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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新闻政策演化特点
2021-12-02 作者:蒋晓丽 王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广义的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部门为开展新闻传播活动而制定的一系列管理规定和准则的统称,涉及新闻报道政策、媒体经营与管理政策、对外传播交流政策、新闻从业人员管理政策、新闻教育与人才培养政策、新闻法规、新闻宣传思想以及领导人讲话等多个方面。狭义的新闻政策主要用来规范新闻报道的内容与方向,从政策角度来界定新闻应该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政策在总体数量和内容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面临诸多新挑战的社会现实相同步,党的新闻政策也适时进行调整,迈入了新闻政策演化的一个全新阶段。在维持现有政策体系稳固的基础上,政策的推出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从目标、任务与路径层面绘制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新蓝图。

  融合政策:以推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为目标

  围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所制定的融合政策,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所制定的最重要的基本政策,它们为我国的媒体转型确立了新的目标。早在2013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就已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媒体融合发展做出顶层设计,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提供具体指导。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媒体融合发展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2019年又要求主流媒体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媒体融合工作的重要性和全媒体时代建设的紧迫性,“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成为媒体融合的最新指向。

  主流媒体发展的融合转向,有着自身的逻辑起点,这也是媒介融合政策提出的先决条件。一方面,新时期媒体格局的持续变化推动主流媒体通过技术赋能创造价值,媒体融合以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为依托,技术的进步赋予其发展的动力,成为影响媒体融合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要素互融互通的递进趋势对主流媒体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冲击,旧有的发展模式日益僵化。媒体融合发展为不同传播主体间的对话与沟通创造了更多的可能。党的一系列媒介融合政策是应环境之变、媒体之转型、发展之急需而及时出台的。

  新时代媒体融合政策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融合政策“大小兼顾”,“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及一批相关的专项政策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出发,共同指导和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二是融合政策“内外配合”,对内、对外政策相呼应共同致力于中国故事的讲述;三是融合政策“点面一体”,各项政策依据自身发展逻辑,根据不同的需要提出,颁布与实施的主体也会不断进行调整,其最终都是要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现代传播体系新格局,进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

  管理政策:以提升媒体全方位治理能力为任务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关于新闻事业的一系列政策都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有关,政策理性与思想引领相辅相成。首先,由于传播活动是建构意识形态大厦的重要部分,媒体自然责无旁贷地要参与其中。面对更为复杂的形势,共产党率先从政策上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通过具体政策的实施,推动媒体作为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其次,公共政策所推崇的科学理性与意识形态所注重的思想引领有机结合,集中体现在新时代新闻政策的内容中,对媒体的功能定位已经从专注传播的单一定位向参与社会治理的综合定位转变,服务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已成为媒体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是逐步推进互联网治理工作,渐进式政策和“政策补丁”不断涌现。政策制定主体率先通过机构改革来细化管理分工,对互联网进行精确的把控;针对网络直播、网络表演、网络短视频等互联网传播新样态,相关管理和指导办法陆续出台;面对平台媒体的不断壮大,其主体责任和行动边界也由政策予以明晰;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安全新格局通过政策得以推进,《网络安全法》从整体层面保障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其他的部门规章、政策条例及规范性文件,则从个人信息安全、网络突发事件安全、全球传播安全等层面进行具体指导和管理。

  二是深度介入社会治理工作,相关政策助力传播体制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时代的新闻政策从理念指导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提供相应支持。人民日报社以“业务、技术和空间平台”为抓手,以“开放、合作、共赢”为思路,更好地发挥中央媒体平台的公共属性。县级融媒体中心既要发挥媒介本身的作用与价值,更要担负社会治理的重任,利用媒体平台整合基层社会要素,促进成员便捷沟通,提供社会全面服务,提高基层管理效率,以此实现社会的平稳运行和有序发展。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工作,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相关政策助推我国媒体参与到全球治理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博弈中,传播话语从对外传播走向全球传播,拓展了传播活动的格局和思路。通过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传达中国经验,在全球治理中凝聚各方共识,谋求国家间共同发展。

  支撑政策:以科技服务内容创新为路径

  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的推出,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首先,聚焦总体的信息服务。新闻传播事业深度介入国家信息化建设,在参与中实现自我优化、自我升级。一是设施信息化。多项创新技术已经被纳入“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议题中,从“信息、融合、创新”三个建设方向与传播活动产生关联。二是产业信息化。“互联网+”政策的颁布推动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激发了传统产业活力,而与政务工作的结合则推动了政务服务更加主动、精准和便捷,代表了行业的信息化。三是社会数字化。新闻传播事业既要完成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要从多个切口进入并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数字迭代过程,参与数字生活新图景的建构。

  其次,立足具体的业务创新。当下新闻传播活动的开展与技术进步深度勾连,技术层面的革新带来了新闻传播活动全流程的重塑。随着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断涌现,更多具有优势的自主创新技术为新闻传播赋能;保障传播内容及手段的丰富性,提升传播环节和流程的高效性,强化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安全性,推动媒体向着“技术+平台+内容”的创新发展思路转变。以《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代表的政策的颁布实施,反映出政策在为技术创造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也推动了科技服务内容的创新和“数字中国”的建设,从而为智能传播时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党的新闻政策与人类社会发展特征和要求相匹配,积极革新求变,努力完善提升,政策内容多维而深入,开启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改革发展的新征程。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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