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才教授、全球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财政部国际财经专家工作室成员，科技部中非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全国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科技部“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评审专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20余项，出版专著、编著和译著30余部，发表论文160余篇；50余份研究报告获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纳或批示。
孙小涵，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全球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助理。出版译著4部、专著3部，在《非洲研究》、《法国研究》、《中国投资》和《法国蓝皮书》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20余份咨政报告获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纳或批示。参与国社科重大项目2项、青年项目2项、“冷门绝学”项目1项。曾作为优秀译者接受央视法语频道专题采访，并多次在《非洲金融时报》、摩洛哥《解放报》等海外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
编者手记
在喀山“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印度与非洲的合作日益受到关注。印度，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其在非洲的外交政策及合作战略，尤其在军事、安全、能源等领域的深化，正成为影响国际合作与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尽管学界已对此主题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但印度在与非洲的合作中，如何有效应对面临的挑战？其合作模式如何在“全球南方”框架下推动共同发展与相互获益？印度对非政策的经验又能为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战略调整提供哪些借鉴？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挖掘和阐释。
王战教授与孙小涵博士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眼光重新审视印度与非洲的互动关系合作撰写论文《“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的非洲政策研究》，通过对印度非洲政策的全景式剖析，揭示了印度如何在“全球南方”框架下，通过多维度合作，深化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军事安全、能源开发和海洋合作等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作者深入探讨了印度对非洲的长期战略布局，并针对当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潜在风险进行了反思。此外，论文还提出了中国应如何借鉴印度的成功经验，妥善处理中印在南南合作中的互动与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合作新格局。
文章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关于印度非洲政策的新视角，更为中国在对非战略调整中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其独到的分析和前瞻性的洞察，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也为中印两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提供了现实指导，帮助各方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实现更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引用本文：孙小涵，王 战.“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的非洲政策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53-59.
摘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加强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党和国家赋予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课题。在有关南南合作的研究中，印度的非洲政策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分析印度的非洲政策对于中国进一步调整对非合作战略具有借鉴价值；另一方面，厘清印度的非洲政策对于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维护中印关系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印度与非洲国家的交往由来已久，历届印度政府都与非洲国家保持着或强或弱的合作关系。自莫迪执政以来，印非关系进一步强化，双方在军事、海洋、能源及其他新兴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显著进展。诚然，印度的非洲政策仍存在问题，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冲击，但就其未来趋势看，未来印度将持续推进对非合作。研究将对中国在对非合作中妥善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携手共创南南合作新图景、“全球南方”新时代提供借鉴。
关键词：“全球南方”;区域国别学;印非关系;南南合作;印度外交;对非政策
目录
一、“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对非交往的历程
1. 早期印度与非洲的交往
2. 冷战背景下印度的对非政策
二、“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推进对非合作的主要路径
1. 积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
2. 重视与非洲国家在印度洋水域开展合作
3. 大力拓展与非洲国家的能源合作
4. 发挥制药优势扩大对非洲出口
5. 在其他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机遇
三、“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的非洲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1. 双边合作中的既存问题
2. 未来合作面临的潜在风险
四、“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的非洲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1. 合作应充分尊重非洲国家主权与意愿
2. 合作要立足非洲国家实际需求
