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然而，由于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都已随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后世要通读典籍，不仅要具备文字、训诂知识，还要掌握音韵知识。“非通音韵，即不能通文字训诂，理固如此。然不通文字训诂，亦不足以通音韵。”国学大师黄侃，道出了传统“小学”音韵与文字、训诂之间畛域有别而相互为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音韵学作为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学问，被视为不易掌握的冷门“绝学”。本期《语言文字》从古音学视角，为您介绍上古音韵研究的基本面貌，敬请关注。

　　一种学问，只有在人类自觉和需要的时候才会引起关注与研究。汉语的古音，唐代以前既无人关注，更无人研究。南北朝以前，汉语的声调还无人知晓；直到刘宋时期，文人才开始关注声调与诗歌平仄和押韵之间的关系，开始编撰韵书为创作新诗“永明体”服务。

　　音韵学家所说的古音，指的是先秦汉语读音；古音学则是指研究先秦汉语语音系统而形成的学问。唐初的陆德明汇集汉魏六朝以前230余位经学家的注音与训诂，考证其异同，撰《经典释文》，开古籍异读研究之先河。然陆氏的异读研究还算不上真正的古音学，南宋吴棫受陆德明启发，才开启了古音研究之大门，成为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南宋以来的800余年间，历经数代古音学家的“推阐加密”，古音学研究成就辉煌。

草创 古音研究从古韵始

　　古音研究是从古韵开始的。吴棫研究古韵部的语料主要是“风骚”等先秦韵文的押韵。《毛诗叶韵补音》是吴棫研究古音的开山之作，他效法陆德明的研究方法，汇集前人所举《毛诗》“叶音”的例子，归纳《诗经》的用韵规律。吴氏认为，古人用韵宽，可以“通转”，故将先秦古韵分为九部。其分部虽略显粗疏，与先秦实际的韵部相去甚远，但起到了古韵研究的启蒙作用。故《四库全书提要》写道：“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棫始……棫书虽牴牾百端，而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故辟其谬而仍存之，以不没筚路蓝缕之功焉。”这个评价比较客观。

　　南宋研究古韵的学者还有郑庠和项安世等，可惜他们的著述几乎失传，后世对其研究成果一知半解。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得知，郑庠撰《诗古音辨》一卷，其古韵六部说见于元代熊朋来的《经说》和清代戴震的《声韵考》中。王力先生说：“郑庠由宋代语音系统推测先秦语音系统，只知合并，不知分析，所以分韵虽宽，按之《诗韵》，仍有出韵。”张民权先生也说：“郑庠的古音研究也是有成就的，尤其是他的古韵分部的原则，对清代古音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又据《宋史·艺文志》记载，项安世撰《诗经前说》一卷，《经解》二十卷，其古韵的分部，粗线条有十一部，细分则有十三部以上。

　　元明两代的古音学家曾不遗余力地批判宋人的“叶音”说。因为“叶音”说的本质是以唐宋音为标准来改读“风骚”的押韵以求和谐，这就严重背离了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焦竑在《古诗无叶音》中说：“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总体而言，元明古音学家没有系统研究过古音的声韵调，对古音系统的重建没有多大贡献。

重建 古音研究全面发展

　　清代古音学研究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一大批古音学家不仅对古韵展开持久深入的讨论，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在古声母和声调的研究方面也取得所未有的成就。

　　（一）古韵部研究

　　宋人研究古韵部时，把《广韵》的每一个韵部都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分后再重组，因此，尽管韵部定得很宽也难免出韵。顾炎武把《广韵》的某些韵拆分成几个部分，再与其他韵合并，创建了离析《广韵》的新方法。《广韵》离析法，既照顾到了语音的系统性又兼顾到了语音的历史发展，成了古韵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可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潘咸是谐声偏旁归类法的创造者与实践者，继后段玉裁正式提出“同声必同部”的构想，使谐声偏旁归类法也成为古韵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清人研究古韵，或偏重于以《诗经》用韵及谐声系统为依据，或注重以等韵的音理进行分析，前者叫“考古”，后者叫“审音”，由此形成“考古派”与“审音派”。而考古与音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也成为古韵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唐作藩先生说：“自顾炎武开始，考古派一般都忽略了审音，而审音派自江永起没有不重视考古的。江有诰是审音与考古结合得最好的。”

