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本期主持 郝春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本期主题 未来敦煌学发展的路径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世界公认的带有总结性或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掌握了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升了我国在世界的学术地位。然而也应看到，虽然中国敦煌学已经取得了骄人业绩，但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未来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本刊今天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望未来敦煌学发展的路径和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作者：郝春文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中国敦煌学界和出版界的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工作。但以往公布的敦煌遗书图版的主体部分都是黑白图版。由于敦煌写本中有很多朱笔校改或句读，这些朱色墨迹在黑白图版上很难看清；又由于敦煌写本写于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有的墨迹已经脱落；有的写本有很多污渍，污染或遮蔽了原来的文字。这类文字在黑白图版上也很难辨识。如果是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黑白图版存在的问题。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已经实现了全彩写真印刷。而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下册）则更进一步，包括所收全部简牍的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比较而言，敦煌遗书的黑白图版已经明显落伍了，需要重新编纂出版全彩写真图版，必要时需另加红外摄影图版。也就是说，敦煌遗书的图版和释文等都需要用新的编纂和印制范式升级换代。这项工作既需要国际协作，也需要敦煌学家和出版家的通力合作，希望能在十至二十年时间内完成敦煌遗书图版的升级换代。
同时，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也需要升级换代。长期以来，对敦煌遗书的文献学整理，绝大多数是对敦煌文献文本的集录和校勘。而再整理则是对原来文字版的修订或补充。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分类整理文本附有所收全部文书的高清彩色图版，而且文书文字部分和图版均采用彩印模式。这是新的升级版的分类整理模式，其代表是王淑民的《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和沈澍农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分类整理文本附有高清彩色图版，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核对释文。
未来的敦煌分类整理本都应该是图文对照本，即包括文书释文和高清彩色图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图文对照本的排版格式应该是彩色图版和释文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页面，采用这种图文对照的排版格式，再加上适当加大书籍开本。用这样的标准衡量，过去完成的分类释录本都有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仅释录某类文字再加几张黑白或彩色图版的分类整理模式已经过时了。用新的整理模式重新整理原有分类录校本，是最近20年内敦煌学界应该完成的任务。
需要升级换代的，还有敦煌遗书总目录。由于敦煌遗书内容庞杂，又散在世界各地，编纂一部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总目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最全的敦煌遗书总目录是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反映的是50多年前的情况，当然未能包括其后出版的俄藏目录和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陆续公布的很多公私藏家目录。2000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不仅没有收录1962年以来国内外新公布的公私藏家目录，还删掉了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散藏目录，只收录了英藏（著录到6980号）、法藏和国图藏品目录。这样看来，编纂一部新的真正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总目录，可以说是当务之急。
未来敦煌学的发展，还要积极探索用新的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通常使用的是文献学的范式和历史学的范式，当然这两种范式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时会有交叉或重合。所谓文献学的范式主要包括文字释读和写本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内容。历史学的范式则是将经过处理的文本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比较而言，文献学范式属于基础性工作，而历史学范式则是利用文献学范式的成果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说，以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献学工作，利用史学范式对其开展深入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我国学界从文献学范式转换为历史学范式比较成功的课题是有关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和平完成了《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著作，这些成果基本完成了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文字释录和定性、定名、定年等文献学范式所应处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吴丽娱通过《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深入探索了书仪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书仪自身发展的背景（渊源、发展和流变及其原因），以及书仪与礼、政治、制度、习俗的交互影响，这就使敦煌书仪从被整理的文本资料转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资料。这个个案值得其他领域借鉴。
