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和思想，人们大多会想到《中庸》。实际上，在先秦两汉时期，论及“中和”的还有《周礼》《荀子》《春秋繁露》等经典，而《尚书》《诗经》《周易》《左传》等更是有大量论及“中”与“和”的表述。虽然诸子多言及“中和”，但总体上看，儒家谈论“中和”最多，“中和”思想可以说是儒家的特色话语。

　　“中”字最初表示空间性的“中间”，后来才出现中德、中道等观念，赋予“中”以德性、智慧与本体等内涵。周公曾劝诫群臣“克永观省，作稽中德”，意思是经常反省自己，使言行合于中正之德。伶州鸠认为音乐要“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此中德即中正平和之德。这些说法都是后来孔子所说“中庸之德”的源头。舜曾对皋陶说“民协于中，时乃功”，就是肯定皋陶把社会治理得好，民众能和顺于中正之道。舜还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中”为中道本体，也是智慧善德。《尚书·仲虺之诰》载“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这里“中”更多体现为伦理规范。“建中”也让我们想起《尚书·洪范》“建用皇极”的说法，“中”与“极”是至善的标准。从“中德”到“执中”“建中”，“中”由形容词转化为名词，中是美德，也是智慧，通向本体之道。《诗经·长发》说“不刚不柔，敷政优优”，《尚书·毕命》也有“不刚不柔，厥德允修”之语，这也是一种中德思想。

　　《周易》崇尚“中正”，泰卦九二爻辞云“得尚于中行”，《易传》说“中正以观天下”，“黄离元吉，得中道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有《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意味，“中”是性命之道，是生生之本体；“定”即“正”，“定命”也让我们想起《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说。

　　孔子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此“中行”即中庸之德。孟子把孔子所说“中行”理解为“中道”，认为“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此“中道”即“中庸之德”，是很高的道德标准。

　　“和”字起源与声乐相关，本有和谐义。《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顾命》又说“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燮和”“协和”都是指社会和谐、天下和平。关于“和平”，《诗经·伐木》有“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之语，《易传》《荀子》等早期典籍也多有“血气和平”“天下和平”之类的表述。

　　《尚书》所说“协和”，在早期典籍中多作“和协”，如《国语·郑语》中史伯论楚王时有“聪明和协”一语。史伯论“和”有很高的思辨性，“和同”“和乐”“和合”等词在他与郑桓公纵论天下时都已出现。史伯论“和同”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此“和同论”强调多元素的调和与“和乐如一”，因此他批评周王“去和而取同”，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后来，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主张就渊源于此。史伯也使用“和同”一词：“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此“和同”是和谐交融义，后来也有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意思，如“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无体之礼，上下和同”。与“和同”意思相近，史伯还有“和合”之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一词在先秦诸子中也多有使用，其意义与“和协”“和同”“和乐”相近，都是说多元素相互配合，生发出整体性的和谐。

　　继史伯多元交融的“和生”思想之后，诸子多以“阴阳和”论万物生，如“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这也可以视之为对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思想的发展。“和”“太和”（或“大和”）也成为一种生生之本体，修身、体道乃至为政，也是要合于此种太和本体。《周易》说“保合太和，乃利贞”，《文子》说“通于太和者，暗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由此，“太和”即是道。

　　先秦典籍分开论“中”“和”的颇多，把“中”“和”关联在一起，将“中和”作为一个词语来使用的不多。在《周礼》中，“中”“和”与礼乐、阴阳关联起来，如“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这里都将中与礼、和与乐对应起来。《礼记·乐记》把礼乐与天地对应起来，认为礼为地为阴、乐为天为阳，并认为乐主和、礼主别，但并没有把礼与中关联起来。《乐记》认为乐的精神就是中和，这与《周礼》礼主中、乐主和之说有些不同。《论语》也曾说“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礼的精神也是和，我们可以说，中和一体，“中”自然“和”。

　　《周礼》说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乐教的重要功能就是陶冶人们的性情，使之中和。中和论最经典的表述见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论述在后世特别是宋明时期影响很大，未发、已发之中和问题成为理学修养论的核心话语。《中庸》的中和论把本体论、主体论、修养论、境界论贯通统一起来，与高度理性化的未发、已发之中和论相比，《中庸》还载孔子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这里指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中和问题。“和而不流”，有的典籍也作“和乐而不流”，“和”是与大家能打成一片，“不流”是说有自己的原则性。

　　先秦诸子也有论及“中”“和”者，如《荀子》把“中和”视为重要的政德修养，认为“中和者，听之绳也”，“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西汉董仲舒将“中和”与道德关联起来，以道为中、德为和。他说，“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中和”是为政之德，也是养生之德。又如《老子》第五章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此“中”即“道”。河上公在注解《老子》时，说“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谓知道要之门户也”，“处中和，行无为，则天下自化”。由此可见，道家更多从性命之道讲中和，与儒家侧重讲性情中和、政德中和是相通而互补的。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