　　（二）古声母研究

　　与古韵部相比，古声母的研究远远滞后，直到明末清初才首开其端。钱大昕在这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第一，古无轻唇音。“轻唇音”即唇齿音。中古汉语的“非、敷、奉、微”四个唇齿音声母，在先秦仍读双唇音（重唇音）“帮、滂、并、明”。这本是明代陈第的重大发现，但他没有明确提出先秦无唇齿音的理论来，清人钱大昕才是“古无轻唇音”的创造者。他说：“凡轻唇之音，古皆为重唇。”

　　第二，古无舌上音。“舌上音”即舌面前音。中古汉语的“知、彻、澄”三个舌面前音声母，在先秦仍读舌尖中音“端、透、定”。这是钱大昕的重大发现，他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

　　第三，古无正齿音。中古汉语的正齿音分为舌尖后音“庄、初、崇、山、俟”（也称“照二”）和舌面前音“章、昌、船、书、禅”（也称“照三”）两套声母。钱大昕认为，舌面前音声母在先秦仍读舌尖前音“精、清、从、心、邪”。

　　（三）古声调研究

　　汉语的四声虽然在刘宋时期就已发现了，但对先秦声调的研究直至清代才有人关注。无论是吴棫的“四声通转”说，还是程迥的“四声互用”说，实质上都是否定声调在先秦的存在。陈第说得更明确，“四声之辨，古人未有”。这才引发了清代学者的争议。

　　第一个认为先秦有四声的是江永，他说：“四声虽起江左，按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先秦声调的，段玉裁是第一人，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古无去声”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

构拟 用新方法研究古音

　　如果说南宋是古音学的草创时期，清代是古音学的历史重建时期，那么，现代则是古音的构拟时期。现代古音学家在继续“离析唐韵”的同时，开始着手对古音系统的构拟，尝试提炼谐声系列和谐声层级等新方法研究上古音。

　　（一）古韵部构拟

　　所谓“古本音”就是先秦韵部的音质问题。段玉裁“大略古音多敛，今音多侈”，就是说先秦古韵多细音（齐齿、撮口），今音多洪音（开口、合口）。

　　对古韵部音质的构拟是从现代开始的。章太炎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分古韵为二十八部，阴阳入三分，入声完全独立，同时开始对二十八部的音质进行构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全面利用现代方言语料证明中古语音系统，进而推证上古音系，并分别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语音构拟，可谓前无古人，别开生面。王力“分先秦古韵为二十九部，战国时代三十部”，同时对二十九部的音值进行了精心构拟，使古韵的分部及其音质的拟测日臻完善。近几年，郭锡良《汉字古音表稿》、孙玉文《上古汉语韵重现象研究》等利用近几十年上古韵母研究的新进展，对上古韵母系统提出了最新构拟。

　　（二）古声母构拟

　　清代熊士伯、邹汉勋等曾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但均无足证。章太炎利用谐声、声训、异文、异读等语料作了充分论证，“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高本汉则将“娘”母拟为［n］，“日”母拟为［ȵ］，说明它们是有区别的。黄侃总结诸家成果，拟上古声母为十九个，颇具系统性；王力拟为三十三个，并且全部作了音位构拟。至此，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古声母系统形成了。

　　（三）古声调构拟

　　黄侃主张“古无上去”两声说，变相地否定上古汉语有声调。陆志韦主张“长去短去”说，他将去声分为“舒声（通平上去）”和“促音（短去）”两类，促音后来变为入声，舒声后来变为“平、上、去”三声。受陆志韦启发，王力将古声调分为“舒声”和“促声”两类四种，“上古四声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音量）的分别。”近20年来，唐作藩、郭锡良、孙玉文都明确提出上古有平、上、去、长入、短入五个声调，引起极大重视。

　　纵观南宋以来800余年间的古音学研究，一个较为完整而严密的上古语音系统呈现在我们面前。上古音系统的建立，是无数代古音学家睿智精思、反复论证的结果，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系统还仅仅是古音学家们的一种构想，是否就是上古汉语真实的语音系统，尚待继续论证。