敦煌遗书的主体是印刷文本流行之前的手写文本。学界最初主要关注的是敦煌写本的文字内容，对写本自身的特点关注不多。进入21世纪以来，专门关注写本特点的敦煌写本学悄然兴起，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新范式，成为敦煌学的新的分支或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不仅在敦煌写本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探索，用它对敦煌写本进行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理论方面的探索如张涌泉的《敦煌写本文献学》，是全面考察敦煌写本文献特点的集大成之作。郝春文的《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相关问题补说》，是运用写本学方法研究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的个案，该文在通检各写本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将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区分为正式文本和随意抄写的文本等四类，借以说明对个体性很强的敦煌写本来说，即使是内容完全相同的文本，由于抄写目的的差异，其性质和用途也可能判然不同。方广锠对敦煌遗书中多主题遗书的类型研究，段真子考定内容连贯完整的BD3024《八相变》是由具有不同版本来源、抄写时间不一的六组写本粘贴而成。这些案例都是通过研究实践展示敦煌写本的特征。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通过分析文学写本内容的构成框架来探寻结集者的思想、情绪和心灵世界，是用该方法研究敦煌写本的另一种尝试。
写本学之外，社会学范式也被引入到敦煌文献研究中。如孟宪实的《敦煌：民间结社研究》重点从结构、功能的视角重新解读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以及敦煌社邑及其活动，这是以往文献学和历史学范式未曾涉及的视角。佛教本生故事画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在对睒子本生故事画、鹿王本生故事画等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思考图像产生的社会、宗教背景，以及图像背后的宗教功能，表明将艺术史和宗教学、社会学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逐步得到应用。钟海波的《敦煌讲唱文学叙事研究》和王昊的《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则是利用叙事学范式重新解读敦煌的讲唱文学和小说，分析了敦煌词文、变文、故事赋、话本和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叙述者及修辞等。胡连利的《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从传播学视角考察了敦煌变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的独特意义，由此探讨变文的传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邹清泉将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诘经》写卷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来考察该经的传播史。这是利用传播学的范式考察敦煌佛教典籍的流布情况。
把原有的研究范式扩大到新的领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研究范式转变。如语言学界自新世纪以来将书仪（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社会经济文书（黑维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法律文书（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宗教典籍（于淑健《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逸和疑伪经为中心》、叶贵良《敦煌道经词语考释》）和契约（陈晓强《敦煌契约文书语言研究》）等扩充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材料，对语言学来说这是扩大语料范围，对书仪等领域而言，就是采用了新的范式对其进行研究。
总体来看，敦煌学界在利用新范式和开拓新视角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相关成果还不够多，今后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推动敦煌学深化拓展，新成果不断涌现。
（作者：郝春文，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敦煌石窟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作者：赵声良
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石窟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规模的敦煌石窟图录不断推出，使学术界较容易查阅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同时，随着交通和旅游设施的改善，到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有了更好的条件，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敦煌石窟研究的行列中。敦煌石窟研究的成果也呈现与日俱增的态势，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总结性的成果，另一些领域则出现了开拓性的重要成果。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敦煌研究院主编的大型专题研究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共26卷）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不仅涵盖了对敦煌石窟的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密教绘画等图像内容的全面研究，还包括了对敦煌艺术中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图案画、山水画、动物画等艺术以及民俗、科技等领域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是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外，在敦煌壁画图像的研究中，仍陆续有新发现，如贺世哲、施萍婷等对金刚经变、楞伽经变、净土变的研究；王惠民对十轮经变、地藏图像的研究；刘永增、谢继胜等对密教图像的研究等。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某一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如张元林对法华图像的系统研究；张小刚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赖鹏举对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的研究等。一些学者由壁画图像的新考订，扩展到对洞窟开窟时代的讨论，乃至对其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入探讨。
