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岳镇海渎”即中国古代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祭祀体系。具体而言，五岳是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五镇是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四海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四渎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岳镇海渎是中国山川河海的代表，属自然之体，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又是被建构的文化概念，以独特的地理语言描述着礼法政治的意涵，以礼仪形式维护着对辽阔国土一统性的建构，在古代历史进程中成为权持正统、天下一统的标识，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也贯穿于各朝代社会管理体系之中。作为山川文化中最核心、最具象征性的礼制文化之一，“岳镇海渎”承载的大一统文化发展脉络与体国经野的治国之策，既是政治观念在自然山川中的体现，也是民俗信仰在地域中的传承，其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多元一体等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和思想内涵。

一

  山川是先人的重要生活场域，一些位置特殊、形体庞大的山川，在古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最早被赋予人文含义，又依不同标准被分类组合，排成山川系列，构成象征意义。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它们又各有其脉络。

  甲骨文中的“岳”字本为山岳重叠的样子，卜辞、《国语》《左传》《山海经》等文献中所指之“岳”，又延伸出山神、部落首领、部落祖先等意涵。这些内涵的延伸，无疑是人类在社群生活中将自身、信仰与自然进行联系的结果。因此早期“岳”的意涵丰富，并不特指“五岳”。“镇”本义为“压”，引申为承压之物。郑玄注《周礼·大宗伯》曰：“镇，安也，所以安四方。”《禹贡》《周礼》等文献对于九州之划分虽有不同，但境内均有安四方的高山，即九镇山。这些山不仅被界定为九州的界标和象征，同时被赋予系民望而安德的文化价值。郑玄注《周礼·大司乐》中，又将镇山分为“五岳四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周而至汉代，九州之山，逐渐演化为岳镇并列的名山系列，这些具有方位代表性的神圣高山，在华夏文明地理构建中象征着核心的地域范围。

  “渎”之由昉，见于《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五岳四渎并称的概念在《礼记》中已经出现，即所谓的“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这虽然不能说明五岳四渎祭祀制度的完整化，但儒家早期的地理政治构想已经初显雏形。至西汉宣帝时，“五岳四渎”成为一种完整的祭祀礼制，“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汉书·郊祀志》）。

  相比于渎的专指，“海”则有专指与引申两重含义。《释名·释水》曰：“海，晦也，主承秽浊，其色黑而晦也。”晦，即昏暗，看不到边际，引申为边界。《尔雅·释地》又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显然，在这里四海表达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而是代指天下及族群，又如《说文》所释：“凡地大物博者皆得谓之海”。而“江汉朝宗于海”中的海指实际意义上的海，如《山海经·大荒北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此处之海是黄河、济水入之的实体之海。对于海的祭祀在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三望”之祭，祭祀海、岱、淮；秦统一之后，在雍地建有“四海祠”；汉宣帝确立岳渎祭祀之制时，四海为五岳四渎之陪祀。

  作为自然之体，岳镇海渎文化意涵的不断累加，与战国后期至汉初逐渐形成的大一统国家山川空间格局相一致，也与此一时期逐渐形成的阴阳五行宇宙体系相关联，这些也是自商周而至秦汉岳镇海渎观念逐渐成熟完备的重要原因。在现实层面，岳镇海渎完整祭祀概念的形成又与政治管理体制的变革密切相关。周朝宗法制之下，岳镇海渎位于王畿和各诸侯国之内，完整的岳镇海渎祭祀难以形成，至秦朝统一六国，岳渎海被分别纳入东、西两个祭祀体系之中，秦始皇亦以巡祭的方式祭祀岳、海。汉初再行分封之制，岳镇海渎分祭于不同郡县和封国之内，所以直至汉武帝收回对“五岳四渎”的统辖权，才最终促成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岳渎祭祀被正式纳入礼制范畴的事实。

二

  国家礼制之中的岳镇海渎单独建祠祭祀始于隋朝，后世称“祠建于隋，礼备于唐”。《隋书·礼仪志》载：“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至唐代，“武德、贞观之制……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但此时镇仅四镇，直至北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格局正式完备。