　　（作者：钟如雄 胡娟，分别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彝学学院副教授）

古音研究走向科学
——清代古音学研究

作者：孙玉文 

　　汉代学者阅读先秦古书，从训诂的角度认识到先秦古音跟汉代有差别，提出“古音”概念。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在阅读《诗经》等韵文的过程中，意识到按当时语音去读这些韵文，有时候押不上韵，提出“叶音说”等主张。“叶音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但在南北朝至唐宋，一直都很风靡。宋代吴棫、郑庠等人尝试进行古韵分部，但他们对古韵的认识不太明确。他们以《广韵》《集韵》为研究古韵的框架，不合《广韵》《集韵》分韵的，就是“古韵”与今韵的不同；合乎《广韵》《集韵》分韵的，就是“古韵”与今韵相同，然后进行分部工作。这显然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和系统观，不是就古音以求古音。立足点不对，是其理论上的基本失误。

　　这种局面，到明朝，就有人明确地打破了。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认识到，先秦古音的系统跟后代不一样，破除“叶音说”，提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思想，振聋发聩。陈第由此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开路先锋。

　　清代古音学的研究是从顾炎武开始的，他积三十年功力，开始进行科学的古音分韵部工作。他看出，原则上，汉语韵母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韵尾的话）相同的字就可以互相押韵，可以据此将同一个时代中互相押韵的字，除去个别用韵宽缓的字，串联成一个一个的集合，这就是韵部。顾炎武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进行串联，注意与中古《广韵》的分合关系，将先秦古韵串成十部，撰成《音学五书》，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人。

　　顾炎武的串联工作筚路蓝缕，虽还很粗疏，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开创的古韵分部道路为后人所继承。

　　此后，经过清代学者近三百年的不断研究，附以制作图表的方法，人们对上古音的认识逐步精深邃密，蔚成大国，那时古韵分部基本成为定局。其中，江永有《古韵标准》，段玉裁有《六书音均表》，戴震有《声类表》《答段若膺论韵》，孔广森有《诗声类》，王念孙有《与李方伯书》《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江有诰有《音学十书》，严可均有《说文声类》，章炳麟有《文始》《国故论衡》，黄侃有《音略》等，都对分部有贡献。终清一世，古韵分部的大格局基本成熟。

　　民国以后，王力脂微分部，是古韵分部的重要补苴。经过多方面验证，古韵分部的格局已经确定下来，韵部和韵部之间音值的远近也有趋于一致的结论。

　　根据入声是否独立，可以将清代古韵分部分为考古派和审音派。考古派入声不独立，审音派入声独立。戴震是审音派的代表，其他学者多属考古派。民国以后，黄侃沿着戴震的路子走，阴阳入三分。经过现代古音学家的研究，现在可以说，考古派和审音派对于上古韵部的认识有高下之分。考古派的分部有严重缺陷，不能周全地解释各种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已落后于时代；审音派阴阳入三分的格局经受多方检验，解释力很强，得到广泛采用。总而言之，清代古音学，韵部研究成就巨大，但是对于韵母的研究却严重忽视。

　　上古声调研究方面，清儒也很有贡献。清代有成就的古音学家，都注意到先秦两汉韵文一组一组的韵脚字，绝大多数是本调相押，少数是异调相押。他们研究古韵分部，无不涉及对上古声调的看法，无不认为上古有声调。起先，江有诰以为古无声调，后来坚定认为古有四声。

　　在古有声调的前提下，清代对于上古声调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两大派：一派认为上古也有平上去入四声，只是具体的一些字上古跟中古的归部不同。持这种看法的在清代古音学家中占绝大多数，如顾炎武、江永、江有诰、王念孙、夏燮等都是这样。一派以为上古的调类跟中古不同，上古到中古不仅仅是个别字调类发生了变化，整个调类系统也有区别。例如，段玉裁认为《诗经》以前，汉语只有平入二声；《诗经》时代，有平上入三声，没有去声。孔广森认为《诗经》时代只有平上去三声，没有入声。

