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体系是借鉴域外理论观念，辅之以对传统史料的搜集董理，在中西兼容的阐释与诠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天然被规定了必须处理好“古今”与“中西”两对矛盾，并以辨明中西之间的异同为职志。在实际展开过程中，无论“别异”还是“求同”的研究如今都倍感滞重，它们或仅停留在具体名言的疏通、诠释甚至古文今译，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趋势；或远离传统文论的潜在特质，而流于对外来理论的因循比附。有鉴于此，突破观念史的局限，引入“总体史”的维度，以充分汲取多元文化、文论及一切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理论资源，在“古今”与“中西”的颉颃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独到回应，无疑是激活传统，构筑更为开放平衡的“整全”的理论系统的有效途径。

　　关 键 词：古代文论；古今；中西；总体史；学科范式

　　作者简介：汪涌豪，王涛，复旦大学中文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类编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JJD750013)。

　　一、古文论研究的学科认知与定位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省称，它研究的对象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学理论、具体的文学批评、鉴赏以及其他相关文学理论批评。与众多的中国人文学科一样，虽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代文论成立于“五四”之后，但其大概的形态却古已有之，并最早可上溯至魏晋文学自觉时期。其时，已有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论》和陆机《文赋》等专门的论文之作。至南朝，因出现了像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样体大思精的专著而日臻成熟。隋唐以降，相关著述更多，言说形态也更为丰富，以致目录学将其从总集中析出，先专列“文史”一类归置，以后又别出“文评”“诗评”来厘定其身份。到了传统学术总结期的清代，四库馆臣终将两者合为“诗文评”，列于集部之后。察其所收书目与所撰提要中的判语，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已非常接近，所以称传统“诗文评”与古代文论意指相当，大抵是不错的。古文论的学科基础由此得以奠定。

　　不过，这一学科并非一开始就有“古代文学理论”的定名。1949年前，它通常被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如1927年，陈中凡出版了被称为学科开创的那部著作就是以此命名的。只是它仅依据《四库全书》“诗文评”中的材料，对古人的观点做了简要的胪述，虽框架初建，内容却欠丰赡。而后郭绍虞于1934年推出同名《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搜罗较陈著为广，尤能以“演进与复古”“杂文学与纯文学”这样历时与共时交互的方式展开论述，诚如朱自清所说，因“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①，被视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奠基之作。再以后，代表一时研究最高成就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934)、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写于1934年，出版于1944年)，还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至六朝部分出版于1934年，1943年重版时扩充至隋唐)先后面世，也都采用这样的命名。这其实代表了学者共同的认知，即认为这一学科是以研究古人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历史为基本任务的。然1949年后，郭氏率先将所著改编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59)。对此，他的解说是，“我们有时称文学理论批评，有时称文学批评，含义是一样的，为从简计，称‘文学批评’的时候要多些”。受此“从简”说的影响，此后除黄海章、刘大杰、周勋初以及王运熙、顾易生所著仍沿用“批评史”的定名外，其他研究者开始在书名中加入“理论”二字，如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等。蔡钟翔等所著五卷本，干脆径题作《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

　　审视这种易名，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整体风气的影响的。本来，诚如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古代“诗文之有评论，为书多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对于“批评”一词也从“未能确认其意义也”。他并指出远西学者所说“批评”的含义不尽相同，有用彼所论来裁量古文论，以突出“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的意思。罗氏《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所立界说也从远西来，他指出所谓“文学批评”，在西方原指“文学裁判”，后引申为文学裁判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而“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所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必须采取广义，否则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基于这一认知，他主张择用“文学评论”为学科定名，不过考虑到约定俗成，最后才退而沿用了旧名。前及郭氏的“从简”说与二人所言看似并无二致，如同书绪论中，他也认为文学批评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讲，可以包括文艺理论；就狭义讲，只指对文学作品作的评论”，以前常合在一起的两者之所以现在会分开，是因“古典文学之中狭义的文学批评，只能偏于技巧方面，讲些起承转合的作法，讲些平仄协调的声律，或摘句隽句，或考证事实，不会接触到作品里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故同样是本西人之说，陈、罗更多承继的是欧洲的传统，郭氏遵行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六十年代风行的俄苏的传统。故他改“批评”为“理论”，指导思想和言说立场上显然有跟上时代步伐的考虑。只是这种将内容形式截然二分，同时扬此抑彼、轻忽“作法”的观点，与他此前着意倡导的“纯文学”多少有些龃龉，故后来但凡援“理论”二字做学科、著作命名的研究者，除敏泽明确标示内容优于形式外，大多仅借“理论”之名，并未全盘沿袭其观点，而将“狭义的批评”排除在外。相反，越到后来，对它的重视程度越高。

