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1895年—1984年），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和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生著述丰硕，在《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等著作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新实在论哲学体系，为我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54年3月24日，光明日报创办《哲学研究》专刊，金岳霖兼任专刊第一任主编，有力推动了哲学大众化传播。
【哲人追“思”】
金岳霖字龙荪，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在长沙度过了基础教育阶段。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之后留学美国，192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于1926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并推动成立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历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原北京，他继续任教授，并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7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金岳霖一生从事哲学体系构建以及逻辑学和哲学的研究与教学，有一个理想贯穿他整个的学术生涯，这个理想体现在“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和“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直接间接为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内争取较高的地位”的结合。金岳霖的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论道》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和技术，为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道”构建了一个现代形式的、中西合璧的形而上学体系，而《知识论》更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知识论体系。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不仅有一个静态的思想结构，而且有一个动态的思想历程，他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是这个历程的原动力。
1914年，金岳霖从清华学校毕业。毕业之际，当届学生以“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为名，编印了一本题为《赠言》的册子作为“纪念录之刊”，金岳霖提交的是一篇名为《说礼》的文言文，凡900字。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儒教之陶冶我中国者，数千年矣。其能致人心于不敝，弭恶行于无形者，非神道也，礼而已矣”，但在那个“有被瓜分恐惧的时代”，“欧风东渐，厌旧喜新，夷狄诸夏，此其时矣”。在文章的最后，金岳霖认为，“救末世而挽颓风”的方式在于“悦礼乐而敦诗书”，而他自己则“有意于斯”。从这篇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19岁青年的家国情怀，而“救末世而挽颓风”也成为金岳霖一生念兹在兹的学术理想和人生理想。
1.哲学学科建设
金岳霖曾这样评价休谟的《人性论》，该书“以流畅的文字讨论许多他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表示他底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任何类似的哲学都不能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也表示他虽然在一种思想底工具上自奉过于俭约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提许多的重大问题，作一种深刻的讨论”。罗素的书则使金岳霖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休谟一向被英国人尊为头号怀疑论者，金岳霖直面了休谟学说带来的挑战，而《数学原理》中的现代逻辑就是他“思想底工具”。
1925年冬天，金岳霖结束四年的旅欧生活回到国内。1926年春，清华大学的大学部改制，废除普通、专门之分，进入国内大学正常轨道。3月，金岳霖被聘任到清华大学讲授逻辑课。9月，31岁的金岳霖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学生沈有鼎和陶燠民的建议下成立了哲学系——所谓“哲学之家者”。哲学系的教学目的就在于培养接受过哲学专门知识教育的哲学家。
清华大学哲学系创立之初，金岳霖开设了“论理学”“西洋哲学史”和“西洋哲学问题”三门课程，他在“哲学问题”的课程大纲中清楚地说明：“本学科之目的，在提出种种哲学问题，从各方面详加讨论；以认识论及批评哲学为主，偏重实在主义。”课程教材主要围绕文恩的《符号逻辑》、梯利的《哲学史》以及斯波耳丁的《新理性主义》。1910年7月，斯波耳丁与佩里、蒙塔古、霍尔特、马尔文、皮特金在《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杂志上发表《六个实在论者的纲领和第一篇宣言》，提出实在论（亦称实在主义、唯实论、唯实主义等）哲学的基本原则。1912年，他们又合作出版《新实在论》一书，系统阐述新实在论的主张。斯波耳丁出版于1918年的《新理性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实在论的关键著作，它有一个很长的书名：《新理性主义：在现代逻辑和科学的基础上，通过批判对立的哲学体系，发展建设性的实在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中国哲学界研究新实在论和现代逻辑的中心，而金岳霖一开始所选的这些教材及其名称，也被认为是逻辑学和哲学在当时的中国形成学科的一种“宣言”。