3. 合作要遵循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
2024年10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时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1]。“全球南方”一词的产生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源自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南方”概念[2]。1969年，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越南战争特刊中首次使用了“全球南方”一词，几个世纪以来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汇聚、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越南战争是北方统治“全球南方”历史的顶峰[3]。卡尔·奥格尔斯比的左翼主张、在冷战时期与“全球南方”类似的“第三世界”概念的提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谋求联合的态势，都从概念本源上反映了“全球南方”的意识形态特征。
中国、印度和广大非洲国家一样，都属于“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是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印度也将非洲视作“姐妹大陆”，视非洲国家为谋发展路上的“平等互利伙伴”。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加强对非合作对于中印两国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开创南南合作新局面是中国、印度和非洲国家重要的时代使命。由此，深入研究印度的非洲政策不仅对于中国调整对非战略有重要意义，更为中国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加强与印度的互动提供有益思考。
一、“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对非交往的历程
非洲是印度对外战略的传统区域，印度历届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与非洲维持着或强或弱的合作关系，其对非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侨民基础和显著的地缘优势。
1. 早期印度与非洲的交往
早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前，印度与非洲就有零星的经贸往来和人员流动。随着莫卧儿帝国陨落、大英帝国兴起，印度与非洲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量的印度人受雇到非洲特别是东非国家做劳工。20世纪初，基于反抗殖民统治的共同愿景，以甘地为代表的印度早期民族解放先驱，在南非掀起了反抗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独立后的印度积极声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印度移民在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地成立了东非印度移民协会，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等方式为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摇旗呐喊。
2. 冷战背景下印度的对非政策
冷战期间，印度将非洲视作大国博弈的外延，通过强化印非间共同的反殖民谋独立斗争经历拉拢非洲，以期使自身在非利益最大化。随着中印边境争端产生，印度将非洲纳入“制衡中国”的轨道，意图在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范围内孤立、排挤中国[4]。在冷战末期，为避免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孤立，印度缓和了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逐步提升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随着冷战结束，印度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对外重视与欧美等大国的交往，与非洲的合作关系有所淡化。
3.21世纪以来印度对非政策的调整
21世纪以来，印度和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都在显著提升，特别是资源禀赋良好、经济发展迅猛的非洲大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出于维持非洲的地缘政治稳定、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以及提高其全球影响力的目的，印度再度提升了对非洲的关注，并开始主动优化其对非政策，重视与非洲国家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由此，印度展现了一种适应性更强的外交立场，在保持与非洲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也考虑到自身对非洲的具体需求，旨在追求更广泛的非洲地区战略利益，扩展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战略影响
莫迪执政以来，印非关系不断加强，印度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显著上升。这一态势的出现主要与莫迪执政纲领引导、印度海外利益扩展和“争常”诉求加强密切相关。从莫迪执政纲领看，他有意识地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构建“新印度”愿景，对外推行“印度至上”大国战略，着力构建强大、自立、自信的国家形象，为此就必须提升印度的区域和国际影响力[5]。非洲国家众多，与印度的交往有良好的基础，印非关系可以称为彰显其外交成果的重要区域。
二、“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推进对非合作的主要路径
印非之间较为悠久的历史往来以及相对稳定的互信关系，对于引导印度与非洲加强安全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多边层面，印度重视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特别是在印度洋水域开展合作。在双边层面，印度不断加强与非洲国家在能源和新兴领域的合作。
1. 积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