　　近年来，随学术本位意识的凸显，学科论定之事悉归学理，对古人文学观的研究因此也开始在不舍弃具体批评的同时，更重视对批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审视，通史类专著则更多关注古人对创作、批评所作的理论化表述，以及这种表述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与纯净度，故相应地，用“文学理论”而非“文学批评”的渐渐多了起来，而“中国古代文论”这一省称也日渐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有学者进而分疏两者的不同，在所著文论史中开宗明义指出原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名不足以反映古人文学言说的全部，更不能用为整个学科的概括，因为“文学批评只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文学批评似应主要评述古人文学批评活动的历史，以及从中总结出来的批判观念和批评方法”，而中国古代文论的重点是“对古代文论中蕴含的文艺美学思想资料的发掘、整理和阐释，评述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思想、理论范畴、理论体系”②。但因为分疏得有些绝对，从而将狭义的“文学批评”逐出了“文学理论”。其实，将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截然断作两橛，不惟行不通，与古人的致思习惯和言说特点也不能兼容。众所周知，基于因事生言，言不离事的言说习惯，古代“批评家”大多好追求触处见机、目击道存的论辩机趣，并借以张大个人情性，彰显哲理智慧，故鲜有脱离传统文化、哲学与美来从事抽象的文学批评，并由此总结出一系列论理性的观念与方法的。相反，基于所谓“赏者所以辨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赏而不正，则情乱于实；评而不均，则理失其真”③的认知，经常是赏与评合一，既寓赏于评，又要求评中见理，“从中总结出来的批判观念和批评方法”，即使最后凝定为整赡的概念、范畴，也大多不脱自然与人事两端。并且，与西人以创设新的理论名言作为个人学术成熟的标志不同，不崇尚互相驳诘，不喜欢抗论别择，更愿意在前人的旧词中注入己见，延展出新意。故与其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言说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单体”，毋宁说正是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构成其言说的“前理解”和“知识背景”，并使这种言说始终带有虽能抽象而终究不脱具象的色彩，使其对文学的理解与表达，显得既有自圆自足的闭合一面，又有曲应泛当的开放一面。故而今天检视古人对文学的言说，乃至确立学科的知识边界，自然应重点关注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观点与主张，究明其见潜在的逻辑联系，但绝不能将理论与批评对立起来。批评固然从来需要并实际上也接受了理论的指引与罩摄，却也是构成古文论整体的重要部分，乃至赋予了这种理论最鲜活生动的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批评史和文学理论史分开只具有逻辑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个熟悉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生态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它是可以而非必须，更谈不到应该。且这两者的分野，无碍于今人对学科的认知。至于用“古代文论”或“古文论”这样的称名，更不过是取其简洁而已。

　　二、贯通古今与中西：古文论研究的方法论起点

　　如前所述，与许多人文学科一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诞生于“五四”以后传统学术范式的转变期，是彼时学人重估传统价值与重构知识谱系的产物。此所以朱自清会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就有些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批评史上”④。

　　既然是重估，则“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难免会成为学科诞生的逻辑预设。又因为其时所谓的现代观念是在“国故派”与“新文化派”的新旧论争中形成的，以后又逐渐会聚成以西方强势话语为主导的整赡体系，因此“古今”与“中西”，便成为与中国文论学科相伴生的乃至构成其无计回避的知识观照背景的两大重要问题。任何一部与中国文论相关的论著，无不主动被动，或隐或显地回应着这两个问题，提出对其质的异同和价值高下的判断。不同的只是，有的偏重论古，有的旨在鉴今，立场有些许差别而已。而时风所及，晚清以来饱受冲击的“中”与“古”，在价值序列上往往低于“新文化”运动后的“西”与“今”，这使得诸如“以西律中”或“移中就西”，常成为论者普遍选用的阐述方式。相关专著的出现乃至整个学科的成立，从某种程度上便从回应这种阐述方式开始。

