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著作等身，满载荣誉；他是才气纵横的诗人，下笔开生面，古韵写新篇；他还擅长书法，他的字健劲飘逸，别具一格。
而他曾言，自己的理想是做个简单的教书先生，研究真学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他就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钱志熙。2022年，钱志熙荣获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执教近40年，桃李满天下，这位广受学生爱戴的“教书先生”，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认真的“教书先生”
学生们说起钱志熙和他的课程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认真”。这份“认真”，落在不同的学生眼中，又具象为不同的侧面——
中文系2022级博士生杜之雅兴致勃勃地描绘着钱志熙的课程讲义：“他的研究生课讲稿，都是逐字准备好的，一学期下来就是一本书。”
而令中文系2019级硕士生刘欣然感慨颇深的，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录音教学。在她看来，录音授课这种崭新的教学形式对并不算年轻的老师来讲，颇具挑战。每段一个小时以上、连贯无间断的录音，也是对体力的巨大考验，“其间常常能听见老师喝水和清嗓子的声音”，刘欣然回忆道。
从硕士毕业执教于温州师范学院算起，钱志熙走上讲坛快40年了。1990年博士毕业后，他留在北大任教，担任了数门古代文学专业主干课和专题课的教学，并且一直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
2010年起，钱志熙为学校和中文系先后开设过“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诗词格律与写作”“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一）”“唐诗分体研究”等四门本科生课程，以及“唐诗分体研究”“古代诗文研究与创作”“先秦至唐诗歌理论发展史”“陶渊明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专题研究”等五门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总时长达1144学时，平均下来，钱志熙每年都要完成109学时的授课，这远远超出了学校规定的96学时的教学量。
课程的质量更是不遑多让。钱志熙认为，大学文学史课程的首要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文学史知识，提高文学鉴赏、批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要培养学生在专业方面的研究能力。具体到古代文学领域，它的教学又存在着三大难点：其一，文言语体相对艰深，与当下我们使用的汉语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其二，中国文学史时间跨度长，研究对象繁多，体量庞大，对初学者来讲上手不易；其三，文学鉴赏与评论具有极高专业门槛，对教师自身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这些难点无疑对授课教师的教学艺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此，钱志熙表示，教师的教学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只有自己底子厚，开课才能有底气。多年来，他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以求，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一段的文学史研究为核心，上溯先秦两汉、下贯两宋，完成了多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其中，《汉魏乐府艺术研究》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陶渊明经纬》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并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优秀作品代表。以学术研究为地基，钱志熙及时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酒瓶装新酒”，同样的课程，他每一年的讲授都有不一样的精彩。旧识新知，两相碰撞，往往令不同时间踏入同一个课堂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此外，不同阶段的课程也有不一样的要求，钱志熙深深把握着其间的差异性。面对初初徜徉文学史海洋的本科生，他的讲授总是依循又不局限于教材，千年文学流变在他的娓娓道来中脉络可观、气韵生动。他不仅希望帮助同学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希望传递文学的“特点”与“奥秘”，让大家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和好的文学，体悟文学之美。而研究生课程则更强调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过程，比起授人以鱼，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他将自己多年治学的经验和心得融入其中，着重培养学生发现现象、探究本质的能力。