军事安全合作源于印度积极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传统，但至今又不局限于参与维和。在倡导非洲和平安全事务自主权及其协助非洲国家重建社会秩序方面，印度也积极施以援助，并有意以此为抓手团结非洲国家，强调自身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贡献，以及对于世界和平安全的积极影响。就合作现状而言，印度对非洲的军事安全合作主要包含3个方面：积极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支持非洲国家自主解决争端；协助冲突后国家重建合作。在莫迪执政前，印度对非洲的军事安全合作主要局限于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如今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更具多样化和广泛性，诸如反恐、反对极端主义、防止洗钱、跨国犯罪、冲突预警等问题也成为合作焦点。有印度学者指出，在军事安全合作领域，印度和非洲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和平、安全和发展是唇齿相依的，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和确保社会稳定，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保证国家安全，因而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议题不断扩展，规模迅速扩大[6]。
2. 重视与非洲国家在印度洋水域开展合作
在印度洋水域开展合作是印度对非合作中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对地缘安全利益的关注不断提升，印度越来越重视东非沿海地区，这种地缘安全上的调整体现在其海上安全战略及相关政策制定中。2015年10月，印度发布新版海洋战略文件《确保海洋安全：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明确指出东非沿岸是其核心利益区域之一，这一表述标志着该地区在印度海洋安保策略和外交拓展中的显著地位[7]。新版的战略文件明确指出，西印度洋莫桑比克海峡、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交通枢纽是印度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关键。鉴于这些重要水道的战略地位、高密度航运以及易受攻击的潜在可能，印度必须准备在增强警戒或冲突状况中保护或有能力对其实施封锁。印度为了实现区域海权强国，以及成为印度洋海域内安全议题主导者的战略目标，印方需要在东非海岸保持有效的军事影响力。然而，目前印度缺乏稳固的前哨军事基地，对于现有的一两艘航空母舰存在过分依赖的情况，这些都将削弱实现其海洋雄心的可能。因此，印度迫切需要寻求一种“微妙”的策略，以加强与相关国家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协作，并确保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
3. 大力拓展与非洲国家的能源合作
印度在能源方面长期依赖进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0年印度对能源的外部依存度可能会增至90%。为保障其海外能源的安全，印度近年提出“多样化能源供应”战略。在这一战略引导下，印度在全球能源产区国家中积极实施能源战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战略通道建设上。非洲油气储备丰富，日益成为印度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点进取对象。印度近年来积极推动“西联战略”“季风计划”和“亚非增长走廊”等多项战略，这些战略目的在于加强与非洲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并逐步确立一个以非洲能源生产国为核心的线性能源合作架构[8]。随着印度与非洲各国往来的不断加强，自2020年起，非洲每年向印度供应超过1亿桶原油，约占印度石油进口总量的25%。在此背景下，尼日利亚、安哥拉、科特迪瓦、尼日尔和加蓬等国家已经成为印度海外投资的重点地区。除在化石能源上加大对非投资合作，印度也发挥自身在太阳能技术上的优势，积极对非洲开展能源技术合作，强调印非能源安全合作中的互利性质。
4. 发挥制药优势扩大对非洲出口
尽管非洲的医疗保健系统存在不足，但医药行业却具备巨大的发展潜能。印度通过改善非洲的医疗状况和提升当地的医药生产水平，不仅能满足非洲国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同时也为印度国内公司提供了扩展营销边界和转移产能过剩的良机。随着非洲对医药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其生产体系的相对薄弱导致非洲本土医药供需之间的矛盾愈发显著。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医药公司正在不断地深化其在非洲医药市场的影响力。
新冠疫情期间，印度积极向非洲输出疫苗，既有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笼络非洲国家的意图，也在试图向非洲国家乃至全球各国彰显“印度制造”的实力。此外，印度还积极向南非推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以此为契机冲击西方药企巨头在国际卫生医疗产业中的垄断地位，试图削弱西方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话语主导权。印度对非洲的卫生安全合作，既呈现出了鲜明的扩大经济利益、巩固在非医药市场份额的意图，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推进“全球南方”愿景的战略举措。
5. 在其他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机遇
除了上述4大领域外，随着印度和非洲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双方在其他新兴领域的合作虽然还不具备与这4个领域等量齐观的重要地位，但也值得我国高度关注，从中可以看出印度对非洲合作议题不断扩展的明显趋势。例如，在数字时代下，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印度也积极推进与非洲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在构建网络安全基础架构的进程中，印度致力于“金砖国家光缆项目”，此举促成了其与若干非洲国家间的直接数据连接，旨在减少印度对美国等技术强国的依赖，以此规避信息和通讯领域潜在的外部控制风险[9]。通过实施“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ITEC），印度与非洲各国开展了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旨在提高非洲国家的信息技术能力。又如，俄乌冲突引发了全球食品通胀危机，非洲国家普遍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在粮食安全方面，一些非洲国家对印度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乌克兰。印度既是世界第二大大米生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印度大米出口全球150个国家。其中，出口量最大的前8个国家里面，非洲就占了4个，分别是贝宁、科特迪瓦、多哥和几内亚。因而粮食安全也越发成为印度对非合作的新兴领域。
三、“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的非洲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印度对非洲合作取得了诸多成效，但其进一步推进仍面临着既存问题与潜在挑战的制约，导致双方未来合作前景存在一定变数。从印度方面看，其社会经济改革面临停滞困境，很难实现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红利正在不断衰减，很难保证对非洲稳定可持续地投入战略资源。从非洲方面看，各国政治和安全治理挑战仍层出不穷，对于印度提出的各类合作倡议也难以做出实质响应。就双方合作的潜在挑战而言，当前非洲大国博弈态势不断加强，尽管印度不断深化对非洲的合作，但未必能在未来非洲安全治理格局中占据优势。这些都是印度对非洲合作中势必要应对的挑战，也显著制约双边合作规模的扩大与合作议题的延伸。
