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 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期主题 丝路重镇：都市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均有多条通道，甚至如网络一样互相交织，互相联通。不论中外交通的道路如何变化，总有一些重要的节点，在丝路交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深入探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有助于深化丝绸之路研究，对我们理解丝路发展与节点城市的兴衰关系及其在中外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意义，并对当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也具有启示作用。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
作者：刘进宝
【光明学术笔谈】
敦煌一名，较早见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如《史记·大宛列传》中“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中乌孙“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汉书·西域传》中还记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
“敦煌”在《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敦煌”“焞煌”和“燉煌”三种写法。有学者认为，有火字旁的“燉”是正体字，“焞”是其异体字，无火字旁的“敦”为俗体字。关于其含义，东汉应劭解释说：“燉，大也；煌，盛也。”这其实主要反映了汉代敦煌的兴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重要作用。可见，对同一个地名、同一件事，不同的历史时代会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不同解释。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
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后，汉武帝还派遣霍去病率兵攻打河西的匈奴。击败匈奴后，汉王朝设置了包括敦煌郡在内的河西四郡，并在敦煌郡城的西面修建了玉门关和阳关，作为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门户。
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中原，西邻今新疆，自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年）以来，就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从敦煌出发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就可到达古都长安、洛阳。从敦煌西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至莎车，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可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这条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南道；而从敦煌出玉门关北行，沿着天山南麓，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到达疏勒（喀什），然后越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大夏等地，这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的北道。隋唐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在原丝绸之路北道之北又出现了一条新北道，即出敦煌至伊吾（哈密），再经蒲类（巴里坤）、铁勒部，过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地中海），其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着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敦煌总扼两关（阳关、玉门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而丝绸之路的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西域门户”的伊吾、高昌（今吐鲁番）、鄯善而达中亚、欧洲，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就清楚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个邮袋，里面装着8封用粟特文所写的信件，其中5封相对完整，学界将其称为“粟特文古信札”。根据百年来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解读，这些信是从姑臧（武威）、金城（兰州）和敦煌发送的，是这些地方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萨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自由民）以及楼兰等西域地区的其他粟特商人的书信。从这些粟特文信件可知，这个以姑臧（武威）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很广，他们东到洛阳、邺城（河北邯郸南），西到萨马尔罕，经营的商品有黄金、麝香、胡椒、樟脑、麻织物、小麦等，当然还有丝绸。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真实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活动。
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而敦煌就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走向辉煌的。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其走向如何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
敦煌郡的设置是开通中西交通的结果
汉武帝打败匈奴，将河西地区归入汉的版图后，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开发河西，保护中西交通，便在河西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包括敦煌郡在内的河西四郡的设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敦煌建郡的年代，《汉书》的记载就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正是由于史籍文献记载的不同，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和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结论颇不一致。主要有元鼎六年（前111年）；元封四到六年间（前107—前105年）；太初四年（前101年）或稍后；天汉三年（前98年）；太初元年（前104年）；天汉二、三年后至征和二年（前91年）以前；后元元年（前88年）等意见。
