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精选唐人乐府诗，在风格上“止以古雅为命”，反对南朝的华靡之风；在功能上推重乐府诗刺美见事的意义，强调其现实指归。故其所收录的唐人乐府，无论是古题拟作还是自命新题，都较少对汉晋六朝旧作的承袭模仿，而多为延展题材、变革旨趣之作。收录规模虽然较狭，但是既呈现出唐人对前代题名与题材的沿革，又相对重视其别出心裁、自立机杼的现实关怀。梳理《唐文粹》的编纂理路，可以窥见宋人对唐代乐府新变、对唐人杂题乐府与新乐府的接受，进而可与宋人的乐府创作实践相观照，呈现唐宋之际乐府观的变化脉络。
乐府题材的延展与接受
姚铉的文学主张开宋代古文运动之先，其追复古雅、强调文学社会功用的编纂理路，令《唐文粹》在选录唐人乐府时，较《文苑英华》更加注重作品的拟古风格与现实意义，这与唐人新乐府运动批评南朝以来乐府诗浮艳浅显、“止于模象物色”的主张一脉相承。《唐文粹》的编纂格局继承《文选》系统，虽未将所录乐府诗依据题材明确分类，但事实上呈现以题名与题材的相似度排布的框架，以此与前代总集乃至《文苑英华》的收录对观，可以探原《唐文粹》对唐人乐府的特殊关注。
边塞、军旅、少年、游侠等，都是前代乐府的传统题材，它们在唐代的兴盛，与唐王朝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初盛唐宾服四夷的盛世气象，乃至中晚唐苦于边患的现实压力，都令唐人更多地将视线投注于边疆，形成边塞主题在唐代的延展。至于游侠少年题材，则既挟帝京之壮势，又逞从军之意气，与盛唐气象交相辉映。这类创作中，不乏以前代史传记载与故事传说为本的篇章，对核心意象事典的应用形成书写范式，令咏史、兴亡等《文选》至《文苑英华》均未被纳入乐府编纂的题材开始与乐府传统融合。
女性题材的铺展，则体现出唐人对六朝文人诗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唐文粹》乐府选篇中，不乏承袭《玉台新咏》题名传统之作，如《织女词》承自梁武帝《织妇》，《寄衣曲》承自谢惠连《捣衣》，《征妇怨》承自萧纪《闺妾寄征人》，《古乐府杂怨》承自邓铿《和阴梁州杂怨》等，而这部分题名大多不见于《文选》《艺文类聚》与《乐府古题要解》中的任何一部，仅为姚铉的编纂所接受。此举进一步开辟了女性题材的衍题，如《列女操》为《琴操》古题的拟题，《节妇吟》之表层意义效法秋胡妇、秦罗敷等早期节妇故事，《静女词》题名则承自《诗经》。且此类题名大多涉及贞节、劳作、怨等题材，其中贞节与劳作，亦是《文苑英华》以前未明确的乐府题材。姚铉将它们编纂为乐府，既体现对唐人乐府徒诗的宽泛接纳，也进一步拓展了乐府题材的范围。
此外，《唐文粹》乐府门中罗列的新兴题材，如功成作乐、古乐等，产生于初盛唐礼乐兴盛的政治环境，而志节、感慨等题材，则关乎唐代诗人的自我抒发。它们与乐府传统交汇，开辟了更加丰富的创作空间，姚铉对此的接受与推重，则为宋人进一步扩大乐府徒诗创作奠定了基础。
古题之翻新：拟古中的新变
《唐文粹》所崇尚的复古精神，在于尊国家、正人伦、寄托抱负、抒写忧困的情怀与品格，所收录的唐人乐府拟题，也大多格调高远，对传统乐府窠臼有所翻新。首先是古题本事的再度塑造。如《壮士吟》题，古题张华《壮士篇》“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仅描绘以良马名弓、高冠长剑堆砌出的抽象形象，至孟郊“壮士何曾悲，悲即无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泪垂”，则引入人所共知的荆轲故事。这一核心意象的更变，甚至反过来塑造了古题本事，即后来郭茂倩以为“燕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篇》盖出于此”。唐人乐府创作对宋人乐府观塑造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古题立意的翻新。如《鼓吹入朝曲》，题出谢朓奉齐随王在荆州所作鼓吹曲，旧辞但述南朝半壁江山之美，《唐文粹》将之归属于行乐题材，所录李白之作“铙歌列骑吹，飒沓引公卿。槌钟速严妆，代鼓启重城”，却不再以行乐为主旨，而转写帝京气象、天子威仪，这正是以初盛唐时大量帝京主题乐府诗为其先导所诞生的篇章。与之相反，《洛阳陌》之书写，则由帝京壮丽转向文士感慨。南朝众作皆写洛阳宫阙宴乐之盛，李白之“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则用《世说新语》潘岳“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事典，以其万众瞩目反衬自己的怀才不遇。
