的好奇心。我在学习中不断纠正先前的观念，也在探讨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过程中，愈发意识到更新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如此说来，读书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怎样摆脱教条主义，如何除旧布新，这既是学界的话题，也是自我成长的话题。总结起来，我从事的工作，一直存在着不断外求和内省的过程。

　　1988年，我被分配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研究室的前辈都很有学问，他们不喜空谈，注重考据，本于事实。在李何林先生带领下，研究室思想活跃、学术氛围浓厚。鲁迅研究涉及文艺思潮、翻译思想、文章学、历史学、金石学、民俗学、艺术史等领域。我以前比较关注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杂文写作的现实情怀。到了博物馆，发现仅仅从文学角度理解鲁迅，有时不得要领，便开始补课，学习古代文化知识和域外艺术史。博物馆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面向大众的基础研究。受此影响，我用力最多的，是为青年写一些普及读本，所写《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等书，都力图客观展示五四前后的文化史。

　　我后来主持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学术理念略有变化。在前辈的启发下，提出“三个中心、一个园地”的主张，即建设鲁迅研究中心、鲁迅生平展示中心、鲁迅研究资料中心和作家活动园地。那时候策划了不少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与当代作家的互动也成为常态，有时候还参加近现代文物鉴定工作，我的研究也围绕这些领域继续拓展。

　　2009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被任命为院长。这是我学术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将研究转向更深的领域。因为面对多个二级学科，思考问题就不能陷在自己的专业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过多次世界汉学大会，一些学术活动与古代文学、博物馆学、比较文学、文献学有所交叉。在多学科的互动里，我意识到现代文学研究开拓空间的重要性，教学与科研当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在学校支持下，文学院设立古典学、创造性写作的自设的二级学科，渐渐拓展了知识空间。

　　大学教书也强化了我学术思考的系统性。“民国文学课”，就是多年的文学史研究的心得，所写《当代文艺思潮中的康德之影》《从京派到新京派》等论文，都比过去的研究多了一些历史感，将哲学、教育学、美学元素渗入到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思考中。而鲁迅研究方面，也比先前略有深化。一是用多年时间梳理了鲁迅与传统学术的联系，有《鲁迅与国学》一书行世；二是撰写《鲁迅与俄国》一书，力图在世界文学层面思考现代作家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背景；三是推出《鲁迅忧思录》《鲁迅遗风录》等书，力求立体化思考鲁迅的思想。与博物馆时期的写作不同，学院式的思考，要寻找规律和思想的可能性。一个研究文学的人，本身也该是个写文章的人。对我来说，文学研究与散文写作是相得益彰的。我曾在《收获》《十月》开过专栏，力求做到学术的随笔化和随笔的学术化。

　　我一直觉得，学术研究要敢于面对一些难题，从不被人注意的存在中寻找精神价值的亮点。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与五四那代学人、作家有着或隐或显的继承关系。在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探讨五四学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年与许多学生一起关注新学与旧学之关系，并到博物馆现场教学，考察新文化如何继承了传统有意味的元素，从多学科视角重新审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立体地体现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这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

　　打通古今，其实也要有鲜活的当下意识，这是我与学生经常讨论的问题。比如学术论文如何建立问题意识，有些是读书的结果，有些是现实启示。如果把这两种经验汇合起来，则会捕捉到解决现实难题的思路。我最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京派文论的趣味主义》一文，就是讨论文风问题。有感于目前大学的一些学术八股，探讨述学文体的“思”与“诗”结合的可能。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批评文章，怎样言之有物，且含有智性与趣味，五四那代人早有所示范。今天的学子要写出好的文章，鲁迅、朱光潜、顾随等人带来的启示都值得珍视。

　　显然，学术研究是没有终点的跋涉，其间会遇到许多难题，也要意识到自身的限度。人应当承认自己的有限性，但又须不断克服偏见，对于精神生活有无限的神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有一种使命感。许多前辈的文章是有温度的，在发现问题、追问问题过程中，保持了思想的清醒。

　　我感到，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视野要宽一点，趣味要广一点，应在多个维度里出出进进。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学批评，它是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除了现代文学研究，我还写了大量文学批评文章，出版过《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张中行别传》《当代作家别论》等著作。这个过程，构成了与当代文学的对话。一方面将五四那代人的心得融入当下语境里，另一方面又在当下经验中深化了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文学研究者的任务之一，是发现和衔接那些中断的文脉，并为文化的进步提供资源。这种工作看似枯燥，而我乐在其中。

　　（作者：孙郁，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文学批评家，本报记者任欢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