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作为大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历程中，积累起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研判主要矛盾、抓住中心任务以破解难题；二是坚持外靠人民监督、内靠自我革命来破解难题；三是坚持在不同时期的团结奋斗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四是明晰中与外的对照，坚持在破解中共独有难题时冷静审视苏共的兴衰成败，“以俄为师”或“以苏为鉴”；五是坚持真理并修正错误，从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上述经验以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根本原则，以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实践基础，以党和人民的团结奋斗为力量源泉，以苏共革命和执政的成败得失为标本参照，弥足珍贵，值得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
关键词：大党独有难题;历史经验;历史决议;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大党。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较少、活动范围较小、总体影响不足，还称不上大党。但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激增、活动范围明显扩大、内外影响提升，迅速成为大党，正如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的那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1]。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在发展中大国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其执政地位并非一蹴而就；长期执政更不容易，其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鉴此，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大党”内涵，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双重视角强调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意义；着重阐述需要解决的“六个如何始终”难题，指明与之对应的“六个必须”对策，提醒全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3]。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最大执政党，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是领导一切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4]，因此，在指导思想、规模力量、组织纪律、自身历史、执政时间、领导地位等方面具有诸多特性。不仅如此，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程中还积累起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研判主要矛盾、抓住中心任务以破解难题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在同一事物中往往不止一个，其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又称主要任务，其内容由主要矛盾决定，其目标在于解决主要矛盾。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研判主要矛盾、抓住中心任务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1. 党的建设、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关系
党的建设历来是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服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是为胜利开展武装斗争和壮大统一战线，取得全国政权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是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要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紧紧围绕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5]百年党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确定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功与挫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论断的生动诠释。
2.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判断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并未出现“主要矛盾”字样，仅有一处写道“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但并未阐释其内涵。其中提及“任务”共19次，但并未出现“中心任务”或其近义词“主要任务”，而是以“革命（的）任务”或“直接任务”表达类似意思，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6]，“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6]952。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主要矛盾”出现5次，“主要任务”出现1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出现2次，“工作（的）重点”出现4次[7]。其中侧重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矛盾和任务的把握，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和任务，高度评价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把握，没有回避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的失误。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及“主要矛盾”7次，提及“中心任务”1次、“主要任务”5次[8]。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完整、准确地阐述了四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主要任务）。
纵观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发现，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大党独有难题，这些难题既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物和表现，又是党在实施中心任务（主要任务）时必须破解的对象。每当中国共产党找准主要矛盾进而明晰中心任务（主要任务）时，大党独有难题就比较容易得到克服；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矛盾和任务判断失误，大党独有难题就很难得到克服甚至有所增加。因此，明晰主要矛盾继而找准中心任务（主要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前提条件。
二、外靠人民监督、内靠自我革命来破解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内党外的互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联结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9]
1. 外靠人民监督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政党的宗旨是政党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意图，是检验一个政党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表述经历了数年酝酿和演变过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时，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0]。1944年9月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时发表的演讲，已将“为人民服务”的范围拓展到不怕别人批评自己的缺点、积极改正自己的错误、采纳别人提出的有益于人民的办事方法。1944年10月毛泽东首次将“全心全意”置于“为人民服务”之前[11]。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12]，从而首次将党的这一宗旨写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其初心和使命。井冈山精神中的“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苏区精神中的“一心为民、清正廉洁”，长征精神中的“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张思德精神和延安精神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雷锋精神中的“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焦裕禄精神中的“亲民爱民”，科学家精神中的“服务人民”，孺子牛精神中的“为民服务”，脱贫攻坚精神中的“不负人民”等，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党的初心使命意义重大，第三个历史决议8次提及“初心”、11次提及“使命”，并将“坚持人民至上”概括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8]；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初心使命列为“三个务必”之首[2]。
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就必须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打破党群隔阂，进而使党接受人民监督。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主张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而找到的“第一个答案”[13]。抗战时期“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具有两种特殊含义：一是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监督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并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道推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是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外靠人民监督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体现出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统一性。
2. 内靠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8]。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伟大事业，使党在同时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和推进自我革命的历程中，不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意味着从严治党。“从严治党”这一概念，起初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后被写入党的十四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确定为党的建设指导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并将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而找到的第二个答案[13]。但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并非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必须常抓不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3]354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和从严治党，在两大转变中积极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4]这就是两大转变。伴随两大转变的，则是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2]。四大考验与其他考验一道，共同造成四种危险。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2]。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大党独有难题时具体分析了这四种危险。一是精神懈怠危险，“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3]353。二是能力不足危险，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参差不齐”[3]352-353。三是脱离群众危险，有人“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3]352。四是消极腐败危险，“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3]353。
综上所述，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完成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魄力从严治党，致力于打破党与人民群众的隔阂，外靠人民监督、内靠自我革命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三、在不同时期的团结奋斗中破解难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15-16]；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3]352。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不同时期的团结奋斗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1. 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难题
大有大的难处。抗战时期，已经成为大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抗击日伪，另一方面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顽固派既斗争又团结。1941—1942年，由于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军事挑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遭遇严重困难，根据地面积减小、人口骤降，军队规模萎缩。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方面的经济军事力量明显占优；解放战争末期，如何管理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特别是稳定城市并发展工商业，如何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棘手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军事、国际环境、自身建设上遭遇严峻考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并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8]党的第二、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7-8,13]。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依然贫困。邓小平指出，1958—1978年中国“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17]，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明显拉大，“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8]。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两个凡是”仍然一度禁锢人们的思想和实践。1989年春夏之交，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8]。党的十四大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党和国家先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非典疫情、汶川特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初，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2]。