更值得一提的是变革古题主旨，关注民生的诸作，这是唐人新乐府运动理念的彰显。如《冬白纻》，《白纻》本为晋舞，盛于南朝宴乐，如沈约《四时白纻歌》等均写宴乐情好之欢。至元稹之作，则先以“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纻翻翻鹤翎散，促节牵繁舞腰软”极力铺陈吴王之耽溺女色，复以“共笑越王穷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卒章，饱含讥刺之意。又如《夜夜曲》，此题由沈约立题，梁简文帝有唱和之作，《乐府古题要解》以为“皆言独处自伤之意也”；然而释贯休之作“孤灯耿耿征妇劳，更深扑落金错刀”怜悯贫妇之劳苦，立意也截然不同。
唐代诗人对传统乐府题名和旨趣的变革，要在颠覆旧题本意，注入现实关怀，以实现乐府诗美刺时政的功能。这一创作理念，继汉乐府之后再度彰显了乐府诗体针砭时弊的力量，为宋代文人普遍关注时政民生的乐府诗创作开辟了道路。
新题之指事：讽兴功能的彰显
中唐以来，“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人”的新乐府运动兴起，唐人自立新题，在讽喻时事的同时又融入咏史传统、扩大民生题材，推动了乐府徒诗的创作转向。新乐府在《文苑英华》中多被列入歌行部，姚铉直接将之列为乐府，对宋人接受唐人杂题乐府与新乐府并广为创作，亦有促进之功。
唐人的新题乐府本不乏感慨盛衰、兴寄现实之作。如韦楚老《祖龙行》写秦朝瓦解，张说《邺都引》叹邺城荒弃，王毂《后魏行》述北魏河阴之变的惨烈，皆借题咏古史发兴亡之思。又如王维《燕支行》叙卫霍北伐匈奴，以古喻今，高扬盛唐时代气象。天宝之后，部分唐人更借古讽今，反思安史之乱成因，抨击中晚唐社会乱象，如崔国辅《魏宫词》讽刺唐玄宗强取儿媳，张籍《永嘉行》影射中唐藩镇割据，白居易《七德舞》承唐代雅乐之名，赞颂唐太宗“以文德绥海内”的功业，以明王业之艰难等。此外如元稹《苦乐相倚曲》，借乐府传统固有的班婕妤故事寓意君恩无常，不失以此隐喻君臣之意；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以古乐府中常见的忠贞主题落笔，婉拒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之拉拢等，均有现实寄托。
新乐府运动更倡导即事名篇、直指时弊的现实功用。如白居易《阴山道》质疑与回鹘的边贸对唐代经济的伤害，《八骏图》劝谏唐宪宗不可沉溺享乐、荒废朝政，《太行路》讽刺当时君臣多不得以义终等。民生劳苦也是新乐府立题的重要来源。如《织女词》《寄衣曲》等，其题材与核心意象多源自六朝诗歌中幽怨的女性形象，然而元稹“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写农家苦于赋税，张籍“高堂姑老无侍子，不得自到边城里。殷勤为看初著时，征人身上宜不宜”描绘征妇的牵挂，沉痛细腻，均与前人旨趣不同，属于唐人乐府的现实主义新变。旨趣相似的篇题，如《织锦曲》《捣衣曲》《送衣曲》等，《唐文粹》虽限于篇幅未予收录，但为其后的《乐府诗集》一概接受。
《唐文粹》的编纂，既拓展传统乐府的题名与题材，呈现唐人对前代题名的沿革，又重视乐府的讽兴功能，推重唐人新题乐府。而题名的演变与题材的延展，正是六朝以来文人拟乐府的徒诗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在其后宋人的乐府接受和创作中，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作者：罗 旻，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