　　新派学者好用“六经注我”的方式，作所谓传统学术科学化的尝试。具体来说，就是以西方理论为一切评判和裁量的依据，又仅将传统学术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资源使用，因而论述过程往往观念先行，具体的史料不过用来佐证其所持的观念而已。胡适和周作人可为这方面的代表。胡适在《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等书中明言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是直线进化式的，后书引言更直称“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显然想以这样“文言一白话”二元对立模式建构起的文学史来替自己的“文学革命”服务。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则把传统文学思想划分为“言志”和“载道”两派，将前者解释为“即兴的文学”，后者则“主张以文学为工具”来表现“道”，并进而认为中国文学的演进趋势是“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从而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视为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的延续。这类解读因明显有失偏颇，当时就遭许多人反对，并刺激一时学界对传统文学批评投入更多的关注。作为回应，他们集心力于史的撰述，且大多遵循以揭示古人原意为极诣的研究理路，如前及陈中凡在所撰《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主张，要求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又强调立足点须始终放在中国。郭绍虞在所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序》中，更进一步主张能“在材料中间，使人窥出一些文学的流变”，特别强调论述应“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似以还原历史为撰写的最高原则。朱东润虽认为一切史的叙述不可能将主观判断排除净尽，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序言中仍坚持以“完全是史实的叙述”作为“我们的目标”。这一为早期学者共同遵守的“释古”立场，日后成为中国文论研究的主调。

　　然而，要真的做到不盲目“信古”、轻率“疑古”，然后合理“释古”，谈何容易。虽然上述诸家都反对新派学者的主观臆断与率意解释，但就知识结构而言，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大多数学人已经学杂中西，虽主观上能提醒自己恪守专业本位，实则很难自外于时代潮流。有时为矫他人之弊而下的结论，自以为平情客观，其实仍不脱主观独断。即以郭绍虞为例，尝从先秦典籍中“文学”一词的含义考辨入手。指出有“尚用”与“尚文”的分别，儒家“尚用”而道家“尚文”，“尚用”是“散文”而“尚文”是“韵文”。由此两家衍生出的文学观，则又被其分别等同于“杂文学”和“纯文艺”。他并用这两种文学观的演进贯穿于以后所写的批评史⑤，结果难免削足适履。如六朝文笔之争实基于时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认识区隔，并无关于“纯文学”和“杂文学”的讨论。“纯文学”观念是经日本中转，从欧洲传入的⑥，古代的杂文学体制决定了其自身本不足以产生百分之百的纯文学，是确然无疑的事实。进言之，若一定要清晰地判分中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也是经由日本中转，从欧洲传入的，若真要契合中国的实际，便不应将“文学”一词置于核心地位。此所以，朱自清称其所著虽有开创意义，仍犯了时人“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的材料”的毛病，进而认为如真要符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际，应首先探讨“六义”中的“赋”“比”“兴”，而非西来的“文学”。前者影响后世诗论极大，尤其“比兴”，“更是历代评诗的金科玉律”⑦。于此可知，欲追求全然客观的态度，从实践层面言是困难的，从理论层面而言毋宁说是不应该的。欲由传统学问造成现代学科，须有重新审视、解读甚至解构文本，以催成符合现代知识论公义的转型的功夫，而这一过程必然要求研究者对既有史料有所取舍与整合。如一味以还原历史为终极追求，只能陷入逻辑上的二律背反。

　　这一点，后出的罗根泽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在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明言没有“绝对的客观”，“我们亲自看见‘五四’以前的载道文学观，亲眼看见‘五四’对载道文学观的革命，又亲自看见‘五四’的缘情文学观的被人革命”，基于时代观念的转变，所以著述的关键便不能“自锁于一种胶固的时代意识”，也即若要在观念的嬗变中保持中国文论学术性的相对稳定，就必须打破时代的桎梏，在方法论上有足够的自觉。所幸“因为时代意识所造成的主观成见，则我们得时独厚，可以祛除”。因此，他结合“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⑧，从批评的前提、批评的进行、批评的立场、批评的方法、批评的错误和批评的建设等七个方面条分缕析，以期“探述文学批评的真相”。且不论实际成效如何，至少较之前述诸人，认识上似更能自觉采用新进理论来规避或来自时代、或刻意与他人立异的先验立场。这意味着作为现代学科的文论史，至少其中通史类撰著已开始有了理论上的自觉，所得到的成果因此也就显得更为成熟一些。

