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道路问题是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第一位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答既不能采用“摆事实”的经验主义方法，也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叙事，而必须从对现代文明之本质界限的历史批判入手。由于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更由于这种文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自身的界限，所以中国要想拥有自己的未来，就必须在学习、消化、吸收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不同于现代文明且优于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

　　关键词：历史批判方法 现代文明 中国道路 历史必然性

　　作者简介：余在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永霞，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研究”(项目号：17JZD037)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且充满活力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面对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变化，一些人对于中国发展走向及其基本性质也产生了疑虑：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否就是中国日益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与之相关，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导致新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了对这些疑虑做出积极的回应，笔者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方法，从现代文明的本质界限入手来具体阐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一、问题的缘起及其解决方法

　　众所周知，道路问题实际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亦即中国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就成了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第一位的问题”①。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自从西方撬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时出现有关中国实力、影响和抱负的辩论。随着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这种辩论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以前的国家命运辩论出现在中国特别虚弱的时候，而此次辩论源自中国的实力而不是危险”②。确切地说，道路问题在近些年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三个特征密切相关：

　　一是中国崛起的“奇迹性”。1978年以来，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个“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林毅夫语)般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八十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所以说是“奇迹”，是因为中国发展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大大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话语体系所能解释的范围，以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径直把“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看作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③。从林毅夫、蔡昉、李周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在1994年出版以来，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制度学派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如此稳定且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此而言，中国的崛起仍是一个理论上尚待破解的“谜题”。

　　二是中国崛起的“未完成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④，“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⑤。对于我们来说，诸如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之类的现实问题，固然只是一些可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着力加以解决的“成长中的烦恼”；但对于那些“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来说，这些困难和挑战的存在却成了他们大力鼓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论”的由头。

　　三是中国崛起所引发的“西方的疑虑”。伴随着中国体量的不断增大，中国的崛起在让西方世界“着迷”的同时，也让它们感到疑虑、不安甚至是恐惧，仿佛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曾指出，西方媒体怎么报道中国，已经远远超越了媒体本身，而是关乎西方整体上如何看待中国。在这个方面，“需要思考的一点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报道和看法，多大程度上是由恐惧支配的。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成为世界上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因素，而中国又不是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将来也不会是，这让西方人感到害怕。……大多数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对他们的世界将意味着什么”⑦。这些疑虑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是否在沿循一个特别的发展路径，而且这个路径相对于现代文明主流模式，是否会成为一个例外？⑧

　　针对上述疑虑，我们一般可以采用两种回答：一种是“摆事实”的经验主义回答，亦即逐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种方法诚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终究不能完全打消人们的疑虑。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崛起(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是如何解释这种崛起的基本性质及其发展走向。正是在后一个方面，分歧出现了：有人认为这些历史性成就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改变了颜色的革命。面对这种分歧，光靠“摆事实”的方法显然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回答采用的是历史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选择。这种回答是不错的，但是光凭这一点，我们同样不能打消人们所有的疑虑。

　　既然上述两种回答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那么我们究竟应从何处入手呢？答案是：从对现代文明的本质界限的历史批判入手。理由有三：第一，道路问题是在现代文明的碰撞冲击之下出现的，所以我们讨论中国道路，就不能不讨论现代文明；第二，现代文明仍然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文明；第三，只有当历史地达到对现代文明的本质界限的自我批判之后，我们才能客观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着非常清楚的提示：我们“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⑨。

　　二、现代文明的本质及其界限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方法，我们首先能够确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代文明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特别是西欧的地域性文明，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主要是西方的原则。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绪论》中说得特别清楚：现代文明的所有要素——市场经济、自然科学、民主法治——统统是西方特有的产物。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一直存在着经验知识、对世界和生命问题的反思、最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慧，但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为是“有效”的阶段。同样，唯有在西方，在罗马法中的那种严格的司法模式和思维方式之基础上，一种“理性的法学”才得以建立起来。与之相应，作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基石，专业化的文职官员也仅产生于西方，“唯有在西方，我们的全部生存——我们的存在所关涉的那些基本的政治、技术以及经济条件——才绝对地、无可避免地与某种受过特定训练的文职官员组织的外壳密切关联在一起”。除此之外，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最能决定我们现代生活之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确切地说，以理性的工业组织以及它们的市场取向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也是西方特有的产物⑩。

