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自1995年起持续性降低,在2011年之后开始逐渐回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将会加大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也会导致家庭收入相对下降,出现消费不足,不利于经济增长。有学者指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收入差距呈现负线性关系,提高劳动者报酬份额有利于收入公平;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劳动收入占比的先降后升与居民收入差距“倒U型”结构意味着前者水平提升不一定使后者水平降低。两者观点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厘清以完善初次分配政策的选择,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统一。
从国际比较看
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劳动收入占比这一数据进行调整,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把按收入法核算的GDP中的混合收入(自我雇佣工人的所有收入)并入劳动报酬,合并成为劳动收入;二是把农业增加值与劳动者报酬合并成为劳动收入(因贫穷国家中普遍有一半的自我雇佣者在农业部门);三是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中采取的调整方法,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运用不同方法(上述两种方法、假设自我雇佣者劳动收入占比与其他劳动者相同、假设自我雇佣者与雇佣者平均工资相同);四是直接运用企业支付给雇员的劳动报酬收入数据。四种方法各有优劣,采取第四种方法,可以避免主观调整带来的误差。
以此为基础测算发现,全样本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主要集中在40%—70%之间,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分布结构形态类似,但发展中国家相对聚集在下端的40%左右。可见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处于低位区间。基尼系数在全样本中分布的范围主要集中在0.2—0.4之间。发达国家的经验分布结构形态与全样本相似,而大量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基尼系数,即收入差距较大。
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的
U型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样本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明显呈下降趋势,且各国劳动收入占比分布较为集中。而近十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越发明显,许多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向低位区间扩散。样本国家基尼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态势总体平稳,各国基尼系数的分布比较分散,多数处于0.2—0.6的区间内,呈现出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中的趋势,高点出现在1998年左右。这反映了各个国家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近年来,基尼系数过高的国家有所减少,但处于基尼系数低位区间的国家也减少了,说明基尼系数在许多国家仍有上升势头。从全样本来看,基尼系数与劳动收入占比存在U型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小于60%的国家中,收入差距随着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缩小。劳动收入占比大于60%的国家中,收入差距随着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扩大。
自1978年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近年来下降趋势趋缓。其中,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与时间的拟合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小于发展中国家,即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趋势要缓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的图形关系与全样本的情况相似,呈现出U型,散点的分布较为集中。劳动收入占比小于50%的国家中,收入差距随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缩小。劳动收入占比大于50%的国家中,收入差距随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且散点分布较为分散。可以猜测,在发达国家中劳动资本要素收入分配差距、个体劳动收入分配差距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当,在发展中国家劳动资本收入分配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长期来看,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当劳动收入占比超过53.1%(根据数据测算而得)时,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反而会使收入差距扩大,其原因是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加大。从分类来看,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呈正相关,在发展中国家呈负相关但不显著。处于工业化中前期、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差距的U型曲线所处位置不同,当前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的国家更多位于U型左侧,劳动收入的上升可缩小收入差距,工业化后期的国家更多位于U型右侧,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会扩大收入差距,后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从时间来看,各国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差距在1978—1997年呈正相关,在1998—2017年呈负相关。
调节收入分配的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改善自身收入分配上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根据现有的发展阶段,应大力提升劳动收入占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及基尼系数特点明显。根据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中国处于工业化后期。从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来看,中国及其他同等阶段国家表现出明显下降,从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看,中国为迅速上升,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的变动幅度更大,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差距负向关系明显。因此,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应当全面提升劳动收入占比。
第二,要结合经济结构转型,合理控制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从前文的结果可以发现,一味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不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对于劳动收入占比更高的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其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中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表现为技术进步更加有利于高技能人员,而不利于低技能人员;企业分配政策更偏向于管理层,而不利于普通员工。因此,在关注劳动资本要素收入分配的同时,还要关注个体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要在分配政策上限高增低,国有部门要限制高管工资过快增长,制定高管工资与普通员工薪酬的最高倍数,各类企业要充分发挥工会力量,建立代表员工利益的薪酬委员会,落实和保障普通员工社会福利。
第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适度增加政府干预。现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干预对基尼系数均有重要且稳定的负向影响。一方面,人力资本指数提升意味着劳动者普遍技能水平提高,会缩小工资差距;另一方面,技能劳动力为自身匹配资本收入的能力也得到提升,缩小了劳动资本的收入差距。政府干预对基尼系数有负向影响,因此,政府要通过政策积极引导社会的合理分配,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投入,防范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行业的资本化与市场化。
第四,加快贸易结构转型,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国际贸易带来的技术传播和资本流动对一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让劳动要素更加深入地参与生产,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力。但从现有研究来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对基尼系数的提高有正向作用。因此,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本国劳动者所得。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