在石窟考古和美术史研究方面，出现了开拓性的成果。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文物工作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不仅对洞窟内容做详尽而客观的记录，而且在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突破，在洞窟中的主题内容考订以及时代的推断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采用数字化扫描等最新科技进行测绘图的制作，参考C14探测技术进行年代分析，体现了考古学与科技的结合。按敦煌研究院的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将会编撰成100册。在敦煌学已发展了一百多年之后，石窟本体的考古报告虽然才完成了第一部，反映了其艰巨性。但毕竟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为今后的石窟考古研究开辟了道路。此外，以笔者领衔的团队编撰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意在以美术史学的方法对敦煌一千多年的美术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对美术风格、样式及其源流的深入研究，揭示敦煌美术发展的脉络及其艺术史的意义。按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美术史研究将要完成5卷。
在敦煌服饰研究领域，虽然早年已有研究，但在21世纪初有了成规模、有计划的研究，这方面主要有以包铭新教授为代表的东华大学服装学院研究者对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和复原；以刘元风领衔的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者对敦煌各时代，特别是唐代人物服装以及装饰绘画方面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不仅在敦煌石窟研究中开拓了新领域，而且对中国染织服装史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美学、音乐、舞蹈以及民俗文化、古代科技等方面对敦煌石窟进行了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敦煌石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目前研究仍非常不足，对其中的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内涵远远没有研究透彻。因此，今后的研究首先应该注重从宏观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敦煌石窟的本质特色、价值意义等。从敦煌石窟一千多年不断营建的历史中，揭示石窟艺术所反映出的各时期宗教思想、文化思潮、艺术审美等因素的历史变迁。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虽然在各地留下了无限丰富的历史遗存，但像敦煌石窟这样延续了一千多年，各个时期都保留着大量丰富图像资料的文化遗产则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敦煌石窟，应该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特质，为更好地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服务。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石窟艺术中包含着无比丰富的多种文明交汇形成的多元文化内涵。千百年的石窟营建反映了不同民族对石窟文化的贡献，更体现出中华文化在保持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不断吸取外来文化艺术的成果，形成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艺术。这一点尤其有助于我们今天从根本上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敦煌石窟的图像研究经过了数十年，发表了大量成果，但仍有相当多的工作需要进行。比如目前的研究仅限于有相关证据支持的内容，还有大量十分重要的图像，比如每一个洞窟的主尊定名，大多数洞窟还无法确定。这牵涉到一个洞窟的主题思想，在没有文字可考的情况下，若能借助新科技支持，如通过光谱分析从壁画上找出消失的文字；若无法获得直接的证据，就需从佛教文化发展的背景来考虑。因此，以考古学为主，综合多学科进行研究，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另外，对迄今为止的图像研究进行理论总结，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也是今后要推进的工作。
由于敦煌石窟主体是建筑、绘画、雕塑的综合性艺术，而其中又包含着音乐、舞蹈、服饰等。对这些传统艺术的研究，往往会直接影响当代新艺术的创新。当今艺术（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服饰乃至影视、动漫等）诸多领域如何在继承敦煌艺术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新艺术，这是艺术家们十分关心的课题。从20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敦煌壁画就对一些画家产生过重要影响。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对敦煌音乐舞蹈的研究，催生了著名历史舞蹈剧《丝路花雨》、富有特色的“敦煌舞”等。21世纪以来对敦煌服饰的研究，也促使一些服装设计师设计出富有敦煌特色的时装。随着敦煌石窟数字化工程的开展，一方面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有机会了解和认识敦煌艺术，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敦煌石窟进行研究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多种新媒体利用敦煌进行艺术创新、社会教育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今年以来，为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敦煌研究院与多方合作，通过多种数字化新媒体手段，加大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成果的共享与普及，进一步引起了诸多艺术领域的关注与互动。相信今后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必将对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以及文学艺术创新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赵声良，系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推动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着力点
作者：张涌泉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与敦煌文献整理，是敦煌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界焚膏继晷，先后相继，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整理研究著作，推动了我国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多数方面都站在世界前列。敦煌文献发现已经120多年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以及敦煌文献的整理，如何承前启后，超轶前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呢？需要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使资料更全。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但就敦煌学研究而言，在相当长时间内，这只能是一个奢望。敦煌文献作为文物与文献的双重属性，使之长期被作为特藏珍藏，束之高阁，访查不易。