1. 双边合作中的既存问题
印度对非合作中的现存问题可从印度与非洲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印度方面看，其长期发展面临基础设施不足、教育和职业培训不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以及环境消耗过度4个主要障碍，这也成为其在推进对非合作中的最大掣肘因素。印度政治经济结构中存在着组织能力、技术能力、财政能力和政治能力4个方面的缺陷，使政府部门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10]。此外，印度的联邦结构存在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在这些结构性因素制衡下，印度未能适时推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结构性转型，亦即推动经济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高端的制造业转型。转型失败的结果导致就业增长急剧放缓，人口红利如今有成为“定时炸弹”之虞。印度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陷入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中。经济“寡头化”以及急剧增长的财富不平等是印度社会中的隐忧，不稳定甚至随时有可能急剧恶化的经济增长态势动摇了印度推进对非洲安全合作的基础。加之印度经济运行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必然会影响印度经济的发展进程，制约其扩大对非洲合作规模的步伐。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这也引发印度国内经济民族主义高涨。经济民族主义主张采取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在经贸关系中更加强调绝对收益，经济的内顾化加剧，抵制全球化、强烈要求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呼吁减少外来商品和移民，使印非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会因此受到较大冲击。
未来，印度经济有可能会进入低速增长的阶段，从而在对外经济合作上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态势。由于自身经济改革进程受阻、产业调整受限、全球经济形势不佳，印度经济所释放出的动能将逐渐减弱，之前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阶段即将结束，进入低速增长新的历史阶段。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新布局之际，印度虽能获得一定的发展机遇，但是鉴于本国的人口素质、治理能力、技术水平，印度难以在此过程中成为全球产业新的集结点，更难以实现产业升级、技术提升、经济转型，仍将处于产业链的中下端。随着非洲国家的发展，其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将或多或少与印度在不同领域形成竞争，双方在合作领域的共识也可能因此而显著削减。
从非洲方面看，非洲不少国家基础仍不稳固，疫后复苏相对缓慢，政治安全治理挑战依然严峻。这些都表明，非洲进一步增强安全治理自主权的构想面临着相对脆弱的现实基础，其对于印度的合作回应也受到较大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非洲疫后复苏速度较其他地区和国家缓慢，难以有足够资源投入到落实印非安全合作项目上。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非洲在2022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较2021年下降44%，而全球平均降幅为12%。得益于其丰富的矿产、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和强烈的发展意愿，2023年非洲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20%左右，但仍远低于2021年的水平。另外，约有20个非洲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挑战，其中以加纳、尼日利亚、苏丹、肯尼亚、津巴布韦、埃及等国最严重。二是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非洲地区“债务脆弱性仍在上升”，而加纳、肯尼亚、刚果（金）、苏丹、乌干达、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负担相对更重。三是粮食危机，由于气候变化、本土冲突等使非洲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无法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四是能源危机，其中以一度引发灾难状态的南非电力危机为代表。
非洲政治治理分化现象严重，地区安全治理水平明显不平衡。2023年，非洲大陆共有8场重要的总统大选，其中尼日利亚、利比里亚、津巴布韦、埃及等国均相对平稳，或以现任总统胜出，或是在野党胜出但权力交接平稳。需要指出的是，自2021年以来，非洲政变频发，这对非盟和平安全治理能力、2017年启动的非盟机构改革，以及非洲小国发展前景等均构成了重大影响。
内部治理匮乏与外部支持缺失，致使非洲部分地区或将陷入长期且消极的安全复合体状态。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袭击明显缓解，但非洲却呈总体上升态势。非洲恐怖主义的跨境化特征日益明显[11]。另一方面，非洲国家间和国内冲突呈升级态势。2023年4月，苏丹内战爆发，而刚果（金）与卢旺达围绕M23①运动的纠纷一度接近失控，已宣布自治的索马里兰因有3个州宣布回归索马里导致短暂激烈的冲突，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的潜在风险仍有转变为真实对抗的可能。
2. 未来合作面临的潜在风险
随着非洲在大国竞争时代的战略价值凸显，大国在非博弈持续深入，印度对非合作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第三方因素影响，这也可视作是对其合作战略实施的最大潜在挑战。当前，西方对非政策呈现出军事上大幅收缩的态势。自2021年以来，美国官方不断发布对非关系报告，强调美安全部门在对非外交上权重过大，导致美对非政策呈“军事化”倾向，倡导对非介入手段应转为以军事援助、联合演习和反恐合作为抓手，优化前沿部署和对战略通道的控制。法国自2021年起也逐步采取收缩性的对非策略，主张在军事上撤离非洲。西方对非合作在争取道义制高点的同时行“甩包袱”之实，对非合作“真金白银”越来越少，“理念口号”越来越多，导致非洲安全环境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困境和跨国协调挑战[12]。
在当前国际关系的新态势中，除了美西方国家，不少新兴经济体也日益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和安全合作。俄罗斯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在非洲加强军事合作，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俄罗斯与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在内的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协议，近两年来已经在非洲军售交易市场取得了近三成份额。土耳其在非洲基建领域屡有斩获，进一步带动土非关系发展。海湾国家中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正扩大对非洲之角地区事务的参与和影响。印度在医疗卫生领域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积极推动对非“疫苗外交”。日本在民生援助、对非洲小微企业扶持上持续发力，笼络非洲人心。非洲安全治理参与方的增加使得印度对非洲的安全合作面临更多竞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印度在涉非合作上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的潜在可能。
