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经历了基督教神学和近代科学革命的两重“洗礼”，前者凸显了超越性的一面，后者则最终使得这种超越性成为不可能。古典形而上学通常分为普遍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学，前者相当于存在论（ontology），后者关注的是“绝对的超越者”（上帝）。对应于形而上学的这两个分支，康德在“先验的”（transz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之间作出严格区分，以先天认识形式为自然立法，将超验的理念排斥在认识活动之外，却将其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领域。海德格尔则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试图重新“打通”“先验”和“超验”。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与海德格尔解答超越性问题的方式体现了从“外在的超越”向“内在的超越”的转向。“印证”这一超越性，在康德是通过道德法则的证明，在前期的海德格尔则是通过人之此在的生存活动的生存论分析。尽管古典形而上学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也获得了终结，但是超越性仍然是人的隐秘的需要，这就是我们讨论康德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超越性”问题的意义所在。
对近代哲学而言，超越性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知识的可能性问题。笛卡尔确立“我思”作为认识活动的逻辑前提，从而使心灵如何能够超出自身之外而通达对象成了难题。当休谟彻底贯彻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之时，他不仅将知识局限在经验范围之内而悬置了宗教和形而上学，也使得任何关于外部对象的科学知识难以获得合理的说明。就此而论，康德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外在的超越”不再可能的情况下解决超越性的难题。
人们通常把《纯粹理性批判》看作认识论著作，海德格尔则强调其主题是为形而上学奠基，这的确符合康德的意图。在1781年的一封信中，康德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不过，《纯粹理性批判》虽然构成批判哲学的基础，却不是全部，它所成就的只是形而上学一个分支即“普遍形而上学”，康德以知性的范畴体系为感性世界“立法”，从而以“谦逊”先验分析论取代了自负的存在论，以心灵的逻辑结构取代了世界的逻辑结构。与此同时，亦以物自身不可知而从消极意义上为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分支即特殊形而上学或超越形而上学留出了地盘。《纯粹理性批判》从批判哲学的立场解决自由与必然的二论背反，以现象与事物自身的区分为形而上学的自由因提供了可能性，并且通过“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根据”，以“本体”作为“界限概念”为超感性的领域留下了余地。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通过道德法则证明了自由的积极意义：自由即自律，实践理性或意志具有本体的地位，由此亦使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而获得了现实意义。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惟有自由的概念允许我们可以不超出我们之外去为有条件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找到无条件的东西和理知的东西”，从而将致力于超越性的特殊形而上学从理论理性的认识领域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我们可以把这一转移看作从“外在的超越”转向“内在的超越”。对康德来说，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相对于感性自然的有限性，具有理性其自身就意味着人类理性的超越性，而这种理性的超越性体现在超感性的德性之中，我们可以视之为拯救超越性的一种方式。
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遭遇了西方哲学的全面批判，海德格尔则试图在克服形而上学的同时拯救“存在问题”。形而上学之所以误入歧途乃在于它以存在物作为思想的认识对象，从而混淆了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存在论差异，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乃是“存在的遗忘史”。虽然存在不是存在物，但是一说到存在却总是存在物的存在。换言之，我们只能通过某个存在物来展露其存在，而在所有存在物中唯有人能够“去存在”（zu sein），亦即“站出来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Existenz）。因而人是能够让存在（Sein）在“这儿”（da）显现出来的“通道”或“境域”，他称之为“此在”（Dasein）。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对此在的生存活动进行了生存论分析，通过此在与存在物打交道的“操劳”（Besorgen），与其他此在打交道的“操持”（Fürsorge），揭示了此在的生存活动乃为“操心”（Sorge），即“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之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亦即生存、被抛和沉沦，从而展示了此在不同于其他所有存在物的超越性。简言之，一切存在物皆因存在而存在，但唯独人这种存在物能够“去存在”，从而有可能使存在通过他的生存活动而显现。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超越不是对象的超越，而是此在自身的超越——此在是超越者。
此在的超越性最集中地体现在“时间性”之中。区别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的线性的无限绵延的传统时间观，海德格尔的时间是“曾在着的将来释放出当前”，亦即以“将来”为核心的三维立体的时间。“将来”不是“去远”，“而是指此在借以在最本己的能在中来到自身的那个‘来’”，所以此在始终先行于自身，总是在超越自身的可能性之中。海德格尔的一系列生存论规定，如“去存在”“生存”“先行于自身”“操心”“将来”“绽放”等，皆可看作此在作为“超越者”的呈现。
形而上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诞生于古希腊哲学，孕育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以形成但也走向了终结。经过基督教神学的“洗礼”，超越性凸显为形而上学最重要的问题，而经过近代科学革命的“洗礼”，超越性成了致命的难题。
从神学的角度看，上帝是创造宇宙并且完全外在于宇宙的“绝对的超越者”。从哲学的角度看，超越性问题体现为形而上学的“自由因”，即作为宇宙之存在的根据而自身没有原因的终极原因。当近代哲学凸显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困境时，无论上帝还是形而上学的自由因都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康德哲学的贡献是摒弃了“外在的超越”，将自由这个因果性的理念落实在人类理性的意志与其自身行动的关系之上，通过证明实践理性或意志应该也能够出于理性自身的道德法则而行动，从而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自律”实现了“内在的超越”。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沿着“内在的超越”路线而演变，最终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扩展为宇宙自己完成自己的自我超越。黑格尔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德国哲学重新“回到”康德，超越性的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有了不同回应。
胡塞尔把现象学看作近代哲学“隐秘的憧憬”，因为从笛卡尔到康德，哲学家们都试图从主体出发解决知识问题，但是二元论造成了意识既在自身之中又能够走出自身之外的悖论。胡塞尔以意向性作为意识的超越性将意识自身的先验结构看作事物显现的条件，而海德格尔则从“知”转向了“行”，将人之此在的生存活动看作存在的显现，所以此在自己是超越者，此在的超越性不是显示在认识活动而是显示在生存活动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与海德格尔都试图通过“内在的超越”解决超越性的难题。这种“内在的超越”或者基于有限的人类理性之上的纯粹理性，或者基于作为所有存在物的基础和根基的“存在”。时至今日，经过后现代主义这一大波解构的浪潮，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物理主义的立场看，人不具备作为物性的人性之外的任何形而上属性，“理性”或“存在”都不足以为人的“内在的超越”提供基础。然而，无论如何人生是有限的，对于人这种能够意识到自身有限性的智能生物而言，超越性始终是他不得不直面的难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