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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
2020-04-17 作者:格列格尔茨·W.科洛多科等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7日 12版)

 后疫情时代:更加双赢的全球化

作者:格列格尔茨·W.科洛多科

 

    波兰前副总理、财政部部长,世界著名经济学教授,波兰经济改革的关键设计师,欧洲艺术、科学和人文学院成员,欧洲科学院成员,俄罗斯科学院外国成员及十几所大学的荣誉博士。目前担任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国际组织专家。

 

  【光明国际论坛笔会】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它使人类面临难以置信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与其他消极的大趋势以及尚未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同台亮相。上一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系统性和结构性根源并未消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和牺牲多数人利益,让少数人发财致富的错误,阻碍全球化更加包容,如中国人所说的“双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全球变暖的进程并没有被叫停,收入不平等仍在加剧,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导致大规模移民。由于无法协调一致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跨国问题,由于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缺乏管理机制,政治局势愈发紧张。伴随着美国对中俄两国发起冷战和贸易战,仇外主义、沙文主义、新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幽灵正在抬头。

 

新冠肺炎疫情最终不会逆转全球化

 

  世界需要的是新思想和伟大的领导者,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家,而不是高喊“美国优先”的煽动者!无政府主义破坏世界文化和经济,为了避免它的出现,我们需要新的思想和发展理念,如新实用主义。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引领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和印度,而不是美国和日本;在这个时代,诸多政客无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只能祈祷一个更好的未来;在这个时代,企业家想的是储蓄,而不是投资;在这个时代,愚蠢战胜智慧,咄咄逼人压倒感同身受。如此等等,都是我们人类的品行。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于现代文明和全球化经济的这些大趋势之上。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来,会是什么样子,但它显然终将到来。我在《真相、谬误与谎言:动荡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Truth, Errors and Lie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Volatile World)一书中曾写道,“大规模疾病、迅速蔓延的流行病、消磨身心的诸多难民危机对我们的威胁日益严重”(第98页),“设想不会出现具有艾滋病毒或‘SARS’那样致命潜力的新病毒,将是极为天真的,这样的新病毒迟早会出现”(第159页),而“在当今世界,面对流行病学上的威胁,越来越需要在治疗和预防政策上进行全球协调”(第162页)。我写下这些话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瞻远瞩,也不是我有多么悲观。

 

  森林被烧毁的时候,不是为玫瑰感到遗憾的时候。现在不是为生产下降而遗憾的时候,生产下降是因为我们要奋力救人性命。由于采取了不同寻常、成本高昂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生命得以拯救。与经济萧条——一些经济体势必遭遇——造成的损失相比,拯救生命与维护健康更有价值;与股票交易所损失数万亿美元相比,拯救生命与维护健康同样毫无疑问更有价值。股票的内核就是投机,因此没什么可遗憾的。然而,我们不可低估养老基金价值的下降和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无论是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还是在人的心理和社会意识层面,甚至过了几十年我们还能感受到。

 

  我们可以应对这些短期问题,尽管微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宏观经济后果也很严重。中国已经在其遵守纪律的社会层面和中央享有权威的国家层面控制住了局势,而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危机,其影响深远。

 

  政府增加公共支出,支持经济复苏,保护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和个人,这是正确的。需要为经济注入数百十亿美元,甚至数千亿美元,取决于实际情况。当然,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这将增加预算赤字,但在当前形势下,这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许多国家本来就很难控制公共债务。许多国家的央行降低利率也是正确的。整个银行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们必须通过相关措施来支持企业的金融流动性,特别是推迟偿还贷款,并将贷款分期发放给受危机影响的企业。

 

  长期影响更为重要。毫无疑问,生产与消费的动荡引起的“流行病”将影响到跨国公司的应对,影响到经济决策部门的头面人物对参与海外生产链和供应链的态度。我认为,当最坏的情况过去后,理智将占上风,全球化不仅不会受到损害,恰恰相反,它将变得更为双赢。不过,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反全球化的愤恨将占上风。

 

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必须成为全球准则

 

  恐惧和非理性主义、狭隘主义和民族主义、特殊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才是可怕的。我们不仅受到看不见的东西——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而且还受到肉眼看得见的东西的威胁:仇恨。种族仇恨,伊斯兰恐惧症、中国恐惧症、俄罗斯恐惧症,保守的英国人对来自布鲁塞尔的欧洲人的态度,排外的法国人对中东移民的态度……

 

  当唐纳德·特朗普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抽身,反对向全球变暖开战的《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美俄中程条约、世界贸易组织,这对和平合作和包容性全球化进程造成损害。中国领导人的主张是对的,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博弈的准则。

 