1934年至1935年学年中，“哲学系学程一览”第一次以“课程总则”这样一种“正式”的形式，表述了清华哲学系同仁对于“哲学”的一般理解、逻辑课程在哲学系占有突出地位的原因，其中明显体现出金岳霖的影响。“课程总则”提及：“本系课程，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种。逻辑，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概论，为初级课程。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先通思考之方法，先知哲学内容之大概，及历史上已有诸大哲学系统之内容。伦理学，美学，知识论，形上学，为中级课程。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就哲学中之各部分，作较深的研究。哲学专题或专家研究，为高级课程。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就某种哲学问题或某哲学系统，作详细的研究……鉴于中国原有之哲学，多重结论而忽论证：故于讲授一家哲学时，对于其中论证之部分，特别注重。使学生不独能知一哲学家之结论，并能了解其论证，运用其方法。又鉴于逻辑在哲学中之重要及在中国原有哲学中之不发达；故亦拟多设关于此方面之课程，以资补救。”
金岳霖对逻辑与哲学的学科性质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哲学观念和做哲学的方法。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和方法，他为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践方向，推动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哲学研究领域的“清华学派”。这一学派的核心观念是逻辑，在课程设置、教学和研究中也非常注重逻辑。金岳霖的具体贡献集中体现于1935年出版的《逻辑》一书，此书较完整地介绍了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中的逻辑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等基本概念、命题与证明，同时对传统逻辑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对逻辑的基本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在金岳霖建立的哲学体系中，逻辑的观念也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没有逻辑的观念就没有他的《论道》和《知识论》。在哲学学科建设方面，金岳霖对“逻辑和哲学的观念”的践行，为哲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案。
2.新实在论哲学体系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主要由《逻辑》（1935年）、《论道》（1940年）和《知识论》（完成于1948年底，直到1983年才正式出版）组成。这些著作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新实在论哲学体系，其中的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不仅罕见其匹，而且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个哲学体系要面临的任务确实很多。金岳霖指出，“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这种情况会使习惯于系统思维的人得到一种哲学上料想不到的不确定感，也可能给研究中国思想的人泼上一瓢冷水”，“这样的中国哲学是特别适宜于独创的思想家加以利用的，因为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独创的思想纳入它的框子”。
1935年，金岳霖出版《逻辑》一书，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第一次系统地把现代逻辑引进中国。罗素在1903年出版第一卷《数学原理》之后，与其老师怀特海在1910年至1913年出版了三大卷《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缩写为P.M.）。这些数理逻辑著作的问世，对数理逻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28年，希尔伯特与其学生贝尔奈斯在它的基础上出版德文版《理论逻辑基础》作为教科书。哥德尔在1929年读完这本教科书，关注了其中提出的经典一阶谓词演算的完全性问题，并在三大卷《数学原理》的基础上作了肯定的回答，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1938年，《理论逻辑基础》的修订版吸收了哥德尔的结论和证明过程。数理逻辑领域中的这部经典教材在1950年出版了英文版。在内容上，《理论逻辑基础》包括句子演算（命题演算）、类演算（一元谓词演算）、狭谓词演算（一阶谓词演算）和扩充的谓词演算（如二阶逻辑演算）等四部分。金岳霖在《逻辑》“第三部介绍一逻辑系统”的导言中，概述了第三、第四两部的大致情况和基本分工：“本篇要介绍一整个逻辑系统的一部分。因为现在的逻辑系统化，所以要介绍一系统以为例；因为所介绍的是熔逻辑算学于一炉的大系统，本书只能选择最前及最根本的一部分，同时最前及最根本的部分的题材也就包含传统逻辑教科书的题材。根据作者个人教书的经验，在未举逻辑系统实例之前，关于逻辑系统之种种问题不容易提出，也不容易讨论；此所以在第三部介绍系统，而在第四部讨论关于逻辑系统的种种问题。”金岳霖从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出发，利用一元命题函项和二元命题函项定义出类和关系的概念，建立了抽象的类演算和关系演算。“本书的宗旨在使初学者得批评的练训，使其对于任何逻辑及任何思想，均能运用其批评的能力。”金岳霖所著的《逻辑》一书主张数理逻辑应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种思想倾向客观上促进了数理逻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的深入发展。