较早的时候，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依以为据的，主要是《敦煌掇琐》《敦煌杂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资料》《敦煌变文集》等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难免先天不足。比如变文文本的整理，是敦煌语言文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先后出现了《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等汇编之作，成绩巨大。但限于条件，现有的敦煌变文专集所收主要来源于英、法、中三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部分藏品，未能收入的变文写本仍然很多。现在随着这三大馆藏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品的全部刊布，加上中国书店、首都博物馆、傅斯年图书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杏雨书屋等海内外公私藏品的陆续出版，又发现了大批新的变文写本，包括《孟姜女变文》《破魔变》《降魔变文》等原有篇目的新本和《佛说八相如来成道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等新的篇目。据不完全统计，有待增加的变文写本已达近百号之多。随着这些新的变文写本的发现，编纂一部真正的敦煌变文“全集”的计划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就具体的文本或单个的字词考释而言，资料方面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博士”一词，《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为“有技艺的人”，但书中所举敦煌写本用例仅音声“博士”、泥工“博士”二例，其实敦煌文献中还有卜博士、医学博士、国子监博士、经学博士、道学博士和塑匠博士、造床博士、修油梁博士、木博士、造园博士、叠墙博士、写博士、铁博士、点釜博士、错锯博士、团锯博士、擀毡博士、起毡博士、煮盆博士、剪羊博士、团尖子博士等二十多类，包含古代学官和有某种技艺的人两层意思。显然，只有掌握的写本资料更为全面，字词的训释才能更加完备和准确。
使研究更精。由于材料的限制，早期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只能就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做校录工作，整理是局部的、点式的，整理者对研究对象往往缺少整体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隔阂甚至疏误时有所见。现在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敦煌文献收藏物的陆续影印出版或在网络上公布，一般学者都已能看到绝大部分的写本原卷（黑白图版甚至彩色照片），资料获取的条件极大改善，从而大大拓展了人们研究的视野，为更系统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比如敦煌写本《维摩诘经讲经文》是“规模极其宏伟的巨著”，但此前各种专集所收仅七个残卷，所演绎的经文，全在本经前五品，而全经共有十四品，即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讲经文尚未发现；即使在前五品中，所存讲经文也残缺不全，如《西陲秘籍丛残》本尾题“文殊问疾第一卷”，是演绎经文《文殊师利问疾品》故事的卷次，整个文殊问疾故事共有几卷，已不可知了（参见项楚《〈维摩碎金〉探索》，载《南开学报》1983年第2期）。让人惊喜的是，随着新材料的公布，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维摩诘经讲经文》写本。如BD15245号，卷轴装，前残，存11纸，末题“文殊弟二终”，正是上述“文殊问疾第一卷”的续篇，且二本字体、行款全同，内容亦先后大致衔接，可以断定乃同一写卷之撕裂部分。该卷上承《西陲秘籍丛残》本，谓文殊师利率众抵达维摩诘住处，转达释迦牟尼问候之意，并询问维摩诘得疾之由；卷末云“会中有个声闻怪，独自思量暗起猜：为见众人无座位，如何作念唱将来”，则预示其下一卷将演绎《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第六》“尔时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作是念：斯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坐”以下的内容，可见该卷之后必另有续文，只是目前暂未发现，我们期待着新的奇迹发生。又如S.8167号，残片17行，《英藏敦煌文献》拟题“押座文”“第一世间医偈”，实则这是从《敦煌变文集》等书业已收录的《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号）上掉落下的残片。缀合后如图1所示。
二号衔接处断痕吻合，其中S.8167号残片第3行“行行烈（列）座前”句后三字、第16行“眼深岂易剜来减”句前三字均有若干残笔撕裂在S.4571号，缀合后则密合无间。二号缀合以后，原来失散的文献得以补充，《英藏敦煌文献》错拟的标题得以纠正，断裂的文句也就基本完整无缺了。
使图版更清晰。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流散在海外的我国古代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以敦煌文献为例，随着英藏、法藏、俄藏、日藏文献的先后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已公之于世。但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图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朱笔所作的各种符号，在黑白影印的图版中字迹暗淡，甚至踪迹全无。有鉴于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持续呼吁敦煌文献文物的回归，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难实现。如果能与海外主要收藏单位商谈敦煌写卷彩色照片的回归并授权分类出版，凭借现有的摄影技术和印制条件，完全可以做到仿真彩色印制，实现流散敦煌文献的“回归”。
上述想法要付诸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前，应该鼓励敦煌文献的整理著作通过向藏家购买彩色照片的形式，提高录文的质量，最好录文后附上彩色照片，图文对照，方便比对原文。60多年前，王重民等在整理敦煌变文时，曾提出校印本、选注本、影印本的系列研究计划。所谓影印本，就是“将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罗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专门研究的人使用”（《敦煌变文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实施。其实，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有鉴于此，在项楚亲自擘画领导下，笔者参与组织编纂的《敦煌变文全集》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之中。我们试图把《敦煌变文集》编者设想的“校印本”和“影印本”合二而一，推出一部图文对照的真正的敦煌变文“全集”。我们相信，在这样高质量的全集基础之上，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将进一步走向深入。
（作者：张涌泉，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敦煌变文全集”“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