　　此外，具体个案研究不断深入，也标志着学科的成熟。在这方面，郭著也较同时代其他著作为典型。它非常重视单个概念、范畴的辨析，乃至不乏以具体的概念、范畴，以及由这些概念、范畴造成的理论命题和主张，如“知言说”“养气说”“复古说”作为各章节的讨论中心。至于行文中用大量笔墨分辨诸如“文学”“文章”与“文辞”，“文”与“笔”，“情文”“声文”与“形文”等名言的异同，更使论述趋于密致和深入。不过尽管如此，因有如前所述“纯”与“杂”这样的预设性判断，有的论说不免片面主观，反不若朱自清《诗言志辨》借镜西方理论所作的梳理与阐释来得深切著明。朱氏专注于“诗言志”“赋比兴”“诗教”和“诗正变”等传统命题发生发展历史的考察，所谓迹其流变，是基于《诗经》特有的经典地位，抓住其如何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观念”“基本问题”和如何足以作为“传统——或则说文艺批评者的传家衣钵”，从而使个案研究有了“以大处落墨底办法画出全部中国文学批评的轮廓”⑨的范式意义。须特别表出的是，在方法论上，他所依据的同样来自西方，尤其受到以瑞恰慈(I.A.Richards)和燕卜逊(William Empson)等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影响。这个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派，开了西方将文学分析打造成具有严谨学理和方法的“文学批评”学科的先河。它主张以“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代替个人的判断，所确立的有所依凭的批评知识论，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新批评”。朱自清早在任教清华时便留意到燕卜逊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后两人共事西南联大，所以他所谓的“借镜西方”，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将“新批评”的理念付诸古代文论研究的过程。他从传统经史子集中搜罗广泛的材料，从中抽绎出几个核心概念来建立更符合本土知识体系的文学批评观念史⑩，这造成他对这些概念、命题的辨析，较同时代人更为清晰，也更为准确。

　　由此可见，无论就象征学科成立的通史撰写而言，还是从有助学科走向密致深化的个案研究而言，中国古代文论在其学科建成之初都借鉴了域外的理论与观念，再辅之以对传统史料的搜集与董理，以及在中西兼容中尽可能平情准确地阐释与诠解。今天所见到的初具现代知识特征的文论研究体系大都植基于此。它被规定了必须处理好“古今”与“中西”两对矛盾，并只有在此基础上，加以会通和整合，才有可能为后人贡献足资借鉴的言说资源，乃至最终造成具有科学性和开放性的合理整赡的学科体系。

　　三、别异和求同：古文论研究的迷思与困境

　　借由学科成立过程中的知识定位与方法论省思，不难看出，古文论学科的特质正是在参照了西方的文学观念与理论后得以显现的。从逻辑上说，两相参照，自当以辨明异同为职志。不过从后来实际展开过程看，研究者对“别异”的探求兴趣似远远超过“求同”。而更为真实的情况是，无论“别异”还是“求同”的研究都倍感滞重，并与真正的知识论建构或沉淀需求多少相脱节。

　　由“别异”出发，学者普遍重视将文论史研究带回历史现场。体现为常常强调相较于西方逻辑推演式的文论框架，中国古代文论更重视一己的感悟，并多由思维片段而非系统理论构成自己言说整体的特异性。从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类似的话，1927年出版了《中国诗学大纲》的杨鸿烈就已指出过，他认为“中国千年多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稍后，朱光潜《诗论》序也说，中国的诗歌理论“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并认为其原因与“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有关。我们承认，文论史上像《文心雕龙》和《诗品》这样“体大思周”的著作确乎少了些，但这不等于说研究者可以一直将自己的观察停留在上述直观判断上，并以此“第一观感”统摄对古文论特异性的整体认知。事实是，不说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具有相当整赡的逻辑结构的理论著作，就像西方文论形态其实非常多样，远非一概高冷一样，传统文论也绝非仅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八字就可概尽。

