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是中国传统四部分类中的部类之一，代表着以诗文辞赋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学谱系，而在晚清近代新旧学术转换之际，它又是当时学人建设近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知识资源。近代文学史家钱基博就十分重视阅读文集、研治集部，他提倡的“集部之学”，在当前探索中国文学本土话语的情势下，已越来越受学界所关注，成为厘清集部源流、考察文集体例，乃至探求文学学科转型逻辑的一项命题。
钱基博读书治学深受其家学影响，重视传统四部读书法与文章圈点法。在1935年发表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的《自传》中，他自述读书务求浩博，涉猎四部，并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次年发表的《读清人集别录》又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由此标举父子二人的“集部之学”，可继清儒钱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从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中国文法说例》《文最》《国文研究法》《〈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等集部论著，可看出钱氏建构的“集部之学”，根源于他对古人文集的阅读实践，寄寓了对中国传统文章之学的学理思考。这份立足于“文”“集”关系而生发的思考，贯彻在他的读书法传授和国文教学实践之中。
钱基博长年从事教育工作，在早年的国文教学中即重视运用圈点法来阅读集部书，这是进入其“集部之学”的切口之一。1915年，钱基博撰成《中国文法说例》一书，指出中国文章的特点是“句有句、读、顿三者之别，章有起、承、转、落之不同，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并根据这种由字、句、篇、章而成文的文法特性，提出了“明句读”“分段落”“审篇法”的读文方法。在具体教育实践中，钱基博采取的方法是“缮布范式文字，既一任诸生自为句读圈识，而课余之暇，又将择取古人专集数种，其刊本未经人句读评点者，视诸生笔性之所近，人颁一集加圈点，定为日课”，可见这套所谓“圈点之程序”主要施用的对象正是集部书籍。
在《中国文法说例》的开头部分，钱基博引述明人茅坤的批点实践与清人曾国藩关于“评点之学”的论说，强调了圈点对于标示文法的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圈点作为一种书籍阅读、文学批评的特殊形式，是伴随着宋元以来文章总集之兴盛而发展成熟的。如清代吕留良辑、吕葆中批点《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书前《凡例》曾梳理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以至明代唐顺之《文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等总集的圈点应用情形，表明古代以圈、点、抹、截为基本符号的圈点法，主要依附于集部类文献，是一种集部文章阅读与批评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古人将圈点的运用重心落实到文章体制、文字技法上的主要原因，元代陈绎曾在《古文矜式》中就指出四部读书法各有侧重，“读经以明圣人之用，读子以择百家之善，读史以博古今之变，读集以究文章之体”，反映出古代“文”与“集”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亦如钱基博在印行于1932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指出的，“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是集部所具备的有别于其他部类、注重文辞组织的辞章属性。或许正是因此种积字成句、积句以成章成篇的特性，钱基博将《中国文法说例》一名为“中国文字圈识则例”，书末附“中国文字圈识一览表”，提供了一套简明的读文与读集义例。
1918年，钱基博撰成国文课教材《国文研究法》。该书所述之读书法以《中国文法说例》为蓝本，但与前书吸收传统读书法而重在讲授圈点义例的专门性不同，《国文研究法》的内容更加丰富立体，且具备中西比较之视野。钱基博在书前小序中指出该书是以“谭文”为要旨，故全书以“文”这一传统概念和知识体系为核心，分“文”“国文与外国文”“国文研究法”三章，搭建起包含文字、文章、文法及读文、作文等内容的国文研习大纲。其中第一章“文”分“原文”“正义”“审美”三节，重在辨析“文”与“文章”概念及中国文章之审美特性；第二章分“匡谬”“文字”“文章”三节，在比较中西文字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必先知国文不同于外国文，不可以治外国文之法治，而后可与言治国文之法”，揭示中国文章、文法基于文字而体现的独特性；第三章分“治古”“自作”“改文”“讲授”四节，分述学文、作文、改文、讲文之要点。有关读书法的内容即在“治古”一节，分“读”与“看”二项：读书一项以“中国文字圈识”为基础并增加识字、因声求气与熟读背诵三要则；看书则述明理、虚心、求意、摘记四通则及读经史子集四部之要法。
《国文研究法》围绕“文”的读写实践，展示了钱基博对中国文字、文章、文法的系统性思考，而其内核则是他在文化层面坚定持守的本土立场。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文学史”“文典”等模式持续输入中国而与本土知识传统发生碰撞。彼时除林传甲、黄人等编《中国文学史》外，还出现了来裕恂《汉文典》、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等分析语言文字及文法之书。钱基博在“匡谬”一节便表达了对此时期“欧化遂以风靡”的隐忧，及对“至治国文者亦喜仿欧人葛郎玛，辑文典，以治外国文之法治之”的不满，并指出与泰西文法书仅论辨字、造句不同，中国文章之法讲求的是字句与篇章的精神融贯，即其所谓“字之精神寄于句，句之精神寄于篇章”，仍强调了《中国文法说例》所揭示的文法特性。更重要的是，钱基博还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中国文章之精神历代相贯，“时至今日，仍能保持数千年旧有之文学，继继绳绳，勿使放坠，此为欧美诸国最不可及者也”。从“文”“集”的关系来说，此种历代相沿而构建的文章统绪，正凝结在集部这一知识体系的生成与发展脉络之中。
钱基博的文章发展史观也落实在他的集部读书法中，“治古”一节论“四书”及《通鉴辑览》《诸子文粹》《古文辞类篹》之读法，可视为分别针对经、史、子、集四部的读法指南。其中读《古文辞类篹》之法包括“分类看”“分代分人看”“注意圈点”，分别借助文体学、文章史及圈点学的知识来指示阅读门径。钱基博的读书法十分重视清人姚鼐编纂的文章总集《古文辞类篹》，在1923年发表于《无锡新报·思潮月刊》的《三师〈群书治要〉叙目》中，他介绍了所谓“最低限度”的四部读书法，集部之书正是《古文辞类篹》。1925年，钱氏开始在《弘毅月刊》上刊载《〈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该文在《国文研究法》“治古”一节的相关内容上进行了大幅度增补，并将三种方法更改为“分体分类读”“分代分人读”“分学读”，其所谓“学”实则包括古代经、史、子、集四部，这使其集部读法论在文体学、文章史之外又具备了融贯“四部之学”的眼光。
上述《中国文法说例》《国文研究法》及《〈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三种钱基博集部论著，恰好构成前后相贯、递进发展的读书法理论。钱基博提倡的“集部之学”本身即受传统读书法之滋养，在方法上注重贴合中国文字特性的圈点法，在学理上包括究文章之体、明文章之法、通文章之变、知文章之学等多重内涵。因而对钱基博而言，“集部之学”与古代文章之学多有纠缠，是在“文”“集”关系与古代辞章传统下互为语境、互为参照的。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集部之学”，便不仅仅是关于集部文献的学问，更是触及今日之所谓“文学史”“文学批评”等在内的命题，并且如钱基博《自传》提及陈衍所说“四部之学，以能文为要归”，是可以在“文”这一本土知识传统和“四部之学”的框架内重加审视的。在20世纪初新旧学术交替之际，钱基博通过建设以集部为根基的中国文章学体系，试图寻求传统集部向近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接榫点。这种基于中国文学内生性传统的思考与实践，对于当前探索中国文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具备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龚宗杰，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