传薪四秩，无论授课媒介变革、学术热潮更替，钱志熙对待教学的认真从未有丝毫变色，几十年如一日，他的课堂始终葆有丰沛的活力。
取百家之长的教学艺术
从走上讲坛起，钱志熙探索教学方式的步伐便不曾停止。这种探索，不仅是向内求的过程，前辈学者和同侪们的教学方法也给了钱志熙许多启发，他取百家之长，将其融入自己的教学之中。
在杭州大学读研时，他曾师从吴熊和先生与蔡义江先生，在钱志熙的印象里，这两位先生“很会上课”：“他们都是诗词方面的大家，讲起课来生动有趣，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更强调真正的理解。硕士毕业后，我在温州师范学院教书时，便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风格，也会学着他们把板书写得漂亮。”
两位先生博闻强识，讲起课来旁征博引，这令钱志熙很受触动。日常学习中，他便要求自己在读原典时有意识地背诵原文。等到他走上讲坛后，他也能像两位先生一样，对许多文句或段落信手拈来，这在当时也让台下的学生惊叹不已。
1987年，钱志熙来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贻焮先生。“陈先生的讲课风格很自然，他会像唠家常一样，跟我们聊他的老师们，比如沈从文先生和林庚先生怎么讲课。跟着陈先生学习，很多时候学到的并不是具体的知识点，而是教养层面的潜移默化。”
陈贻焮这种“自然”的教学方式，某种程度上奠定了钱志熙在北大的执教风格。值得一提的是，陈贻焮先生的“自然”并非“简单”，而是一种深思体悟后的妙诠，用明白的话语贯穿渊源流变的学术理念，用真情真性复归文学本身的魅力。这也推动钱志熙将单篇诗文的解读与文体和艺术表现方法的演变相结合，综合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义理、辞章、考据等学问，渐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佳境。这一独具个人特色的教学方式，令杜之雅印象深刻，她兴趣盎然地描述起课堂上的细节：“兴之所至，他还会在黑板上书写正在给我们讲授的诗歌，就像他铺开宣纸运笔挥毫写书法。”
学术研究之外，钱志熙还喜欢创作旧体诗词。创作者的身份赋予了他完全不同于研究者的视角。他会将这些经验和感受记录下来，在进行作品赏析时与同学们分享。这让他日常的教学内容，在缜密的逻辑和深刻的学理之外，增添了许多情之所至的真挚。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终究是感性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具备文学的感性思维，那大概率不能把文学研究好。
学生们常常能从他的讲授中捕获一些幽微的快乐。那些遥远的文本，也不再令人感到有隔膜，身居斗室中的师生们一同思接千载，在时空对话中体会一份“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心意相通。
在互动中实现教学相长
钱志熙的教学生涯也不是没遇到过“滑铁卢”。40年前，他还在杭州大学攻读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时，曾被朋友介绍去夜校上了一次课。那是钱志熙第一次走上讲坛，他为之做了几乎万全的准备。当他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从杜甫的《兵车行》讲到壮阔的中唐史，却见台下诸生兴致缺缺，课程尚未过半，教室中只剩零星数人。
这让钱志熙颇感挫败，其后数日，他都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中。后来，朋友告诉他，来夜大上课的人们其实并不关心杜子美何许人也、《兵车行》内蕴几何，他们只想知道，夜校的结业考试会出哪些题、答案是什么。
一个好的课堂，必然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奔赴”。“失败”的“人生第一课”后，钱志熙深切体会到学生在课堂中的重要性。因此，在此后的教学中，他格外关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互动，也非常在意学生们给他的各类反馈。
点评学生的作业，是钱志熙极为看重的一种互动形式。除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类的课程，钱志熙在北大首次开设了“诗词格律与写作”课。中文系2019级硕士生陆知珩很喜欢他的写作课：“那是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的六年里唯一一门教授具体写作技艺的课程。”