　　质言之，传统文论远没有特异到可以越出人类论理性思考的共有的边界。倘若说古人的言说果真都缺乏逻辑联系，那他们对文学的任何判断岂非都成了随机杂出的清谈，甚至纷乱无序的梦呓？所以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中国古代文论固然不像西方文论的主流形态那样，严格依凭不同层级的概念、范畴和命题，构筑起整赡自洽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却自有符合其特殊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的潜在逻辑。今人的研究重点，因此必须放在如何揭示和开显这种论说的“潜体系”方面。为此，需要调动包括西方文论在内一切的理论与方法，以避免堕入彼人所称的“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的窘境。然而，在古文论有观点无理论、有片段无体系的“别异”认知的宰制下，许多研究者只知不断重复特异论的老调，由此关注重点长期偏在同质性的确认上，日积月累，知识的边界固然也能扩展，但对更为关键的结构性特征的开显则殊为不利，也是一望可知的。至于因缺乏对西学的了解，又短于理论的训练所产生的有意无意地因袭固有回避拓新，更不能不说是一件至为遗憾的事情。

　　我们再次确认，后出的那些文论史能结合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或从思想史层面，对作为笼括古人立身行事法则的儒释道之于古人论文的影响作出分析；或从知识论层面，对历代人提出的观点、命题乃至概念、范畴作出界定和诠解，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可以让诗文之外不同文体的批评被更多人关注，从而使古文论整体样态变得更加清晰，并最终为其体系的探讨与建立创造条件。但这些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名言的疏通、诠释甚至古文今译上。这种诠释与翻译行为被不断地放大和确认，使得有时候所谓著作的集大成，恰恰成了对文论史研究本该有的充满活力的多途探索的湮灭。今天，许多学者已经认知到，随着这种研究越来越走向套路化，一线批评家与批评著作被搜罗殆尽后，失焦的边缘关注与盲目的冷门追索，正在使研究呈现出一种可怕的“碎片化”趋势，古文论研究的进路因此正越走越窄，它所产出的成果的格调与境界正越来越显得寒俭与逼仄，它的不少判断在许多时候正越来越跌出真批评的语境，日渐成为缺乏创生活力的静止的“观念的容器”(11)。我们无意否认新材料的搜讨与发掘可以延展学科的景深，开拓学术的新话题乃至新领域，但在资料获取日趋便捷的今天，“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12)。对此一点，研究者不能不有所体悟，倍加关注。如果不从理念和方法上作出改变，任何材料非但不能弥补研究的跛足，适足会导致人前行动力的消失和创新能力的萎缩，并最终使古文论固化为知识圈的清供，而难以成为有益于人类知识图景共建的有效的资源。而这，显然与古文论学科建立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也与它原本具有的可回应时代、融汇多元的能力不相符合。

　　而就“求同”看，研究者并非没有尝试过理论构筑，只是相比资料整理和观点胪述，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盖因学科建立之初，不免多求立足元典以发扬自性，由此难务博采，不暇旁备。以后新知方起，眼界稍开，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已能持一种“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可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析辨，还可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的开明立场，但他强调“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做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止是文化自卑而已”，对偏倚西方的“以西律中”式的研究显然仍心存警惕。但如前所述，即便罗氏自己也意识到文论史学科是以西方“科学”的知识结构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所以到底是“混乱”还是“清理”，端看“互相辨析”过程中度的把握。而所谓的“度”，则又取决于这些特定言说在由个体认知上升为群体共识过程中，能否经受得住来自一般文学经验的检视。