　　相较于上古韵部、声调研究，清儒对上古声母的研究要薄弱一些。研究上古声母，韵文这一大宗材料派不上用场，内证材料较为匮乏，但清儒仍有人作出不懈努力，成就斐然。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等，迄今仍是不刊之论。鸦片战争以来，海禁大开，西方也有学者对上古声母发表过看法，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等都提出过上古可能存在复辅音，现在看来，他们的意见有一定启发性，但难以成立。

　　回溯清代古音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清儒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足以彪炳世界语言学史册，是我们今后研究古音学必须继承的宝贵财富。二十世纪初以来，高本汉、李方桂、王力、陆志韦、董同龢等学者自觉继承了清代古音学的精华，接受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非常重视上古内证材料以及这些内证材料在研究古音上的特性，在音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古音构拟，步履坚实，在上古声母、韵母、声调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他们研究方向正确，走的是一条坚实的研究道路，必须继承。

　　近几十年以来，汉语古音研究曾有极少数学者偏离了正确方向，不乏蹈空者。现在学者们深刻反思，这种学风得到纠正。因此，精读清儒研究论著、批判继承清代古音学的优良传统，应更加受到后学重视。

　　（作者：孙玉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解开上古音之谜
——当代古音学研究
作者：周及徐

　　古音与今音不同，在今天这是常识。但是在十七八世纪的中国，这却是惊天动地的发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明陈第《毛诗古音考》），直斥时人的蒙昧，开启了对古音的探索。

　　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提出了上古韵部系统，摆脱今音的束缚，以《诗经》押韵加汉字谐声，逻辑井然，学人折服。然而这只是上古韵类，它们怎么读？无人知道。著名古音学家段玉裁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要确知古音的音值，在中国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无法完成。而19世纪初的欧洲，已经有了一整套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刚经历了一百多年发展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谁能传之中国？

　　1910年，21岁的瑞典语言学者高本汉来到中国。多年之后，高本汉发表了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他使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首次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他根据中古韵书记录的汉语音类，调查对比现代汉语各方言的音值，分析语音历史演变的规律性，构拟（reconstruction）出汉语中古音系统。高氏还收集汉越语、朝鲜语和日语中的汉语借词音来证明和修订古音的构拟。使用国际音标描写语音系统，是这一研究方法的明显标志。此后高本汉在上古音领域继续研究，重要著作有《汉文典》《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高本汉的成果使传统旧学中的中国学人耳目一新，纷纷响应学习，现代汉语音韵学的大幕由此拉开。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对高氏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不同意见，并进而开始了自己对汉语上古音的构拟。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先后分别有十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上古音体系，如钱玄同、董同龢、陆志韦、王力、方孝岳、严学宭，李方桂、周法高、张琨、陈新雄、李新魁、何九盈、郑张尚芳等。在古韵部构拟上大致分为两派：阴阳入三分派和与高本汉相类的阴声韵带浊塞尾派。其中，王力系统在大陆最有影响，李方桂系统在海外和中国台湾最有影响，郑张尚芳系统最新。

　　高本汉、王力的上古声母与中古声母并无太大区别，这与古汉语一千多年的变化不相符。李方桂把高氏34声母中只出现三等j介音前的15声母划出，认为它们是后来分化出的，只留下19母，这就与黄侃的古本声十九纽看法基本相似。以前有人说黄侃的古本韵和古本纽互证是“循环论证”，其实考察音系的声韵配合规律是正确的方法。

　　科学无国界，语言研究无国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为汉语上古音研究作出许多贡献，许多古音难题得到突破，汉藏语言在历史探索中逐渐接轨。海外学者的重要贡献主要有：法国奥德里古在《越南语声调的起源》中论证了越南语和汉语声调的发生过程；俄国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1986）。其中的《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论证了二等带1/r，这启发了李方桂对二等介音的构拟。加拿大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论证元文等部另有圆唇化元音韵母on、un、om、um。

　　经过海内外学者百年的共同努力，比起20世纪初，汉语上古音研究取得了惊人进展，但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解开了上古音之谜。汉藏语系诸语言还有很多未深入调查和研究，这些在历史上与古汉语共生的语言，是反观古汉语的宝贵材料。亚洲语言历史之谜正待解开。

　　（作者：周及徐，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