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是人类活动超越地质营力成为地球环境变化主要动力的一个时代，大约以1950年为界区别于全新世。与全新世相比，人类世的地球环境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表现最为突出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之外，整个生态系统（包括陆地和海洋）也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地球环境系统的变化转而反噬人类，对人类系统形成严重冲击。一般情况下，说到全球环境变化的责任，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发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非洲因为欠发达而被认为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不大，因而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也无足轻重。确实，就温室气体排放而言，非洲远比世界主要排放国的排放要少得多，但这并不能说明非洲在全球环境系统及其治理中不重要，相反，非洲是全球环境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对全球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之一。
非洲面临自然环境的挑战
其实，自工业化从英国启动以来，非洲的自然环境压力就越来越大。在非洲的主要殖民国家，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比利时、葡萄牙和德国，无不把非洲作为原料产地，或者直接掠夺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或者通过建立种植园等方式促进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与此同时，为了霸占更多土地和制造更多廉价流动劳工，非洲人或者被赶进面积狭小的保留地或者进入城市周围的棚户区。前者造成矿区的植被环境破坏、水和空气污染以及种植园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土壤肥力下降，后者导致保留地土壤侵蚀和牧场退化以及城市边缘地带环境恶化，疾病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先后推出了殖民地开发计划，对非洲的掠夺力度进一步加大，在世界市场驱动之下，非洲对自然环境的索取和破坏增强。殖民统治和开发一方面促使非洲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另一方面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破坏。显然，这一时期非洲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是复杂的，但主要责任在殖民者和宗主国，非洲人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也是殖民者和宗主国掠夺和破坏非洲环境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相继赢得独立，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商品化都迅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大加速”之势。工业化既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化的动力。非洲也不例外，它在消除贫困、促使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加剧了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利用密度和强度（全球矿产储备的30%在非洲，非洲的黄金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铬和铂占90%，石油占12%，天然气占8%），产生了污染和废弃物。与先发工业化国家相比，非洲工业化是原工业化和现代工业化叠加的，它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旧的环境问题（如森林滥伐和土壤侵蚀等）与新问题（如日益增加的温室气体和废弃物以及化学污染等）混杂。可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不但导致非洲人生命和财产损失，还削弱了非洲的未来发展基础和可持续性。
非洲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以农业为主的大陆，7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有些国家甚至占一半以上。农业和农村的环境问题不但影响范围大，而且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非洲独立以后，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非洲国家旧有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地矛盾越发突出。外国资本控制或与国际市场关系密切的本国资本控制的大农场都以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种植为主业，而当地少地的农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生计不得不压缩休耕期或者进行密集种植，导致土壤肥力衰减，同时由于贫困土地肥力得不到必要补充，致使农业生产非常脆弱，农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改善。另外，在非洲普遍存在的烧荒方式，虽然比较适合当地土壤和生产状况，但也造成大范围的空气污染。更为让人忧心的是，非洲大量靠天吃饭的农业（占全部农业的96%）在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时基本上没有适应能力。气候变化还会加快沙漠化，缩小陆地植被覆盖面积，影响淡水和海洋环境，危及非洲人通常使用的生物质能源。
尽管非洲对全球环境系统变化贡献较小，在国际气候谈判和环境治理中也很少有人谴责非洲，但是非洲并不是没有贡献，更不是不受影响，相反，亟须提升应变能力，增强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韧性。非盟提出的整体政策宗旨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促进非洲的经济转型。就农业和农村而言，非盟提出了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农业、提升生态系统的韧性、善用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政策倡议。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农业的目标是三赢，即持续增加农业生产率和收入、适应和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做法是，通过技术创新，种植耐热耐旱的新品种，采用综合性防病措施提高水土质量；通过推广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收获后的销售成本；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保障小农的收益等。提升非洲脆弱生态系统韧性的途径是以自然为基础创新自然资源管理方式。具体而言，就是把政府政策和民间智慧相结合、把自然选择和技术进步相结合，既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又增强水土涵养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使地表环境更绿、海洋环境更蓝。善用可再生能源资源，首先要避免低效污染式利用，然后通过投入资金和技术形成高效可持续地利用再生能源资源的模式。
走绿色发展道路是有效途径
非洲工业化和城市化应对全球环境系统变化之路在于绿色化。虽然非洲的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因为尚未形成路径依赖而易于向绿色工业化发展。一方面，工业可以通过减少生产过程、流通链和供应链对全球环境系统的影响来增强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发明和利用绿色技术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进而循环利用资源，并最终在为市场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成为绿色企业。非洲的城市化仍在加速发展，其绿色化已经刻不容缓。一方面，对老城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模式进行绿色化改造。另一方面，对新建城区完全按照环境友好的原则来设计和建设。智慧城市应该成为未来非洲城市化的发展目标。
虽然非洲仍是发展中大陆，但非洲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人类世，地球上没有一个区域能够避开气候变化的影响。非洲的生态系统也受到了有毒化学品使用、气温升高、栖息地碎化、外来物种入侵、新病流行等因素的冲击，而所有这些因素背后的推手都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因此，继续保护非洲大陆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也不容忽视。在确认那些未曾受到人类影响的小型生态系统基础上，以此为基线设计保护区和保护原则；在扩大保护面积和种类的同时，提高保护质量，同时增强保护区的自我造血功能，使之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非洲的环境问题是人类世时代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环境治理不仅需要非洲国家通力合作，也需要非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相互协调。非盟是团结非洲国家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协调非洲国家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立场的最主要组织。非盟设立了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大会的非洲谈判小组，它执行非盟大会、非洲国家气候变化首脑委员会和非洲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长会议确定的方针。从1995年柏林缔约国大会开始，非洲国家就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以一个声音发言，随后在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基于自己排放较少以及面临的独特环境危害，非洲国家提出适应优先于减少的政策主张。在哥本哈根缔约国大会上，在非洲国家的主张和坚持下，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克服气候变化影响的援助到2020年额外增加300亿美元的共识。另外，在非洲国家的努力下，联合国扩大了“减少森林滥伐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议程”所涉及的范围，要求为环境保护、可持续森林管理、增强碳存储能力、海岸带社会保护红树林等提供激励性资金投入。显然，非洲国家从自己的国情和洲情出发，在重视地球环境系统健康的同时，也切实兼顾自己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在人类活动成为主导地球环境系统变化的主导力量的人类世，人类生产和生活水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平等的。非洲虽然资源环境丰富，但仍是发展中大陆。在非洲5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无疑对地球环境系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再加上独立后的追赶型发展，对非洲环境和地球环境系统影响越来越大，然而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影响很有限。因而，非洲在人类世应对地球环境系统变化进程中，其责任和重点自然有所不同，发展仍是第一要务。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并在国际社会的全面和慷慨援助下，非洲实现从传统发展向可持续发展、从非洲发展向影响全球发展的飞跃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