　　1949年以后的古文论研究，在以下两个时段出现过比较偏重理论阐释的倾向，一是20世纪5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的时期。如郭绍虞改旧著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黄海章著《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虽使一些老问题获得了新解释，但一味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或“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斗争”互为对峙的方式来结构古人论说的整体与全局，不免与古文论实际有的丰富复杂的生态相扦格。一是八十年代后，随西方理论的迅速涌入，古文论研究虽不同于文艺理论与美学之几乎沦为外来理论的试验场，但也深受冲击。其间虽也催生了一些不乏识见精审的佳作，能借助异域的眼，照见传统文论的潜在特质，但更多不能不说只流于因循比附，与古人论说的愿意多相违碍甚至无关。这种“六经注我”式的研究看起来头头是道，因为与古人赖以言说的文化根基是脱开的，所以无助于古文论特质的开显，更谈不到通过与古人“结心”的努力，将研究带回到传统文学观发生的现场。相较于前一时期观念保守、方法单一导致的论述的僵化，它所带来的表面繁荣因无法凝定为学界的共识，最终难逃“当时则荣，没则已焉”的宿命。有鉴于强调自性的还原式研究与重视阐发的附会式研究都陷入颓势，21世纪以来，有学者在感叹“文化失语”的同时，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惜乎虽引起广泛的讨论，但言人人殊，其分歧与争议的背后，凸显的正是古文论研究整体性的困局，尤其是“求同”的困局。

　　如果回到本学科建立之初，不难发现，其虽未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同步，但也相去不远。而百年后，面对西方文论从新批评、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路层出不穷的更替迭代，才由勉强能备“旁通”沦落为孤独的“异响”，乃至再难具备与前者直接对话的能力。可倘作实际考察，在一切传统价值都遭遇重估困境的今天，西方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一点都不比中国少，它也有不被认同的困惑和再回中心的焦虑。同时，“捍卫经典再也不能由中心体制的力量来进行，也不能由必修课来延续”(13)。故古代文论学科若要保持久远的生命力，并能对别的文学理论作出有效的应答，对将要到来的新的知识共同体构建贡献自己的方案，就必须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充分汲取多元文化、文论和一切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理论资源，在“古今”与“中西”的颉颃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独到的回应。

　　为此，一方面理论体系的构筑应立足于对史料穷尽式的掌握，因史料的搜罗不仅决定了研究的视野，更决定了书写的基本结构，乃至学科的整体面貌。但同时，又须力避囿于具体史料而昧于整体认知的情况出现，为其有可能在论说的理序与逻辑上多生扦格，不能熨帖；更须注意力避因囿于自来的传统或所谓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而产生的昧于人类共通理性的偏执，为其有可能在播扬过程中，因拒绝他人的质疑而导致自我固化与封闭。如此既不止步于各种变相的“以中就西”或“以西律中”，又能在自性开显的同时，明白即使是古人的言说也未必能穷尽其对文学复杂的认知——当然西方人也同样——从而更多借鉴，有效融汇，在反思业已凝定的传统的过程中，重新梳理包括被有意无意遮蔽或排除在阐释视野之外的殊散史实，发现其与其他异文化、异文学观念的连接与感通，从而在凸现“中国语境”的同时，让自己向一切其他的文论开放，在差异中凸显自己的质性，在区隔中裸出彼此的关联，从而真正搭建出一个“意见平台”，为一种更具普遍有效性的“整全”的文学观或理论的出现创造条件。

　　四、走出更平衡开放的古文论研究的新局

　　基于上述认知，结合古文论研究的实际，为今之计，须找到一条既平衡又开放的古文论研究的新路。所谓平衡，是指从结撰体例到观照角度的允切周洽；所谓开放，指从基本理念到研究方法的广采博取。仍从材料与观念两方面置论。先就材料言，众所周知，因唐前史料稳定，故早期文论史书写一般只需围绕正史和总集中的单篇甚至片段记载，以时代为章，按人设节，就足以铺衍成篇。如遇《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书，则再作重点讨论。这种处置方式看似合理，其实展开过程会碰到不少问题，直至造成以时代为章、按人设节的体例破功。前及郭著于汉代专设“由史籍中窥见汉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章，以后不再出现以“史籍”标目的章节，就显得不很统一，失了平衡。究其原因，并非汉以后文论与史籍无关，只不过因汉代材料有限，故只能依《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的零星记载展开。但由于缺乏对传统文论发展“长时段”的动态把握，还有“过程史”的整体观照，这样的处置未免给人留下拘泥材料就事论事的印象。至于后面“南朝之文学批评”第二节“关于文评之论著”中既已列“《文心雕龙》与《诗品》”之目，第五、六节又专论刘勰、钟嵘，明显属于重复。凡此，均可见受限于史料的“因时性”与“因人性”，而缺乏“因事性”的论列，是有碍于对两者背后所隐蓄的理论脉络的深入把握的。