　　既然现代文明首先是一种源于西欧的地域性文明，那么这一特殊的、具体的文明如何能够扩展至全球，并在这种扩展中赢获自身的世界历史意义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把握现代文明的实质。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得出的第二个基本判断是：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明。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也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1)。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几乎面目全非的变化，但它仍然未能超出“资本主义基本逻辑的恒定性”(12)。

　　作为现代文明的心脏，资本的基本逻辑和一般法则就是要无限度地获取超出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亦即剩余价值；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资本本身就是一个贪婪的、永不满足的“价值追逐狂”。与之相应，作为资本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资本家的直接目的既不是使用价值，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13)。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增殖强制呢？它能否像重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通过流通来实现自身的增殖呢？有人认为，这当然可以，通过贱买贵卖的方式，资本家就可以实现资本的增殖。

　　这种看法诚然不错，但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为了把握实质，我们必须避免“合成谬误”，因为适用个体的原则，并不一定适用总体。具体到我们的问题，这就是：单个资本家可以通过流通实现资本的增殖，并不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都可以通过流通实现资本的增殖。换言之，单靠流通不可能产生资本的增殖。资本要实现自我增殖，必须投入生产，增殖强制必然会带来生产强制。一般说来，在资本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1)增加劳动时间，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2)生产的合理化，即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以便榨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通过这种“合理化”的途径，资本家能在残酷的斗争中达致双重目标，既能压低价格排挤其他资本家，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又能获得超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但这种优势注定是暂时的，因为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新的分工和新机器。所以，为了能够长期保持住竞争中的优势，资本家必须对生产过程不断地革命化。“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4)，是资产阶级社会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15)

　　要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强制必然会导致技术强制——更细的分工、更新的机器。结果，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必然会大大提高，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又包含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16)为了创造更大的流通范围和世界市场，消费强制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宏观和微观的手段，不断地“扩大”现有的消费和“制造”新的消费，以便顺利地实现资本自我增殖的循环。

　　综上所述，整个现代文明的基本建制就是：以资本自我增殖为核心的进步强制。这一论断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作为资本的内在趋向，进步强制是由“增殖强制”“生产强制”“技术强制”和“消费强制”四个环节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第二，由于资本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和支柱，所以进步强制也成了现代文明的一般法则，并日益侵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三，进步强制是现代文明从一种源自西欧的地域性文明不可阻挡地扩展为一种“全球性文明”的不竭动力(17)。在这种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改变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更成为一种模范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类唯一的模范，凡不愿被时代巨轮扫过或碾死之人，莫不以其为师。……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的社会。其形式，体现于财富与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于经济及科技的‘开发’；而其组织，则立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各式变体”(18)。

　　但是，在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自身普遍性的过程中，现代文明也遇到了自身无法超越的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9)。具体说来，这些限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然的界限。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消除了传统文明对自然的崇拜。在进步强制的内在驱动下，现代文明不仅通过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展开完成了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而且“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20)。这样一来，在资本永无止境的宰制和压榨之下，地球本身及其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必然会显现出来。这种自然的界限现今已由人类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所证实。

　　二是社会生活的界限。如前所述，唯利是图的绝对致富欲既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文明的一般法则。但是，建立在一种唯利是图的经济—市场结构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必然是有其限度的。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会“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21)。由此一来，随着资本原则向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侵入，现代文明在其不断扩展过程中也带来了“最令人心焦的一项改变”，即“旧有人际社会关系模式的解体，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随之崩裂而去。这种现象，在实行西方版资本主义的最发达国家里尤为显著。在那些国家中，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一向皆为一种非社会的绝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把持；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后果，即使连力倡这种个人至上的人士也不免为之悔叹”(22)。

　　三是战争的界限。作为一种源于西欧、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文明本身就包含着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趋势。这种趋势一方面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宏大进程，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种使中心与边缘之间极端的经济差别与权力等级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单一的政治经济体系”(23)。日本学者加藤节指出，现代文明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必然包含着“结构性的暴力”，即“中心对边缘在经济上的排斥，两者在政治上的非对称化以及文化上的一元主义”(24)。这种中心对边缘的压制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多重关系。在这多重关系中，由于缺少相应的手段以改变其被排斥与被压抑的处境，边缘地带必然会不断地产生一种通过暴力的方式强化自己以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认同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采取恐怖主义的形式。因此，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对立，不仅在现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都增加了政治的困难性，而且也变成了促使政治中潜伏的暴力转变为现实的背景。