  与祭祀格局完备相一致，岳镇海渎所代表的皇权地理及文化正统在国家观念塑造中的作用也进一步强化。以南宋为例，因偏安杭州，岳镇海渎大多不在版图之内，如何解决山川、方域与正统之间的关系？当时一方面实施“望祭”，遵循北宋礼制，另一方面“权宜”行事，将原本在山东莱州祭祀的东海祠改建于明州定海县，通过对岳镇海渎祭祀地点的变通实现制度的延续。与此同时，北方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对岳镇海渎“封爵并仍唐、宋之旧”，制定了祭祀岳镇海渎仪制，“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金、宋双方都通过“望祭”方式祭祀不在方域之内的岳镇海渎，使其成为南北共享的地理文化符号。

  与其他王朝不同，元代和清代对五镇之中的医巫闾山更加重视，元代因“皇元龙兴朔上……视他镇尤为密迩”；清代亦因地望之故，而“秩祀同岱宗”。与此同时，康熙皇帝打破“天下诸山皆源自昆仑”的共识，构造了一套新的山脉系统，其中关于岳镇海渎，就有“泰山为长白之分支”说法；其他如“大兴安岭祀典如五镇仪”，松花江“依望祭北海制行”。再者，自康熙至乾隆改历代北海附祭济渎庙的传统，在山海关置北海神庙单独祭祀。这些做法通过强化满洲龙兴之地的堪舆价值，提升其地位，以凸显政权建立的正统性。

  康乾时期，随着地理版图的扩展，岳镇海渎的祭祀体系随之发生变化。乾隆二十二年祭木素尔鄂拉（天山的支脉）文中有“列岳镇之班”之语；乾隆二十五年告祭伊犁郭勒（河）文中有“比之渎尊”的说法，原本不属于岳镇海渎体系的西北地区的山脉河流，拥有了与岳镇海渎相同的地位，被纳入传统文化体系，亦成为清廷控制和经营西域的重要象征。

三

  岳镇海渎作为礼制概念和人们“以山川定方域”的地理认知，伴随着帝制消亡而消亡；近代以来，在教育和学术层面，其被地质学意义上的山川学说和文化学上的山海意象代替。但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概念，岳镇海渎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中华文化特质和传统价值理念，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岳镇海渎首先是认知古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天文书以星辰为“文”，地理书以山水为“理”，所谓“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镇其域”。在这一过程中，山水既是古人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确立天人一体、自然和谐等观念的本源之一。

  岳镇海渎是认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面镜子。岳镇海渎礼制概念由王朝政教、宗教信仰、自然审美共同推动而成，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地理文化的双重呈现，是中国古代运用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进行思想统合、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从自然山水到岳镇海渎体系的建立，从本体到象征、从现实世界到神话世界、从地域神灵到正统标识，在不同历史时代，尊重自然、崇敬自然、利用自然、阴阳五行、天下一统、天人合一等思想被不断加以整合，成就中国独特的天人关系、社会管理模式，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政治语言。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山川祭祀制度设计背后，还有宗教文化与自然山川审美的自发发展与相互契合，道教、佛教利用山海之势所塑造的文化景观，士人在雅俗之间所创造的自然审美，都于岳镇海渎这面镜子中折射出独属于中国的文化意象。

  岳镇海渎是理解“何以中国”的一种历史符号。在中国历史上，岳镇海渎与国家边界、地理疆域、人文景观等政治及文化观念统合在一起，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赋予王朝、皇权、文明等多重意义。两周以至秦汉，由封建而至郡县转变过程中，岳镇海渎负载了中央解决对广阔国土进行一统性政治建设的重要使命。秦汉而至隋唐，从岳渎到岳镇海渎，从巡祭到单独祠祭，岳镇海渎是建构正统文化标志中的重要一环。宋元而至明清，岳镇海渎之礼持续发挥着“正统标志”功能。岳镇海渎礼制所承载的实际功能和文化意义经历了从“天下界域”到“正统标志”等变化过程，这种变化亦体现着不同朝代对岳镇海渎以及其所蕴含的天下、正统、世界等认知的转变，凸显着秦汉以降“大一统”从形成、巩固到最终成为民族共识的演变过程。

  （作者：吴欣，系烟台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