　　再如罗著，于魏晋南北朝设两章辨析“音律说”，隋唐五代再设两章讨论“诗的对偶及作法”，晚唐五代又设两章论诗格、一章论诗句图，其他讨论李、杜及元结诗学等处也间有涉及。如此排布，似有意凸显文学的语言特质，实际效果上也确实在一定程度矫正了历来轻忽形式规制的风气，但因缺乏对文学形式因的学理论证，并进而将这种论证罩摄始终，其对文学语言特质的强调，难免成了对特定材料的有所偏执的倚重。盖依书的前言所示，其时作者寄居北京，曾量力购求公私藏书，仅诗话就积得四五百种，“手稿秘笈，络绎缥缃，闲窗籀读，以为快乐”，“最珍贵者，有明刊本宋人蔡传《吟窗杂录》，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二书皆诗学丛书，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诗格诗句图甚多，得以分述于五篇二、三、四各章，由是五代前后之文学批评，顿然柄蔚。”可见，他之所以多论唐五代诗歌形式，与所据有的材料大有关系。但问题是，宋元以后这样的讨论每常可见，而且更趋精细，尤多分门，是不是也应给予同样的重视呢？罗著的照察显然居于一隅，有违平衡。即此，既可见材料能决定撰述的框架，又证明倘无全局意义上的博察与通观，这种基于材料所做的讨论难免会因失去逻辑依归而显得支离破碎。

　　进言之，在文论史整体性的建构过程中，一切只重主流一线的记载而不重底层边缘的实录，只重纸质文献而不重实物见证(主要为各类地下出土文献)，并由此只重事件而不重细节，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都很难说是拿捏得当，在史料掌握方面做到了合理平衡，其难以在观照的角度进而论说的展开中实现真正的平衡几乎是可想而知的。

　　再就观念言，必须强调，所谓广采博取，尤其引入和借鉴西方理论，绝非如“木偶被文绣”般的，仅满足于采撷若干新名词虚事招摇，更非片面牵衍甚至生造与古人几无关涉的夹生命题，而应针对元典的语境与意指，借各种外来理论的激荡，尤其是从其致思逻辑和论说理路所获得的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切境契情条分缕析地将古人论说中未曾明言的潜在意义揭示出来。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经常是由一系列特别名言串联而成的，组成名言的概念、范畴之间，意义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甚至很不稳定。这当然不是什么缺点，而是古人故意采用的言说策略。质言之，它是基于对《庄子·齐物论》所说的“夫道未始有封”的根本性认知。天下知有所至，“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因此它的内涵可以依论者的理解而与时俱化，相袭而日新，此所以朱熹《论语集注》会说“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但尽管如此，因道体不变，历代论者的解说与发挥还是存在一定的理路和可供依循的指归。古文论话语体系深受此名言串联与诠解的影响，既密密交缠，又层层展开，表现为大多为切题分疏，但也有跨类活用，若仅沿袭本质论、作家论、创作论、鉴赏论、风格论这样老旧的框架，或一味宽泛地带过缺乏针对性的政治、经济背景的罗列，而未能揭示其如何内化、细化为一定的规制、原则，进而上升为理论和思想，由此开显古人言说的真实背景或内生性动力，就会使所有的阐释显得空泛不切，甚至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故今天的古文论学科要升级换代，尤应强调开大门，走新路，不能再满足于简单地从人物、著作到流派，作浮光掠影的简单分述，而应既从器物、制度到思想，又从语言、习尚到信仰，多个维度，多方照察，整体性地还原古人文学观的层累叠加的过程，从而为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古人的论述体系，周全对古文论原生态的认知提供扎实的进路。譬如明代江南经济发展对文人的影响很大素为人所共知，但过往此一阶段的文论研究大多仍偏重在剖析其时文学观念的因革迭代和谱系勾连上，且经常有意无意地脱离其所以产生的特殊语境，相反，常怀揣如面对唐前经典文论时的庄敬心态，做字斟句酌式的还原性解读，致使特定时代思想观念、生活趣味和价值理想的多重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展开逻辑和作用机理常常被忽略和遗落。为今之计，尤须在新观念的带动下，明确除《历代诗话》这样常为人征引的汇编之作外，其时文学批评更多系时人依闻见兴趣抄撮而成的事实，明确其不惟来源驳杂，用途也极广泛，是既满足了精英阶层的趣味，也常被用来迎合大众以牟利的特点。由此，针对其文本生成过程中很强的互动性，以及与消费社会中人们世俗化理想至为密切的相关性，在引入市场维度的同时，更多顾及书坊主和读者的立场，更多作类似福柯所强调的“知识考古”(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其时传统的文学观念被遮蔽、新起的异端主张得以凸显的历史—文化原因，才庶几使静态的观念因回到初发生的现场，而重新获得鲜活的生命。