  后疫情时代,应通过逐步过渡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种新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重平衡的经济学理论和发展战略。这样人类才有机会拥有共同的未来。

 

    (作者:格列格尔茨·W.科洛多科,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协调供稿,王灵桂统筹,毛悦校译)

 

全球治理新动力初露端倪

作者: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光明国际论坛笔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动力减弱,全球化进程进入了平台期,而全球治理也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行为的国家化,陷入盘整状态,一些领域已经取得的制度化成果面临着被搁置颠覆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球的快速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前景的忧虑。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也带来了推进全球公共卫生等长期被忽视的治理领域实现突破的曙光。随着“封城锁国”“拉大社交距离”“居家办公”等生命健康优先的措施被各国政府陆续采纳,医疗援助成为各国交往的首要内容,公共卫生跃升为全球治理的首要议题,生命健康优先成为凝聚全球共识、引领全球行动的新目标,全球治理的动力转化初露端倪。

 

  经济全球化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流动则是全球化的主旋律,在包括资本、物质、人员、知识观念在内的诸多要素的流动中,资本最为活跃、主动,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因此围绕资本流动展开的经济、金融、法律等领域治理长期占据着全球治理的主要议题,不仅形成了由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组成的,比其他领域治理更为完备的治理机制,而且解决经济问题的成本—收益思维深深影响着其他领域的治理活动,这种思维的体系化形式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中的经济优先实质上是资本优先,也反映了各国国内经济优先于社会的政策取向。而在国家间竞争激化的情况下,本国经济优先就会蜕变为贸易保护主义,把有利于资本向本国自由流动作为决策的首选标准,造成各类要素全球流动的单向性。

 

  事实证明,在应对包括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大量非经济领域的全球风险时,成本—收益方法无法评估出这些风险的潜在后果,甚至可能误导政府的决策,而单纯强调成本分担、收益分配的经济原则,不仅不能促成合作治理的实现,反而会产生更多的争论,拖延问题的解决,恶化风险的影响。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应对时担心影响经济运行,延缓行动,导致疫情快速蔓延,国际合作中个别大国不断指责他国、塑造敌人、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都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经济优先、资本优先、本国利益优先思维的弊端。

 

  尽管人的发展、卫生健康、共同安全等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经常出现,并得到有关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许多国家的呼应,但是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带有巨大不确定的新冠肺炎,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人的健康安全是第一宝贵的,拯救生命的任务是如此紧迫。

 

  时代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这种方式把生命健康强行放在了当前各国政策以及全球治理议程的首位,全球社会经济活动转入生命健康优先的状态,各国政府都必须在确保最大多数人的健康安全与维持经济社会原来的运行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并在推动全球疫情防控与生命救治方面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各国的医疗能力都无法应对疫情在本国大面积暴发造成的巨大冲击,而单单依靠本国的科技研发、物资供应、边界管控等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疫情的蔓延。因此,把国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主动放缓社会经济活动节奏,干预和调整社会和个人交往方式,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合作,更加遵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建议,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优先选择,也推动着有效应对这场危机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的形成。

 

  各国当下采取的防控疫情举措要持续多长时间,从根本上取决于疫苗的研发、有效的标准化治疗方案的形成,尤其是全球社会抗击疫情能力的整体提升。在这段全球社会经济活动放缓、停摆的时间里,希望人类真正能开始一次整体反思,而不是陷入相互指责、“甩锅”的低端政治中,重新思考发展的目的,生命的价值,家庭、社区以及全球共同体的意义。在病毒面前,每个国家、每个人群、每个个体都是脆弱的,必须团结起来,相互支撑,共存已经成为各国发展、个人发展的前提。只有确保全球人群的共同安全,才能真正充分启动本国社会经济的充分运行,并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调整回常态。

 

  就当下而言,各国的“封城锁国”政策是为了减少人员流动,遏制疫情蔓延,但不应该就此成为放弃已经形成的全球化态势和全球合作形态的借口。应该发挥好现有全球产业链的作用,尤其要确保医疗物资全球供给的通畅,为防控疫情提供基本支持。同时,国际组织推动防控经验、技术和知识的全球分享,倡导各国政府更加主动地保护脆弱群体,尤其是侨民移民,减少歧视,避免恐慌。国际社会要积极支持能力薄弱国家的建设,补齐全球卫生治理的短板,提高每个群体抵抗疾病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这种生命健康优先的取向,要与经济发展实现均衡、互补、互强的关系,形成全球治理新常态。要推动各国和国际组织将维护生命健康确立为追求的首要价值,推动各国将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多收益投入到改善和维护生命健康的相关领域之中,提高各国卫生治理的自主性。要倡导预防为主的观念,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意识。做好应对突发极端风险的各项准备,建立保障生命健康的全球物资储备制度、技术分享制度。推动各国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纳入国内治理议程,贯彻到日常治理活动之中。推动国际合作,共建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重视贫困国家、脆弱人群的健康能力建设,补齐全球公共卫生短板。