2. 党依靠团结奋斗破解了不同难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党的团结以及党同人民的团结。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19]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7]的巨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20]，“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21]。“团结奋斗”是党的二十大主题和标题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2]。百年党史表明，团结奋斗也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
大要有大的样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根据地军民，通过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等举措，有效应对了1941—1942年敌后抗战的极端困境，逐步实现抗战形势的好转。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了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通过解放军的浴血奋战、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通过推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实现中国革命形势的根本转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能够站住脚、扎下根，……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22]人民还先后用小车推出来、用小船划出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23]。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际、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多种复杂严峻的考验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23]15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种考验，巩固了政权并恢复了经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团结奋斗，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赶上时代”[17]242；除了改革还要开放。“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7]2661989年，“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8]。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战胜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战胜非典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人民“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3]351。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大也有大的难处”，所以，在各个历史时期均面临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唯有团结奋斗才能体现大的样子，发挥大的优势；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团结奋斗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四、审视苏共的兴衰成败以破解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最后的结局是国亡政息”[14]89。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对照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发展中国家大党，尤其冷静审视苏共的兴衰成败，或“以俄为师”或“以苏为鉴”。
1.“以俄为师”，从苏共的成功实践中学习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24]。上述制度通常“以俄为师”，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借鉴吸收了苏联的许多有益经验”[25]。毛泽东首次访苏时指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26]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7]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受列宁的启发，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8]，“这叫新经济政策”[28]170。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要学“一切国家的好经验，……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28]242。由此可见，“以俄（苏）为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2.“以苏为鉴”，从苏共的巨大挫折中汲取教训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斯大林、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同年3月毛泽东指出，秘密报告“揭了盖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29]。1956年4月初，毛泽东首次提出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29]557。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28]23。1956—1957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取得一系列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等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探索成果[22]17。
苏东剧变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坚持党的领导并加强党的建设，成功捍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第三个历史决议，均强调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30]他还从以下方面总结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教训。
一是特权和腐败。苏共在执政过程中，党的干部大搞特权和腐败，严重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31]特权官僚集团缺乏权力监督，必然贪污腐败成风而且不会自我刹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32]这里所谈的“一些国家”，显然包括苏联在内。“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33]“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毫无疑问也包括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
二是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没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14]6“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34]
三是缺乏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14]89-90
四是未能严明政治纪律，特别是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组织混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是乌合之众了。”[34]133-134
五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34]113，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那场动荡中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原因在于他们“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1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35]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影响巨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根据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效法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苏共二十大闭幕后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既有显著成绩也有严重失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苏为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由此可见，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始终坚持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学习经验，从其建设和剧变的巨大挫折中汲取教训。
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来破解难题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既往的实践，旨在从伟大成就中吸取历史经验并坚定历史自信，从失误和曲折中吸取历史教训并进行历史自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要研究党史的“成功和胜利”，还有“失败”[36]。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党史上成功的、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都是“宝贵财富”[17]234-235。习近平总书记回顾百年党史时，列举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3]的诸多表现，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3]353。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突出体现，进而成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滋养。
1. 党在破解实践中发扬经验、坚持真理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虽以总结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内路线斗争和“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为重点，但开篇强调1921—1945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6]952，在结尾指出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6]998。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涵盖建党以来全部党史，但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为重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从多个领域阐述新中国成立32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总的说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7]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序言阐述党的历史任务和初心使命；前四部分首段和末段分别阐述四个历史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和伟大成就，其中第二部分第10段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第三部分第14段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第四部分第2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地位；第五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第六部分概括了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十个坚持”。
2. 党在破解实践中吸取教训、修正错误
自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并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毛泽东强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19]296。《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6]955其中第四部分以大篇幅论述“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表现，第五、六部分详细剖析“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及其在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上的种种表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辛探索中出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7]。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第四、五、六部分深刻总结上述错误的原因、性质和教训，强调：“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7]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虽然着重总结成就、经验和意义，但并未回避党的失误和曲折，以及其中包含的教训，从而客观地总结党史。其中第一部分提及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以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第二部分提及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第三部分提及“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第四部分第（一）（二）（三）（四）（六）（七）（九）（十二）首段提及了改革开放以后多个领域的局限。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台三个历史决议，贯穿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主线。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党史及其经验教训。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共党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7]。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回头看”，通过总结自身历史以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系列历史经验，直接仰赖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是在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基础上，作为大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世情国情党情来确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坚持外靠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来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与革命和建设事业、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改革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实践基础，在时间维度上以党和人民的团结奋斗为力量源泉，在空间维度上以苏共执政的成败得失为标本参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上述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值得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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