考古学家黄文弼指出，汉代于西北边塞凡有设置，或与重大军事行动有关，或属交通方面之必需。如“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而武威、张掖郡的设置则是为了隔羌胡交通。即着力开通东西交往的线路，极力阻隔南北方向的联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河西郡县的设置在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经营方面的重要作用。敦煌郡的设置，就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成果。太初元年（前104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数万人“以往伐宛”。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李广利伐大宛是汉代经营西域的重要行动，“数万人”的战斗队伍必定配备有大量的力役运输等。这样大规模的出兵西域，后方必有布置，当时的敦煌，对汉王朝来说正是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对于进入西域的汉朝兵士来说，又是后方基地。所以在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以备军事之转输，又有利于中西交通。
敦煌是经营西域的基地
敦煌既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又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之间十多个建都长安的王朝，都注重加强西北方面的防御，尤其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清代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就合乎逻辑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敦煌既是经西域来中原僧侣、使节、商人的最初落脚点，也是西去僧侣、使臣和商人告别故国的地方。在汉代，凡是罢都护、废屯田之时，政府派人迎接吏士，“出敦煌，迎入塞”，就算完成了使命。对当时的旅行者来说，“西出阳关”意味着凄凉的离别，“生还玉门”象征着幸福的重聚。另如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时，就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境的。当贞观末年玄奘返回之时，唐太宗便“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
隋炀帝时，“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裴矩在河西通过胡商对西域情况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并根据其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西域图记》三卷，上奏朝廷。当隋炀帝召见裴矩时，他又讲了一些西域、河西的情况及发展丝路贸易的重要性，并指出吐谷浑也不难攻下。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
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隋炀帝西巡河西。大业五年（609年），由大斗拔谷（今甘肃省民乐县扁都口）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西巡大大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早在裴矩经营西域时，就常常往来于敦煌以至西域之间。隋炀帝在接待西域使者和商人的同时，还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他们到达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得到了玛瑙杯、佛经、狮皮、火鼠毛等奇珍异宝。
唐王朝建立后，仍积极经营西域。在打败北方的劲敌东突厥后，就转而进军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贞观十八年又攻焉耆，二十二年破龟兹，到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终于扼制了西域地区最大的对手西突厥，西域各政权的宗主权也正式从西突厥转移到唐朝手中。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些活动中，敦煌除了作为唐朝进军西域的物质供应基地外，沙州（唐朝在原敦煌郡设沙洲）刺史也曾亲自率兵参加了诸如攻取龟兹的战斗。此后，在唐朝与西突厥、吐蕃余部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沙州（敦煌）是协助安西都护府（驻龟兹）控制西域的重要力量。
唐朝前期，除了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和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一度攻占“瓜沙”外，敦煌一直是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镇。当时敦煌的集市上，既有内地来的汉族客商，也有从中亚各国来的胡商。胡商的来源很多，如阿拉伯、北非、东罗马帝国、波斯、印度半岛诸国等，都与唐有所谓“通贡”“通使”的商业贸易关系。敦煌城东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陆续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构成的。
唐中叶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逐渐南移，海上交通日益发达，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敦煌也随之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可以说，敦煌的出现、发展、繁荣和衰落，正是丝绸之路兴衰的标志。当丝绸之路畅通、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时，敦煌就繁荣、兴盛，当丝绸之路被阻断时，敦煌逐渐走向衰败。尤其是明朝划嘉峪关为界后，敦煌便被弃置关外，变为荒凉之地，遂彻底失去了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长安在维护丝路畅通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
作者：杜文玉
【光明学术笔谈】
无论是在周秦时期，还是在汉唐及它们之间的新朝、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等时期，长安都维持着都城地位。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长安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促进丝路繁荣和保障丝路畅通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自西汉以来，历代王朝在广大西域地区除了直接设置军政机构进行统治外，还建立了册封与朝贡体系，通过这些举措确定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各国使团通过这条道路往来络绎不绝，为了保障行路安全和食宿，中国还在沿线设立了许多设施，如唐代就在沿线建立了许多馆驿，除提供食宿外，还提供各种交通工具，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驿政系统。此外，这条道路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自汉至唐的千余年内，历代王朝的主要威胁均来自西北与北方，为了保证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以及通过这条道路与欧亚各国实现联系，自西汉以来就在沿线修长城、置烽燧，唐朝又在这一线设置了许多镇戍、“守捉”，并屯驻军队。西域地区政治形势比较复杂，有匈奴、突厥、吐蕃的侵扰，有讨伐叛乱属国、维护当地稳定的需要，历朝均在西域驻军。为保证军队的调动与军需物资的运输，这条道路的畅通与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历朝均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原因就在于西域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意义。