 

  (作者:杨雪冬)

 

危机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全貌

作者: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光明国际论坛笔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还来不及梳理其来龙去脉。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已经发生,并将深刻改变世界全貌。

 

重要商品的“进口替代”趋势将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撬动当前的“逆全球化”动态,促使世界格局中业已存在的矛盾更趋复杂。面对当前局势,一些美西方领导人应对危机的第一反应是以牺牲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为代价,来优先解决自身困难。美西方的表现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一旦本国处于困境,无法指望发达国家提供真正而实在的援助。与此同时,由“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来拯救“较弱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情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绝对不曾被世人想象到,如今却是弱者生存的一大希望。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人类曾经拥有的对全球市场富足度、多样性的感知正在快速流失,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拥有安全感、舒适感。事实上,疫情过后,各国将更加努力地追求“比较优势”,因为一个没有能力生产防护装备、医疗设备的国家,是无法从国际市场上以合理价格购买到这些商品的,其代价是疫情快速传播,导致大量民众丧生。无疑,对习惯于国家不干涉经济、市场利润最大化等西方经济理论的国家,这是一大挑战,其结果是政府监管如今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是长期的,将促使各国经济行为发生重大变化,重要商品的“进口替代”趋势将加剧。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狂热地增加防护口罩生产,而工业发达国家则在努力生产呼吸机。疫情过后,医疗防护用品、设备的需求虽将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全球卫生危机如果再度爆发,需要依靠本国自身生产能力”的历史记忆将会重现。此次疫情证明,全球医疗产品出现生产危机将导致许多人丧生,美西方一些人以此为依据,制造减少对中国医疗产品、药品“依赖”的喧嚣。当然,这是一个消极动态,美国一些人欲借此实现其“西方经济与中国脱钩”的计划。

 

后疫情时代各国更愿意参与全球治理

 

  未来数年,世界各国的“医疗民族主义”趋势将持续下去,甚至将变得愈加强烈,保护本国公民生命将继续成为所有民族国家的优先事项。但是,其中也可以“化危为机”,民族国家在疫情过后更愿意顺应新现实,参与就全球治理新规则、新机制的直接对话。在此进程中,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经过一番有关价值观和理想的高谈阔论后,西方国家在疫情期间开始了一场并非针对对手,而是在自己人之间的“零和游戏”。凡此种种,都将加速拆除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创建全球化的新版本的进程。新冠肺炎疫情过后,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制度自信”将不复存在,也不会给世界市场、昔日盟友增添信心。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作用将显著增加,其将部分主权转让给“超国家结构”的意愿会显著降低。此外,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单靠本国力量无法克服所有困难,而应促进建立更加平等、公正和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

 

  世界主要国家运用知识、能力在卫生健康领域采取联合行动,将能够拯救地球上许多生命,不排除类似场景将在同新冠病毒斗争中出现。然而,人们不应坐等奇迹发生。西方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将继续下去,其领域将涵盖生物、制药以及医疗保健创新技术等。随着西方国家民众越来越激烈地质问其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低能表现,西方政客们将“莫须有”地指责中国,意图转嫁本国的愤怒情绪。中国将有力量、智慧做出恰如其当的反应。中国将不改初衷,不会重回封闭,而是将继续努力在信任、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维持经济增长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更加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到来,其严重程度甚至远超2008年。美国乃至全世界正在重演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大规模失业潮即将到来,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进程。为避免重蹈覆辙,人类需要共同努力,寻找共同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的机会。在拥有良好意愿之外,世界各国政府还需提高预测未来的能力,并理智地影响、引领经济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跨国旅游业蒸蒸日上。疫情过后,该行业前景尚不明朗,如何平衡人们“希望休闲”与“害怕长途旅行”的关系将是一个待解难题。可以确定,全球气候变化话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不再尖锐。在大规模停产背景下,环境明显得到改善,但对这一话题的报道并未引起强烈共鸣。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大萧条”,公众更关心的是流行性疾病、个人收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尽管断言新冠肺炎疫情会对文化、行为、社会心理产生什么具体后果还为时尚早,但“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的论断并非危言耸听。对此,中国比西方国家准备得更好,中国领导人很早就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就在不久以前,不仅很少人预料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会放弃“领导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更少人预见到中国能够率先战胜疫情,并成为全球第一个向遭受疫情煎熬的世界各国伸出援助之手的主要大国。

 

  (作者:亚历山大·洛马诺夫,本文由本报驻莫斯科记者韩显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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