在那一学期的学习里，陆知珩常有醍醐灌顶之感。“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关于‘起承转合’的‘转’。老师引用了杨载在《诗法家数》中的观点：‘与前联之意相应相避’‘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以前读诗时没有太深的感受，课上经由老师这么一提点，等到自己再下笔，便感觉顿悟了一般。”
顿悟之后，陆知珩完成了一首颇为隽永的七言绝句，得到了钱志熙的充分肯定。“整首诗都被老师‘标黄’了”，陆知珩很受鼓舞。
“标黄”，指的是钱志熙会将学生习作中优秀的地方，在word文档中以黄色填充色的形式标示出来。陆知珩是在2020年春季学期修读了钱志熙的“古代诗文研究与创作”课程。课上，全班同学被随机分成了两组，每周轮流提交习作。每次的习作都会被收集整理在一个word文档里，钱志熙会在每一篇作品后面进行点评，在下次课前反馈给同学们。
同学们对这一模式反响热烈。“作业点评在其他课上并不多见，自己能够得到老师及时的反馈，也能看到其他同学的长处，互相学习借鉴”，陆知珩说道。
细究起来，“标黄”并非钱志熙独创，恐怕还要追溯到他的导师陈贻焮那里。在北大读博期间，陈贻焮对这位聪慧且勤勉的弟子很是认可，给予了钱志熙极大的自由空间。几年间，他们亦师亦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陈先生要求我们每月交一篇读书报告给他，每篇他都会仔细批改，还会将我们写得不错的地方圈点出来。我和其他几位师兄弟，每次都会数我们文章上的圈圈数量，数量少了，回去后还会沮丧好一阵子。”时至今日，钱志熙仍旧津津乐道于当年的许多往事。他说起自己有一篇关于陶渊明的读书报告，几乎全文都是陈贻焮的圈点，神情里难掩孩子气的自得。
是良师，更是益友
与陈贻焮亦师亦友般的相处模式，也被钱志熙不自觉地带入了自己与学生的关系中。无论是在他的课堂，还是跟着他做学术研究，学生们从来不会感到拘束。课余时间，他很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我的学生们都很有才华，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我不具备的优点”，钱志熙笑着说，“还有会画画的，精通音乐的，每次听他们讲一讲这些我不太了解的领域，都会给我不一样的启发。”
因此，学生们各自独一无二的经历和千人千面的感受，在钱志熙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在日常读书和学习中，他也鼓励同学们读出自己的真感受、真想法，而不是为历代诸家评点的观点所束缚。他希望学生们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带着感情去读诗，真正读懂诗歌，更要读懂生活。
面对学生们不同的人生选择，钱志熙豁达且开明。曾有博士生因为论文无法推进下去，对未来产生了迷茫，钱志熙笑着点醒她：“你当下的迷茫并不是来自学术本身的迷茫，而是来自现实的压力。”钱志熙认为，人生在世，应该找到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的事情，去为之努力，无论这件事是做学术还是别的什么。
“做学问，从来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做人的一种手段。做人才是目的。”为学先为人，钱志熙希望他的学生们都能做一个大写的“人”：“你生活在群体中，你要跟群体处好关系，不能太孤高。你要尊敬师长，哪怕你性格腼腆，但你要学着主动和人打招呼。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你还要有修养，儒家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其中，诚实是钱志熙最为看重的品质。日常他总会告诫自己的学生们，认真做人，诚实做学问，这比什么都重要。钱志熙的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长为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他欣慰于学生们取得的成就，在他眼中，自己带过的学生们大多才华横溢：“他们都是有才气的，很多人靠着灵气与悟性写文章，但还是要沉下去，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一步一个脚印。浮夸要不得，糊弄自己，也骗不了别人。”
虽然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钱志熙最看重的还是学术和教学。在他看来，职业身份有一个便够了，能够安身立命即可。写作为他带来艺术层面的体悟与共情，书法则是传统文化的濡养。他说，“功夫在诗外”，不能只读诗。
他视学术为终生志业，对待他的研究，他热情而执着，对自己过往学术生涯充满感激：“我很庆幸自己一直以来都走在我非常喜爱的道路上，并且还能有些研究收获。”
而这满腹诗书的归处，又是他人生的另一重理想——做一位纯粹的教书先生，像他最喜欢的诗人陶渊明一样，纵浪大化中，始终保持内心的纯净与自然，以不喜不惧的姿态，阅读独抒性灵的诗歌，探求并弘扬诗歌流变的真学问。
事实上，做了半辈子学问，教出桃李满园，无论是学术还是教学，钱志熙都足以担得起他理想的“纯粹”二字。
（采访：马思捷、马文婷。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杜之雅、刘欣然、陆知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