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与文学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塑造着都城文化的形象，影响着都城文化的内涵。在唐代历史上，除真实的长安以外，还有一个被文学塑造的“长安”。文人以现实中的长安形象为基础，辅以虚构与想象，塑造了这座理想化的都城。唐代都城文学对于长安的形塑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唐代都城文学通过公私空间的书写，构造出奇观与凡常并存的多元长安，提升了都城形象的完整性。
“大道”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不仅具有交通功能，也是唐代都城奇观的一部分，是唐都恢宏气象的具象化。初唐时期，以四杰歌行为代表的都城诗，展开了对道路与长安城恢宏图景的书写，并以通天之道隐喻实现理想的路径，为魏晋六朝以来的“长安道”主题融入了时代精神。天宝之后，表现都城日常生活的作品日渐增多。书写都城的诗大多不再歌颂太平、点缀盛世，而是转入对市井里巷、民风民情的描绘。像东西市、蛤蟆陵、平康里等具体地名频繁出现，使都市形象具体生动。这一时期，诗歌对私人空间的描写逐渐增加。初盛唐时期，普通人宅邸的内部样态少见于诗歌，但中唐以后，不少诗人对自己及友人的园林、宅邸有细致入微的描绘。这些富有文人雅趣及生活细节的园林景观丰富了长安城的文学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传奇小说中也出现了对街头里巷的描写。中唐以后，街头里巷成为文人活动的重要空间，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不少生活在狭斜里巷的主人公。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住在胜业坊，《李娃传》中李娃的居所在平康里，《虬髯客传》中有“乃一小板门”的描绘，而门后是虬髯客富丽堂皇的宅邸，等等。一条条里巷通往长安城整饬庄严表面下的另一世界。表与里，实与虚，二者相连构成了后世人们心中长安城的不同面貌。唐代都城文学从咏叹奇观到书写日常的这一转变，为宋以后古代都市形象的塑造埋下了伏笔。
其次，唐代都城文学关注夜间的都城面貌，创造出与日间长安迥异的“暗夜长安”景观，增加了都城形象的丰富性。
长安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对夜生活的需求。但两京严格的里坊制度及宵禁制度，限制了人们的夜游玩赏活动。一旦弛禁，人们的夜游热情便会反弹。元宵节前后三天，特许“金吾不禁夜”，市民几乎是倾城而出，这种壮观的夜游景象为文学作品中那些带着狂欢色彩的夜游描写创造了契机。唐人笔记对此多有表现，如《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开元天宝遗事》《唐语林》等都描绘了夜晚时分火树银花的长安城以及全城纵情狂欢的景象。
除了特定节令外，长安城中的隐秘空间也是市民夜生活的一种选择。以平康里为代表的“要闹坊曲”，在坊门关闭后，坊内街道仍然热闹非凡。孙棨《北里志》等唐人笔记，描绘坊墙内外明暗两别的独特景观。除歌伎外，唐代传奇中经典的“侠盗”形象，也是暗夜长安的又一主角。车中女子、三鬟女子、柴绍弟等，或独行盗宝，或啸聚一方，出入王侯府邸如探囊取物。其言行虽“不轨于正义”，却展现出“侠盗”的独特魅力。在夜色的掩护下，这些侠盗自由穿行于长安城内，他们的身影打破了这座城市森严的空间隔阂，他们的肆意陈欲、快意恩仇，打破了长安纪法严明的固有印象。此类作品实现了对长安形象的补充，使之呈现出野性、张扬、肆意的特点，充满生命力。
再次，唐代都城文学通过塑造传奇人物，实现都城空间的虚构化、传奇化。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士人或表达对现实的失落，或为了抚慰心灵，开始构拟“开天年间之都城”。他们选取典型人物，以传奇笔法，融入想象与虚构，缔造起一座亦幻亦真的记忆之都。
此类作品往往引入梨园弟子、流落宫人、白发老叟等人物，叙写其流落离散之命运，发盛衰之叹。梨园弟子这类形象尤其典型。梨园为皇家苑囿之一，唐玄宗在此教习音乐，鼎盛时规模达数千人。安史之乱后，“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坠”。其命运亦如眼前天翻地覆的国运。由此，个体的生命历程与过去的盛世长安产生了某种关联，引发文人的共情。此类作品如《江南遇天宝乐叟》《津阳门诗》《许云封传》《东城父老传》等，采用传记笔法，叙写个体之身世。讲述者以浓烈的情感为回忆重新着色，使“曲江”“梨园”“华清宫”等标志景观呈现出传奇色彩。除了特定人物外，特定器物也有传奇效果。曾亲近天泽的器物如名马、名花、竹杖等，即便流落到皇城之外，也承载了都城记忆。盛世不再，这些器物成为盛世长安仅存的吉光片羽，能勾起人们对都城昔日荣光的追怀。如顾况《露青竹杖歌》中，描写了作为贡物的青竹杖流落民间，被当作普通竹杖使用；郑嵎《津阳门诗》自注，能闻乐起舞的马没入军中，被视为妖孽而杖杀。此类作品通过器物贯穿记忆空间与现实空间，借助回忆、想象乃至神异传说，使都城形象呈现出虚构化、传奇化的色彩。
最后，唐代都城文学通过将个体命运与都城结合，突破了诗人—都城的主客界限，实现了都城记忆空间的主体化。
唐代长篇诗歌往往有自传化倾向，骆宾王《畴昔篇》、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李绅《悲善才》等，在“自叙生平”时，用较大的篇幅描写了宫殿、楼台、大道、园囿等都城空间，使之与诗人的记忆、生命体验相联系。此类作品中的都城往往超越地理意义，是文人心中的“神圣之地”与精神归属，是青春与理想的化身。当文人远离都城、流落边陲时，又往往因局部空间相似，调用了对都城的记忆，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薛逢《醉春风》等借对都城荣光的回忆，填补眼前之荒芜。然而，这种填补是暂时而虚幻的，一旦回到现实，就会因盛衰之异形成强烈的落差。诗人书写自我生命历程、构建心灵空间的过程，与重构都城空间的过程是统一的，是将生命体验与都城记忆融合，强化都城与人的联系，从而实现都城形象的主体化。
总之，唐代的都城文学塑造了万国来朝、八音繁会的唐代都市。这个亦幻亦真的“盛世长安”形象，构成了文人心目中的理想都城。回顾唐代都城文学对长安的形塑过程，不只是回望历史，更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都城的共生共荣的关系，为今天的城市发展提供文化滋养与审美指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