　　又如清代，因科举而兴的试帖诗历来不为人所重视，相反，被视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文字游戏。但作为乾隆以降知识精英所努力掌握的文字言说技能，“其体制则排比律切声律对偶之是讲也，其辞则宏壮严整之是尚也”(14)，一定程度上将对诗歌形式规制的讲求发扬到了极致。虽说格于正统的立场，主流诗学甚少提及其起承转合的琐细法则，但早年习得期“与唐人精于试律者争得失于毫厘之间”(15)的经历，无疑深深地植入他们的记忆，成为其文学认知的组成部分，怎能不对其后来所提出的“格调”“肌理”诸说产生影响？试帖诗学从某种意义上因此可认为是一种“技术诗学”，其强烈的形式诉求与主流精英的雅正美学如何互动，又如何长入传统正宗的“精神诗学”，并在怎样的层面上影响到人的创作，进而对其论诗趣味与文学理想发生影响，都是值得深入追究的大问题。基于对非主流但更丰富的文论史的真切了解，再引入包括布尔迪尔“场域”(field)理论在内的各种新的理论与方法，是可以有助于人获得对清代文学理论批评更切实周延的认识的。至于还有许多与文论关系不大的议论，偏重在文字的实际运用，对古人来说属应知应会，没有特别表出的必要，但于今人而言也不可习焉不察。

　　进言之，一切唯纯文学是从，不关注那些表面看似与文论无关，实际上是传统文学理论批评重要环衬的书写与言说，不能体认到失去对这部分“埋养在自古到今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各时代的批评家多少都利用过”的观念与趣味的关注，乃或“惟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习见而相忘”(16)，注定不能使文论史的构建真正摆脱旧观念的掣肘。基于这样的立场，为能立体感知古人审美诉求的实态，并对其文学认知和文学观念的形成有真切的感知，今天是到了明确文论史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史，而必须引入“总体史”维度的时候了。为此，必须借鉴一切有效的理论与方法，乃至后现代的理论与方法，在更广阔的历史—理论的视野中评估古文论固有的特点与长短得失，才能真正激活传统，才是真的发扬传统。需要指出，这种开放的研究本身也有助于将研究导向平衡，当然，这是一种基于内在关注的更高的平衡。

　　注释：

　　①朱自清：《书籍评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4期。

　　②赖力行：《中国古代文论史》，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页。

　　③刘昼：《刘子·正赏第五十一》。

　　④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读书通讯》1946年第113期。

　　⑤见郭绍虞《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东方杂志》1928年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四号)、《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燕京学报》1928年第4期)等文章。这些观点后被他写入《中国文学批评史》。

　　⑥参见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⑦朱自清：《书籍评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4期。

　　⑧按Saintsbury George的书原名为A History Of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aste In Europe，副标题“from the early texts to the present day”，分三卷，1900-1904年由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出版社出版，而后多次再版，参见该书第一卷“classical and medieval criticism”前言，1910年第4版。

　　⑨朱光潜：《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周论》1948年第2卷第7期。

　　⑩参见陈国球《从现代到传统：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1)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江宁康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4)王鸣盛：《应制扶轮集》序，吴烺、程梦元辑注，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云堂刻本。

　　(15)刘墉：《今雨堂诗墨》序，金甡著，乾隆四十四年(1779)刘本。

　　(16)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写在人生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