1940年，金岳霖在《论道》中进一步阐释，每一个文化区都有自身的中坚思想，而每一个中坚思想又都有自身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在他看来，“希腊底Logos似乎非常之尊严；或者因为它尊严，我们愈觉得它底温度有点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我们在这一方面紧张，在情感方面难免有点不舒服”。然而，“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本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态度，金岳霖应用《逻辑》中所介绍的现代逻辑，也即《论道》中的“式”，为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等名词做了理智上的了解，同时，他把对这些名词的情感转移到《论道》中相应的概念上，实现“式”与“能”的综合，建立起一个从“道是式—能”到“无极而太极是为道”的独特的形而上学体系。与此同时，这个形而上学体系为金岳霖回答休谟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论道》出版之后的《知识论》写作中，金岳霖广泛而系统地讨论了西方近代哲学以来的认识论问题，尤其是对笛卡尔以来西方的“唯主方式”进行了批评，认为知识就是“以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用意念的摹状和规律学说从正面来解决休谟提出的问题。为了说明意念和名字的不同，在他看来“名字是不能按名得实的，不能传达的。假如一个人没有看见过沈从文先生，我们不能够只说沈从文三个字，而说了之后就盼望他到车站上去接沈先生。假如一个画家不认识林徽因女士，我们不能够只说林徽因三个字，而说了之后就请他画林女士底像。名字是跟着有此名字底个体底变而变的，因此它不能摹状个体，如果意念是和名字一样的，我们当然不能利用意念去表示个体底变更”。
对于这里用到的“摹状”一词，他明确提到，“摹状两字得自张荫麟先生”。这个词在今天用得很平常，其实在《逻辑》中，金岳霖提出过不同的意见：“P.M.的作者对于‘美国皇帝是胖子’这样的话，很费了一番解析的工夫。这样的话一方面有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所谓叙述词的问题。所谓叙述词者在原书中为Description。‘叙述词’这一名词很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改用‘形容词’或‘摹状词’结果恐怕更坏……P.M.曾举‘Author of Waverly’以为叙述词的例。从这个例看来，原书中的‘Description’不便称之为摹状词，或形容词。”在《知识论》中，金岳霖说，“摹状是description of特殊的”，也就是说，“所摹状的是特殊的呈现，或类似特殊的意像。我们所比较习惯的说法，是说所形容的是特殊”。他明确提出：“如果我们要表示摹状，我们得用话表示，例如x摹状y，或x摹y底状。特殊的东西根本不能有这样的动作。摹状总是摹状别的东西，即以x而论，它摹状y而不摹状x本身。可是，别的东西也是特殊的，不然它们无状可摹。两特殊的东西决不会彼此一样，我们决不能执两者中任何一者去摹状另一者，除非我们以两者中之一为符号。可是，把两者之一视为符号，我们就不是把它视为特殊的了。特殊的既不能摹状，也不能规律。规律也是规律别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同样的理由，表示特殊的东西不能规律。”这里所谓的“东西”是一种特别的用法，指的是接受呈现的一种工具或方式：“就摹状说，它来自呈现或所与，它是以呈现或所与抽象地摹状呈现或所与。就规律说，它是接受方式。我们可以给东西以最简单的定义：所与中有性质与关系上的统一性而又有居据以为疆界的都是东西。在中文东西两字已经表示空间底重要。我们以四季中的春秋表示时间上的川流，以四方向中的东西表示空间上的居据。”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是应用现代逻辑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并克服了古代中国哲学中“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问题。但是，《逻辑》一书并没有解释“逻辑的有效性”；在1937年发表的《Truth in True Novels》（《真实小说中的真》）这篇论文中，他才再次强调了他十七年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就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观念：“如果一个人企图回避逻辑的有效性，逻辑的确会使他发疯，甚至比孙悟空一个筋斗翻了十万八千里，却发现自己还是落在心慈面善的如来佛掌心中还要疯得厉害。”逻辑基础问题一直在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对于这一问题，金岳霖坚持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3.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和分别
逻辑基础问题是当前逻辑哲学领域中的主要问题之一，研究的是关于逻辑本身的系统的哲学基础，而逻辑的哲学基础指的是一种实质性的哲学理论，它批判地考察和解释逻辑的基本特征、逻辑在我们理论和生活实践中所执行的任务、逻辑的准确性（包括逻辑的和元逻辑的断言的真和假的来源）、逻辑理论应该被接受或被拒绝或被修正的根据、逻辑理论被心和世界所限制和促成的方式、逻辑与相关理论（如数学）之间的关系、逻辑规范性的来源，等等。换句话说，逻辑的基础是什么？逻辑建基在什么之中？正是这个问题，贯穿着金岳霖终其一生的全部著作尤其是逻辑著作，而对这个问题的求解正是金岳霖“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得以结合的那个理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逻辑学科发展受苏联影响，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也对“形式逻辑”加以否定。围绕着“形式逻辑”问题，不同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争锋碰撞，多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专刊（1955年5月改刊名为《哲学》）。
金岳霖亲自参与并推动了相关问题讨论。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他力主“逻辑讨论需允许不同学派发声”。1961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读王忍之文章之后——在京津地区第三次逻辑讨论会上的发言》，为逻辑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价值辩护。这一时期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把传统的形式逻辑与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剥离开来，使其扎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从而让逻辑学研究焕发出生机。