四、“全球南方”视野下印度的非洲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印度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积极与非洲展开交流互动的大国，也是我们的重要邻国。中印两国在发展对非关系上既有一定相似性也存在很多差异。通过梳理其对非合作现状，为我国扬长避短，在发展对非关系时从中借鉴有益经验、规避问题风险，从而借他山之石辅助中国营造更为良性、积极的中非合作环境。具体而言，我们在推进与非洲的合作时要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性，与之平等相处。此外，无论是具体的经贸产业合作还是战略安全等高敏领域，推进对非合作关系都要秉承系统、全面的视角，制定连续性和可行性强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步骤。中国要尝试与印度共同推进涉非第三方合作，真正树立良好的合作样板。不但寻求破解中国在非洲遭受的不实舆论攻击困境，而且要团结印度和非洲一起打造南南合作新格局。
诚然，尽管目前印度对非洲合作的规模与中国还存在差距，但随着其在非洲战略利益的不断扩大，印度在发展对非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一方面，印非关系不断发展对于中国调整对非合作政策有积极效应和借鉴价值；另一方面，印度在推进对非合作中遭遇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值得我们思考，从而使中国在对非合作中规避风险，更好地完善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机制。此外，理清印度模式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为改善中印关系，推进中印在非洲的合作提供潜在空间，助力中国与印度在各类涉非议题上展开磋商与合作。
1. 合作应充分尊重非洲国家主权与意愿
在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时，要特别注重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与意愿。相比印度，中国与非洲之间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在政府层面上建立了强有力的互动关系，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应从以下几方面为抓手扩展与非洲基层民众的直接交流与合作。
首先，中国应增加对非洲教育与科技领域的支持。例如，中国可以参考印度的做法，在确立稳定的中非经济技术合作机制下，充分利用周期性地在中国、非洲或联合国主办的经济技术合作主题活动日，促进与非洲发展的经验分享，并加强与非洲受援国家专业人员的持久联系[13]。
其次，中国应宣传动员更多企业和组织参与非洲经贸活动，鼓励支持非洲人参与公司运营和决策，增进与当地社区不同层次人员的沟通，确保中国企业深度融入非洲社会。此外，中国品牌可以通过塑造在非洲的品牌形象，使其作为中国影响力的象征，缩减中非消费者的心理差距。
再次，中国应高度关注在信息时代对网络平台的投资，使非洲民众能够获取中国在医疗、远程教育等方面的技术，支持中国的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建立与非洲医护人员的在线合作平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升中国民众对“中非合作”与“中非友谊”的了解。随着越来越多非洲人来华学习和工作，希望所有在华合法工作和学习的非洲人未来成为建设非洲的中坚力量。
2. 合作要立足非洲国家实际需求
印度在对非洲合作中高度重视兼顾国家利益与当地民众的福祉，这也是双方在多领域都能够推进合作关系的重要前提之一，值得中国关注。印度不仅在海洋、能源、卫生和农业等领域与非洲开展合作，还以此为抓手谋求形成推动双方发展的合力，以带动彼此可持续发展。为加强中非经贸合作，中国需要充分调研并切实考虑到非洲的实际发展需求。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面对的发展挑战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应深入推进制造业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行业，同时积极提升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并扩大商业服务如金融和通讯等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中国企业应更多地在非洲投资劳动密集型和制造业项目，这不仅能缓解当地的就业问题，也能通过建立更加均衡的贸易关系，增强中非经济合作的深度[14]。
3. 合作要遵循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
与非洲发展合作关系要充分结合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现状，支持非洲国家进行符合其本土国情与技术现状的建设。印度在对非洲发展合作时往往非常“接地气”，重视对普通民众进行技能培训，尽管其技术含量可能并不高，但能帮助其解决生计问题，缓解失业困境，也进一步夯实与非洲国家在安全等高敏领域开展合作的民意基础。中国亟需加强与非洲在服务业与知识经济领域的合作，避免向非洲出口技术含量低或质量欠佳的产品，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印度重视在发展对非关系中与“印度制造”倡议相结合，这也使印度对非合作天然地具有鲜明的本国特征，如药品、生活用品等，既满足非洲民众生活需求，又体现了印度发展合作的互利性质。中国在推进此类合作时，要体现出与印度在工业产品上不同的竞争优势，从而打造差异化的对非合作格局。
此外，中国应通过提供政策支撑和市场化的服务体系，鼓励多种类型的中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弘扬企业社会责任感，倡导中国企业在非洲融入当地社会环境，将人文价值整合进企业战略中，促进企业的信誉和社会责任成为在非洲市场立足的基本条件，并且为跨国企业设立相应的监管框架[15]。这不仅能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也进一步促进中非间的互信和合作。
中国、印度与广大非洲国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同路人和好伙伴，各方要在减少分歧、相互信任的原则上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共谋良性、积极的南南合作关系，推动全球治理秩序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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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M23是一个在刚果（金）东部活动的武装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