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一切都与长安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主持外交、民族事务的机构设在长安，对此类事务的决策也在长安进行，并形成了一套严密制度。对西域各国国王或各族首领的册封，也是在长安由皇帝颁发诏敕，其身故赠官以及新君即位的确认，也是从长安发出的命令，长安发挥了保障丝路繁荣与畅通的决定性作用。
二
通过丝路进行的中外经济交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朝贡贸易、官方贸易与民间商业贸易。当代经济学家认为，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市场形成并具有国际金融体制的近现代东西方贸易的历史现象，这种朝贡贸易以物品交换为形式，以政治关系为实质。需要说明的是，除一些附庸国外，与中国建立这种贸易关系的国家，如大食、罗马、天竺、安息等，是由于这种贸易利润丰厚，所以也纷纷遣使来华，中国史籍将其统统视为贡使，甚至有外国商队冒充该国使团到中国朝贡贸易。自西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朝贡贸易千百年来络绎不绝。此外，中国使团出使诸国时，也会携带大量财物作为馈赠礼品，返国时又会带回诸国进献的礼物，这同样也是一种交换关系。朝贡贸易中，不论是朝贡者，还是中国使者的回访，自然都与中国的国都紧密联系。唐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长安都是中国的都城之所在，所以外来贡使一定要到长安才能完成使命；而各王朝派往西域的使团也是从长安奉命出发的。
官方贸易也与长安有着直接关系，或在长安进行，或在长安决策。官方贸易可分为大额贸易与小额交易，后者主要指双方使团携带的货物，其中外来使团带到长安的货物，要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品种和数量，经过批准后方可在长安进行交易。中方使团所带货物也是在长安筹集的，并从长安始发。至于大额贸易或在长安进行，或在边境地区进行，但都是在朝廷的主导下开展的。
丝绸之路上的民间贸易更是繁荣，就其人数和贸易额而言，都大大超过了官方贸易。西汉时，长安是商业最繁荣的都市，同时也是外来商人最多的城市，加上全国赋税收入的大部分集中于长安，遂使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满足中外经济交流需要。各地商贾云集，运到长安的商品更是不可胜数，从而使长安有条件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业都市与这一时期的国际性商业大都市。
三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长安更是承担了关键性的角色。长安在中国文化的输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唐时期的长安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人才大多集中在长安地区，加之教育事业发达，图籍丰富，制度先进，具有对外输出文化的优越条件。中国文化的外传大体上有三种主要途径：各国各族使团来华，在加强双方政治、经贸关系的同时，将中国先进的制度以及文学、绘画、乐舞、科学、生产技术等也带了回去；各国各族派到长安的质子、留学生、留学僧、传教士，在学习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后，纷纷将其带回本国；中国派出的使团和商人、僧侣等，在中外文化的交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长安是接受外来文化最多的一个城市，各具特色的外来文明在此与中华文明交汇、融合，从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经由西域沿丝绸之路东传的文化通过朝贡、宗教、商业以及民间市井生活方式传播融合，成为长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所谓胡风胡韵。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长安发展成为多种文明交融的中心，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时尚的国际大都市。通过丝绸之路，来自西域的文化传播到长安后经消化吸收，形成了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不仅向国内其他地区传播，还通过长安继续向东亚各国传播。作为丝路上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长安向东对新罗、高丽、百济和日本等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向西通过丝路对西域、中亚、南亚乃至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杜文玉，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
作者：李庆新
【光明学术笔谈】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利用海洋、以海洋为纽带开辟的进行经贸交流与人文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以沿线海域港口城市为节点、海上航路为网络，编织成为承载东西方经贸往来、邦交关系、宗教与文化交流、族群流动与交融的海洋文明体系。
一
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开启通向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南方越人素有行舟致远的航海传统。秦汉之际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的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使这里成为南海北岸的著名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1世纪汉朝平定南越后，派遣使者从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出发，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洋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来西往的东西方海上航路终于对接，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里程碑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标志。番禺是这一时期岭南的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史记》《汉书·地理志》皆称番禺为“都会”），与北部湾畔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构成汉朝面向南海的主要商港。
