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关涉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重要理论创新问题。其中，人是高质量发展实践和人文经济学共同关注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的人。据此，研究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需要我们立足高质量发展，聚焦现实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平正义的追寻、对美丽生态环境的渴望等方面，来阐明人文经济学的发展目的、发展原则以及发展生态。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人文经济学的发展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里就提出了人的需要与人的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的需要虽然与动物的需要有相同之处，但现实世界中的人是在社会中发展的，他们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投身于物质生产活动并生产出一定的生活资料，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在满足方式上的根本不同，更何况人的需要比动物的需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不仅如此，随着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不断发展，人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人的需要的范围愈来愈广泛，需要的层次也愈来愈高级。人的需要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生存或物质生活的需要，还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些需要固然是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但它们也反过来推动着人类的物质生产进一步向前发展。由此可见，人的需要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两者之间的辩证互动，既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之一，也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内在运动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立足“现实的人”及其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始终保持着清醒认识。1956年，党的八大结合当时的发展状况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较大满足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且向着更加舒适、更有尊严、更高品质的层次上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被满足的程度，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上述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看出，“现实的人”的需要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着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即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度和充分度，“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点，恰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也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发展目的得以提出的现实依据，是贯穿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中，满足现实中广大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故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脱离现实的人及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个根本，不能忽视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能动作用。
对公平正义的追寻与人文经济学的发展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从事于物质生产并建立起交往关系的、处于社会活动之中的个体存在是人类社会历史产生的根本前提，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人民”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历史进步的主体。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使得“现实的人”分裂为一种剥削与被剥削，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和不幸之上的不平等关系。而资本逻辑就是追求价值增值，这也导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因为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也越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正义也越严重。这种状况必然激起劳动者的不满和反抗，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和价值追求变得更加坚定，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对财富分配中存在的制度缺陷予以调整。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的抛弃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唯效率论逻辑、把发展的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起来的历史发展结论，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效率与公平辩证关系的原理。效率与公平虽然是一对矛盾，二者之间亦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效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做大蛋糕”，为公平奠定物质基础；公平则通过法律、制度和伦理规则“分好蛋糕”，从而为效率提供坚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既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能更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实现两者的相互兼顾、辩证统一，进而保障人民享有财富分配公平正义的权利。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原则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此，既要反对片面追求效率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也要反对脱离发展阶段的平均主义，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尤其是在再分配方面更加注重公平，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方面可以激发市场活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由此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另一方面又不断促进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使人民在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富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人文经济学必须坚守的重要原则。
对美丽生态环境的渴望与人文经济学的发展生态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大自然完全主宰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开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矛盾日渐显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进步与科技进步，使得人类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所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大，人类因此盲目相信自己可以战胜自然等一切异己力量，保持工业生产无止境的进步。也因此，人类持续不断地发动对自然的“全面进攻”。尤其是在整个20世纪的100年中，人类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开发和获取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排放废水废气废渣，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这种发展严重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若不彻底改变，就将断送人类的前程。
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人类就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追问。先哲们尽管在“什么是世界的本原”问题上看法不一，但他们都承认，人由自然化育而生，自然是人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条件。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主张便是，人类应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马克思更是从辩证法的视角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表明，在马克思眼中，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告诫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里，恩格斯将自然的反作用比喻为“自然报复”，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当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他们都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巨大作用，但同时指出这是一种以破坏和蹂躏自然为代价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唯有改变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把经济活动建立在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合理利用之上，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和解”。
中国在汲取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片面重视GDP增长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教训，回应人民对于在安全、绿色、美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的渴望基础上，先后提出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这既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人文经济学发展生态论的高度概括，也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遵循。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这也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者：乔咏波，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