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大国气象，正源自对礼仪体系的高度重视。这一体系主要由“知”与“行”两部分构成，前者是制度习俗，后者是仪式操演。两个部分在古代相辅相成，至现代则时有疏离，这虽与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有关，但并不意味着仪式会沦为一种传统孑遗。21世纪以来，出现了广受瞩目的新景观：全球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纷纷着力于仪式形制的革新或创设，并不断提升重要国家仪式的规模。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相关工作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和督促落实，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以及随后连续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法律规范，皆对仪式工作作出相关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唯有如此，才能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研究脉络与学术机遇

　　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研究在近20年间大致形成了三条拥有明确流域和明显流量的支流。一是关于现代国家仪式功能的研究，几个亚学科各有侧重点：文化人类学关注民间仪式在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转型或冲突中的作用问题；政治人类学重视民间仪式操演中地方权力和国家权力的竞合问题；政治社会学则重在挖掘仪式在各类社会化渠道中发挥的政治功能问题。二是关于古代中国典礼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家们在主场中基于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和点校工作，不断推进古代典礼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关于从先秦到明清历代国家祭祀和政权建设关系研究，对在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研究大国威仪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关于当代中国重要仪式的研究，学者们基于多元化视角分析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重要仪式或仪式化活动，前者中备受关注的是建党、建国周年纪念活动、阅兵仪式和国家公祭仪式；后者主要是被视为媒介仪式的春晚或其他大型影视节目，以及作为体育仪式的奥运会或其他大型赛事等。

　　上述三大方向当然无法囊括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所有内容，这些方向本身也各自留下了诸多有待填补或推进的空间。从总体上来看，当前研究呈现出了五“多”五“少”的特征，这里潜藏着众多的学术机遇。

　　一是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与国家相关的仪式，着眼于党史党建领域的仪式研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深度不够。二是“仪”多“典”少，即对仪式的要素、形式和过程等内容着墨颇多，但对我国典礼制度及其体系建设的研究还比较少。三是“例”多“理”少，即大多数研究简单描述一些具体的仪式案例，分析框架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理论。四是“文”多“实”少，即便在案例研究中，也只有少数能够从扎实可靠的田野调查中获取翔实而深刻的资料，大多数是以一些可靠性和体系性有所不足的二手文本为主要资料来源。五是“内”多“外”少，我国学者主要以本土仪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他大国的典礼制度不甚关注，进行比较分析的更是寥寥无几。这五“多”五“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虽然总体研究分析深度不够，但在学术研究薄弱之处，必然是学术研究潜在的增长点。

　　深化研究的进路

　　基于多年来在此领域中的持续深耕，我们认为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加速关于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研究，需要正在缓慢形成中的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施展一套“组合拳”。

　　一是鼓励跨学科理论整合和分析框架创新。这是整个研究体系的地基所在，虽然难度高、耗时久且乏人问津，但它对研究的纵深和长远发展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在政治学视域中，面对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处理仪式主题的各种相关理论，我们应从此前简单的“拿来主义”做法尽快转向更为复杂和切实的整合创新。需要注意的是，博采众长、融合各家理论专长并非易事，需紧扣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等政治学关注的核心对象，以与各理论及其基础概念具有桥接性的政治学理论或相通的政治学概念为突破口。

　　二是强化方法论运用和综合数据库建设。这在整个研究体系中充当着四梁八柱，提供的是必要的可靠性和可行性。既有研究要么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支撑，要么以比较简单粗放的基础田野方法为主。在未来的探索中，应进一步倡导量化或质性研究方法的规范使用，并鼓励通过实验法和计算机辅助等方法提升田野工作的质量。同时，当前研究中方法应用偏弱的问题，实际上与缺乏比较完善的数据集或数据库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

　　三是提高案例研究的类型广度和阐释深度。案例是整个研究体系中最主要的内部陈设，单调又凌乱的案例往往阻碍研究效能。在大党大国典礼制度中，有三类仪式应得到特别关注，即在党和国家重要纪念日举办的仪式、从古至今具有传承性或连续性的仪式，以及能够展开较为广泛和充分的跨国或跨地区比较的仪式。此外，在政治学的范式中以跨学科视野和思维积极关注民间仪式，或在计算政治学的范畴中研究线上仪式或虚拟纪念活动等，亦大有可为。在案例研究中，可以在三个尺度加强阐释的深度：在宏观尺度上对不同意义类型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在中观尺度上注重阐发仪式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以及与其他结构单元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尺度上挖掘仪式内部具体要素的隐微意义和相关人员的情感认知。

　　四是打造学术共同体和服务国家战略。两者是为整个研究提供遮风避雨功能的屋顶。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本就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及其成就之间具有极高的联动性，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议题方面，可重点和优先处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

　　虽然古今语境有别，但如果现代国家的“礼”是传统时代之“礼”的一个子项的话，那么后者作为附项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也应该能用于前者之上。《礼记·礼运》中记载了一条孔子关于“礼”的判断：“夫礼……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这能够朴实而隽永地反映出“大国威仪”的内在逻辑：“国”无“威仪”不成其“大”，“仪”无“大国”则难显其“威”。总之，大党大国典礼制度能够为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提供鲜活而持续的生命力，因此，相关研究理应成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战略要地和创新源泉。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