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进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南方六朝政权注重南方开发和海洋经略，广州开辟了穿越南海、航向东南亚的新航路，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之间的国际海洋网络逐步形成。进入隋唐盛世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唐朝通向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地区的最重要航线，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广州是“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各国番商在城西聚居形成“番坊”。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南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暹罗湾沉船均为阿拉伯商船，沉船遗物中有珠三角地区生产的外销瓷等遗物，说明商船是在贸易中经停广州、返航途中沉没的。唐朝派遣广州市舶使，创立市舶管理制度，影响深远。确实如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fer）所说：唐朝“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10世纪以后，广州成为南汉国的首都兴王府。在分裂割据时代，局部稳定的南汉朝廷与闽国、吴越等东南濒海政权一样，更加注重经略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这一时期的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均与广州贸易有直接关联，出水中外器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说明广州与东南亚、西亚地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的组织完善的海洋网络和贸易联系。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臻于鼎盛，沿海地区兴起一批贸易港口，广州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可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及地中海地区。朱彧《萍洲可谈》指出，两浙、福建、广南三市舶“唯广最盛”。南宋广州贸易“收课倍于他路”，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号称“天子南库”。
二
14—15世纪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欧洲人开辟了通往中国的新航路：一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一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直航澳门、广州和其他港口。后来美国商船开辟了新太平洋航线，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
明朝初年推行朝贡体系，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各置市舶提举司，分设“安远”“柔远”“怀远”馆驿。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广州市舶司管理南海诸国朝贡贸易，事务最繁；怀远驿有各类房舍120间，规模居三省驿馆之最。16世纪中叶贸易制度转型，闽、浙市舶司时置时罢，惟广州市舶司一直不变。随着外国商人来华数量的增长，澳门开埠并成为广州外港，构成明中后期贸易管理新体制“广中事例”，广州—澳门贸易在亚洲乃至全球海运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来过广州的葡萄牙人说：“中国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东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能力”（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广州来信》）。
清朝统一台湾后，沿海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对欧美国家的海洋贸易逐渐集中到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广东地区。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的海洋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除了葡萄牙租居的澳门外，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包括行商、商馆在内的一系列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被称为“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明清时期，循着海上丝路，广府民众航海贸迁，移居东南亚及美洲、澳洲新大陆乃至欧洲、非洲，广州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
三
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网络，也是沿线国家和地区邦交往来、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通道。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通过海路传入，经广州等地在岭南传播，并北上传入内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527年印度僧人达摩从海路来到广州，在今华林寺附近建西来庵，后北上中原，成为禅宗初祖。广州不仅是泛海东来弘扬佛法的外国僧人的重要基地，也是国内僧人泛海前往西天求法取经的主要出航地。唐宋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常住广州“蕃坊”，从事各种贸易，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保留至今的怀圣寺和光塔，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
明朝中叶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伴随西方商人来到澳门，继而进入广州和内地。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ns Xavier）来到珠江口的上川岛，准备进入中国传教，后因病逝世，葬在岛上。此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地理、历法、数学、几何学等科学，印刷、火器制造等技术，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成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籍，广州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门户。
18世纪以前，葡萄牙语是亚洲许多港口的通用商业语言。澳门开埠后，华夷混杂的澳门、广州出现了广东方言与葡语的交融，产生了中外贸易的通用语言“广东葡语”。19世纪，随着英帝国的兴起，广州中外贸易中逐渐形成以粤方言与英语混合的新商业用语“广东英语”。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需要外语人才，于是，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英语”又兼通夷务的广东通事与买办成为江、浙、闽各地广为招徕的人才。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经由此实现了彼此间的传播与交流。近世新航路开辟后，广州口岸聚集了众多外国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向欧洲介绍“中国印象”，把中国经典古籍译介到西方，儒家思想等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很大影响。一些产自中国的精美服装、手工艺品、家具等被带到欧洲，成为上层社会崇尚的时髦物品，并加以模仿制造，在制瓷、绘画、建筑等领域，出现了被称为“洛可可”（Rococo）艺术的新风格。
自秦汉至明清，广州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历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东方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东西方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李庆新，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