　　三、中国道路的现实展开

　　从上述关于现代文明的本质界限的历史批判入手，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一般的结论：由于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更由于这种文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自身的界限，所以中国要想拥有自己的未来，决不能走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全盘西化之路，而必须在学习、消化、吸收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不同于现代文明且优于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证实这个结论不仅仅是一种纯逻辑的“抽象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的“现实性”(25)。

　　近代以来，面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猛烈冲击，古老的中华民族被动地开启了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艰难历程。最初，“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26)为了探寻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人几乎尝试了所有西方的经验和主义，对于自己的“国体”进行了无数次的争论和改造。但是，所有这些把中国引向西方文明、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尝试，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经由这些失败，中国人终于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并不能产生一个独立的、足够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以“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民主和统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同前两个问题直接联系着的，不解决前两个问题，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民主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27)。

　　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近代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不能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更不能走这条道路了。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发展资本主义，第一靠对殖民地的掠夺，第二靠剥夺本国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使之赤贫化。前一点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做。后一点如果做了，那就会在几亿人口中造成新的阶级分化，引起长期的强烈的社会动荡不安，其结果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会重新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28)。另一方面，“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29)。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伴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的主动姿态参与到“现代文明”的建构之中，并从西方的发展经验中获益良多。可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为“中国崛起的过程主要就是学习西方的过程”(30)，更不能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无条件地全面融入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文明”，下面做些简要分析。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并不是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结果。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完全无法解释西方经济为什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频繁地爆发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则始终保持着快速且持续的增长。因此，中国成功的关键完全不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胜利，而在于“它如何成功地将从西方和东亚邻国学习到的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开发和释放本国的活力之源”(31)。确切地说，中国成功的秘密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中国的未来发展也维系于：我们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第二，“全盘西化”的观点实质上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觉。这种“非历史”的幻觉，一方面完全无视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把西方模式看成是唯一的甚至是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则妄图在观念上将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全部抽空。马丁·雅克多年前指出：“西方国家那种认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必将遵从西方发展道路的观念主要基于以下两个不可分割的观点：其一，世界上仅有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现代性，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其二，世界将会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因为按照它们的说法，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模式要优于其他所有国家，西方主导的世界将会永久延续下去。”(32)但是，现代文明在其展开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界限已经证明：上述观点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固有的一种“幻觉”——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33)。资产阶级天真地认为，由于资本要求“在观念上”超越一切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所以资本就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这些界限和偏见(34)。同样，“全盘西化”论者也幻想通过这种“神秘的魔术”，把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全部一笔勾销。但幻想终究只是幻想。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非可以随意丢弃的“古旧之物”，相反，它仍然在当下中国人生活中保持着“沸腾的生命力”。

　　第三，历史、现实和未来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定向只能是和平主义的，而不能是霸权主义的(35)。首先，这种发展定向来源于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传统。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主义传统乃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正如基辛格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国和美国代表着两种不同版本的例外主义，“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而“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36)。其次，和平主义的发展定向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清晰认知。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诸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人口老龄化之类的困难和挑战。如此庞大的国内任务决定着中国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而“不太可能轻易(更别说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37)。此外，这种发展定向还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如前所述，现代文明的发展史既是一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8)的扩张史，也是一部“不平等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形成史。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传统，为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而且有利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要避免“文化保守主义”的错误，而且更要避免“全盘西化”的危害。因为“全盘西化”在使中华民族的不同凡响之处(和平主义传统)荡然无存之余，“其结果只是在这个星球上再增添一个躁动、智慧、勤奋、尚武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现在已经使得不幸的世界苦不堪言了”(39)。而要避免这种危害，中国就必须在珍视自身和平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②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③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序，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

　　⑦沃尔夫：《“中国谜题”令西方着迷又感到不安》，《参考消息》2017年6月19日。

　　⑧伟达：《中国道路是否例外》，《联合早报》2018年3月13日。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6页。

　　⑩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页。

　　(12)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1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388页。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40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390页：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8～150页；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6、36页。

　　(1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萓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2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22)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9页。

　　(23)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24)加藤节：《政治与人》，第173页。

　　(25)关于“现实性”概念的具体阐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2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470页。

　　(27)《胡绳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28)《胡绳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29)《胡绳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30)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31)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第330页。

　　(32)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文版自序”。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3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1页。

　　(35)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267页。

　　(36)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序VI。

　　(37)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第51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39)《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3页。

作者简介

姓名：余在海 江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