1961年，金岳霖的《逻辑》列入“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重版。书的前面增加了一个前言——《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逻辑的客观基础”这个根本性问题，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也明确谈及《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形式逻辑底客观基础”问题，或者说“逻辑基础问题”——“我没有提出客观基础问题。现在看来我当时是不承认形式逻辑底客观基础的。这一方面的批判应该是重点之一。这个根本缺点应该克服，这一方面的批判应该补上。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只好留待将来，另找机会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我最初写成的是大学丛书中的‘逻辑’，其次是‘论道’，最后是‘知识论’。这只是时间上的秩序而已。就当时的思想说，我是用‘论道’那样的……世界观和‘知识论’那样的……认识论来写‘逻辑’这本书的，也是用……形式逻辑来推广我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我对于形式逻辑底客观基础底否定是有特点的。这似乎没有大错。”事实上，“这个根本缺点”直到1960年金岳霖发表《论“所以”》一文才被克服。在他看来，讨论“所以”的基础或者说推论的基础，是因为“整个的形式逻辑问题……太大了”。这样一来，就把逻辑基础问题从整个的逻辑过渡到了推论。在《论“所以”》中，金岳霖明确提出，“‘所以’的最后根据是客观规律、客观必然性。它的直接根据是判断底断定”，而其中“断定是人的断定，‘所以’是人的过渡。这个过渡是一件怪事。它是断定前提到断定结论的过渡，可是，它又是‘逻辑’和历史的桥梁。它跨在两个领域上，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是思维的可能”。这段话中的“跨”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应该允许做不同的解释；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建基在……之中”，即意味着，金岳霖把“所以”、推论，也就是逻辑后承建基在“历史的事实”和“思维的可能”这二者之中，而逻辑后承是逻辑的核心，从而在这种意义上就等于把整个逻辑建基在“历史的事实”和“思维的可能”这二者之中。
这就是逻辑基础问题的“金岳霖式”回答。根据这个回答，“所以”、推论接受“思维的可能”这一条件，但是“不完全为这个可能条件所支配，它是历史的条件决定的，它是在历史的条件下体现思维可能的规律的”，体现了“逻辑和历史底统一和分别”。
4.哲学家与哲学合一
在1931年的《论事实》一文中，金岳霖分析说，事实本身，无论普遍与个体，都是固有，其成分都有绝对固有。说事实是固有，是说它是广义自然界已经现实的情形，即令有“人”而不失其为“天”；说事实有固有，是说它的成分之中，无论有“人”与否，总是有狭义自然界的“天”。说“天人合一”，就是说所有的事实都是《论事实》中所讨论的固有。我们在金岳霖的形而上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著作《知识论》中可以看到，“天人合一”的思想是金岳霖哲学体系的出发点或立场。
1980年，金岳霖旧事重提——“有些旧事是应该重提的”，他在自己最后一篇论文中回顾了《真实小说中的真》（1937年）一文，提出“思维认识有两种，一种是抽象的思维认识，另一种是形象的思维认识。关于形象思维我能说的话很少。对我说，它仍然是我的难题”。在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中，金岳霖还谈到了中国画的事情。他认为，“在艺术方面，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山水画”。一般而言，画与意境的关系类似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只是相对于文学作品，后一种关系要复杂得多。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直接表达思想。画与意境的关系纵使复杂，但既然这种关系像是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那么金岳霖为分析“真实小说中的真”而提出的“样式”概念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山水画。金岳霖认为中国山水画是有形而上学背景或者说哲学背景的：“这个背景或根源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个哲学有有利的一面，它没有要求人自外于他自己的小天地（天性），也不要求人自外于广大的天。”形而上学当然属于思议的范畴。根据金岳霖的观点，和西洋的山川风景画不一样，中国山水画的原则是以大观小，它没有西洋画的“角度”或“侧面”。在画上执行以大观小这个原则，他认为，就是怎样留空白的问题，“山水画的中心问题是意境”。意境体现了认识内容与认识对象的合一，认识内容既包含抽象的思维认识内容，也包含形象的思维认识内容。金岳霖把思想分析为思与想，即思议与想象。这两方面的内容在具体的思维中综合在一起，就是思想、意境或者说样式。
金岳霖曾提出，“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大概会挑出‘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而“天人合一”说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广泛学说，最高、最广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金岳霖用他的学术人生生动诠释了哲学家与哲学的合一。在金岳霖看来，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意味深长地结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模式，而哲学与政治的合一总是部分地体现在哲学家身上。
“‘哲学’和‘哲学家’这两个词的使用一直极为含混”，金岳霖提出，“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近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在他身上你可以综合起来看到那本来意义的‘哲学家’”。
金岳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作者：刘新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