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密结合时代进程，回答我国高质量发展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和现实功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与时代需要之间的关系，强调“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要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重大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积极为党和国家宏观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实现了富有学理支撑的应用对策研究的长足发展。
经世致用：为党和人民建言献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进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实现以人民为本位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探究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深刻道理，就是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本质上就是现代国家治理实践的重大命题。发挥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以高水平应用对策研究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所言：中国学术界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找和发现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并以此去制定实践的科学进路。没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就难以形成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但归根结底，基础理论研究要服务于应用对策研究，服务于社会实践的需要。
应用对策研究注重经世致用。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刘西忠以智库研究为例提出，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服务，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主要功能。智库开展应用对策研究，要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更好地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以更有针对性、更富时代性、更具实效性的理论供给，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引领和学理支撑。
哲学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战略研究，都是为实践服务的研究，必须着眼全局、融入主流。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认为，应用对策研究是为一定的决策服务的，决策的需要是应用对策研究的第一要务，但这不等于说，为主流决策服务、做应用对策研究就丧失了学术的独立性。需要注意的是，应用对策研究不同于舆论宣传，不能照搬、照抄、照讲已有文件、既有决定，在研究中重复这些文件表述是没有意义和价值创造的。
学以致用：推进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更好发挥作用。着眼全局，紧贴需求，以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和国家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所在。应用对策研究关键在“用”——以高水平研究成果，通过多样化的途径服务党和国家事业，推动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
应用对策研究的功能或者价值，体现在服务、引导、评价等诸方面。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方智库专报》主编王永平表示，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根和“源头活水”，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就是为社会实践服务，为政治、经济服务。因此，要关注党和国家决策需要，把真实有效的应用对策成果写进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里。引导专家学者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社会实践做调查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开展现实针对性强的应用对策研究，能够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民生大事，把文章写进老百姓的心坎里。重视应用对策研究和为决策咨询服务，将相关成果所获批示及其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纳入评价标准，这无疑是科研评价破“五唯”的有效路径之一，应在现实中得到更多重视。
从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分析，应用对策研究可以发挥桥梁、引领作用，充分激发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活力，有效改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脱节的状况。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杜国平认为，基础理论研究通过提出原创性理论观点，可以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崭新的技术方法，而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又可以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这样的过程中，应用对策研究恰恰可以发挥桥梁作用，一方面为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深入研究的动力，另一方面为具体实践提供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和操作依据。应用对策研究将基础理论研究形成的思想成果转化为面向现实的实践操作，不仅发挥了基础理论探索观照现实的应用价值，更让理论在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作用中不断拓展与深化，使基础理论研究获得推动其不断创新发展的新材料、新案例。
厚生利用：扎根政策实践 做高水平调研
对党和国家宏观决策、对社会发展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应用对策研究，必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高质量研究，是扎实的“真”研究。刘西忠提出，应用对策研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做“文献调研”式研究，更不是枯坐办公室“主观编写”对策建议，必须融入沸腾的社会实践，积极嵌入政策研究或各种决策互动过程，才能切实发挥智力支持作用。
杜国平结合逻辑学研究谈到，逻辑学科的应用对策研究应重点关注与国家战略需要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如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的“学习推理与决策”“自然语言识别处理”等。应用对策研究关乎国家利益和民生福祉，提出的应用对策要具有能够指导实践发展的科学性，而不是只能完成主观逻辑闭环的推演性。对策之“对”指向恰切的科学道理维度，对策之“策”指向可操作的实际效能维度，综合起来的对策研究应用才能汇聚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有效性，同时高度重视应用对策实际操作的程序性设计。这必然要求逻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走出书斋，面向实际问题的应用场景，注重广泛调研，反复进行实验，不断修正结论，为进入政策过程提供扎实的根基。
张翼认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的科学水平，一方面，要积淀深厚的基础理论，系统提升科学理论素养。如果不懂基础理论，不懂问题要素构造原理，不懂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不懂社会运行机制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应用对策研究就容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另一方面，要发挥“脚力”来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政策执行过程的利弊得失以及群众的拥护程度、民生关切的重点。此外，还要将当前问题的解决与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达到“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的目的。
心不两用：坚持问题导向 促进成果转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需求展开研究，决策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用”有效转化，以社科智慧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决策。
“迈开双脚搞调研，新实专用聚焦点，转换话语写报告，实事求是来建言。”王永平谈到，进行应用对策研究，要眼睛向上关注党委、政府决策，眼睛向下关心民生大事，有针对性地就国计民生的重点、难点、要点问题，就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展调研分析，创新研究话语体系，撰写调研报告，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为解决实际问题和矛盾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做好以问题为导向的微观研究。在黄仁伟看来，宏观战略要有微观支撑，要坚持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以坚实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形成宏观应用对策，才能确保宏观战略是可操作、可实践、可运行的，否则就是纸上谈兵、耽误大事。只有在微观研究基础上做宏观的大战略研究，才能够确保应用对策是扎实管用的，而不会成为空话。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研究成果向应用有效转化。刘西忠认为，应用对策研究者既要有理论定力，不断凝练研究方向和领域，又要有思考和及时应变能力，在专业领域内根据形势变化有序调整研究重点，把打“固定靶”与“移动靶”有机结合。要知己知彼，在精准领会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重点和应用对策的风格，精准供给思想产品，精准提出建议方案，增强对策研究的时效和实效，避免研究成果空转、成为空文，研讨流于空想、空谈。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客观现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展开方式具有深刻的领域性、专业性与交互性集成特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密切相关，这生动体现为：基础性研究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应用性研究同样为基础性研究积累实践经验与知识凝练，而且有些学科之间还互为基础学科、互为应用学科。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引领了实践发展，实践创新又促进了理论前行。“一方面，我们强调，实践发展到哪里，理论就跟进到哪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强调，理论发展到哪里，就将实践引领到哪里。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张翼总结说，理论只有通过服务于现实，才能发挥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因此，要推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向应用对策转化，将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灵活性、时空性以及改造世界的策略性密切结合，在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下推进问题导向的应用对策研究，从而形成发展中国、繁荣世界的“济世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