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为了达成“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党和政府科学擘画、合理布局、有力推进，取得了重要而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其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智库对于国家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近年来的智库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应当如何进一步提升质量，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版邀请智库专家撰文解析。
新时代有效提升治国理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前提是深刻认识社会文明进步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更好发挥智库作用、履行智库使命、提升咨政智慧。
深刻认识社会文明进步的复杂性本质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文明的存在和演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伴随着进步，社会风险也会呈几何级数地增加。社会文明进步有很多的表现和标志，对其复杂性也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探讨。就其数量化特征而言，社会进步表现为社会产品和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社会体量和社会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分支和社会层次越来越细等；就其结构性特征而言，社会进步表现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要素和社会构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等；就其时间性特征而言，社会进步表现为社会发展和社会速度越来越快，社会运行和社会节奏越来越紧凑等；就其功能性特征而言，社会进步表现为社会效益越来越高，社会功能越来越强等；就其可控性特征而言，社会进步表现为社会的因果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大，社会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大等。
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复杂性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并得到扩展与放大。例如，原来只在生产者、消费者之间通过直接商贸中介所发生的点对点的线性供求经济关系，现在需要借助于国际商贸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信息体系、国际物流体系等整个有机网络系统才能实际展开，在空间上受到商家关系、地区关系、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等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在内容上则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内在交织起来，构成了极度复杂的国际关系体系。又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原来那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线性因果关系几乎被消解了，一因多果、一果多因、互为因果，各种力量在博弈中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非线性因果关系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再如，随着社会有机性的增加，社会风险也越来越大。有机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要素，通过一定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结构，进入一定的运行状态，进而产生一定的功能。随着社会有机性的增加，对所有的要素、关系、结构和运行状态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整个体系中的任何要素、关系、结构，运行中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体的破坏、系统的崩溃，产生出广泛而又深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等。从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复杂性问题，最突出的现象是智慧的博弈。由于利益的分化，各方力量都在博弈，最后谁都没有实现自己，但是每一种力量都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了影响。
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智库使命
在国际国内复杂性挑战面前，民族复兴呼唤新时代智库勇担使命。智库的根本职责是开展决策支持，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及时化和智能化，通过自觉努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决策认知科学化。科学的决策支持首先应该是一种高度规范的科学认知行为，要对所有的前置条件、现实状况和可选方案做出尽可能全面、客观、周到和准确的认识。科学认识首先是高度清晰的历史认识，要善于发现历史的逻辑和内在规律，善于吸收历史的经验，汲取历史的教训，并将其转化为人类认知财富。科学的认识同时是时代意识，要能够看出时代精神及其进化，善于捕捉时代机遇，洞悉时代挑战。科学的认识更是自我认识，要善于确立自觉的主体性，找准自我在发展中的地位，认清使命，提升境界。大数据时代的决策支持应自觉运用丰厚的数据资源，并读懂大数据所揭示的社会内涵、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善于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契机和途径。
推进决策选择合理化。决策意味着在多种可能方案中做出比较和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价值选择。合理的决策支持，意味着帮助决策者在多种可能中探寻必要而又可能的最佳选择。对于合理的价值选择的最大挑战是社会价值多元化，群体利益多样化。应当看到，对世界上的多种现代化模式，中国都有所借鉴，但并不是对其中任一模式简单照搬，而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度传承与创造；从所有制的方式来看，公有、私有、民营、外资、合资、独资我们全都有。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多样化容易导致财产多样、权利多样和声音多样，对于国家治理和决策选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支持的重要使命是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识别社会价值，并引领社会价值体系健康发展。要通过大数据对社会价值状态做出定性、定量和定时的分析，帮助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构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推进决策实施及时化。社会发展不可逆、不可重复，因此，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时机或窗口期。从过程角度看，决策是面向社会未来的，因此，决策也可被看作一种时间投入。时间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科学合理的决策就是要善于把握未来的时间和时机，制定出未来一个相当时段的流动性、阶段性、系列性的运作程序。从时间和过程的角度来看决策支持，最重要的就是能看出“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寻找出代表未来的萌芽，并使其构成未来发展的阶梯。
推动决策方式智能化。在存在决策博弈的背景下，智慧彼此消解和损害，造成智慧耗费甚至是浪费。如何更好地超越人类智慧的“巴比伦塔”？应尽可能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推动决策咨询理念的时代化，决策咨询目标的合理化，决策咨询体系的科学化，决策咨询方式的智能化，决策咨询功能的实效化。
努力提升智库专家咨政智慧
做好智库工作，要站在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沿，做到“顶天”“立地”“有中气”，提升咨政智慧。
能够“顶天”。所谓“顶天”，就是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心中有大局，眼中有人民。做智库不能谋私利，而是要服从于人类文明、中国发展、民族进步、体系建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应该是所有智库专家的初心和使命。智库专家应该有突出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要求，出谋献策时，不是考虑领导想听什么，而是考虑领导该听什么，尽力提供最为科学合理可靠的咨询建议；同时也不只考虑群众想听什么，而是考虑群众该听什么，努力引导群众情绪和社会思潮走向正确方向。在当前背景下，我们尤其要认真做好三件事：认清世界，读懂中国，从全球治理变局中看中国使命，同时确保中国始终行进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善于自觉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认清现实，把握未来。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之间是有差距的，需要深度把握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探寻其解决的可能路径，清晰指出从现实走向未来的真实通道；立足学科，超越学科。中国当前的学科体系高度分化，造成了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的片面化。从学术角度看，强化学科意识也许有助于开展专深研究，但从决策咨询和对策研究来看则是巨大的缺失。智库所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都是高度综合的，对于当代世界和中国极度复杂问题的研究，绝不是任何单一学科可以单独完成的，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与整合，必须既能立足于学科，又能超越单一学科，实现以问题为中心的综合性把握。从思想境界上来看，要能够顶住天。咨政境界如何，其实依托的是人生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立德”“立功”和“立言”，对于当前中国智库努力提升境界追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引领作用。
能够“立地”。所谓“立地”就是脚踏现实，脚下有大地，手中有数据。对于世界的学术研究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对于世界的合理改变只能有一种方式，决策咨询是服务于改变世界的，因此，只有科学地解释世界，才能指引合理地改变世界。为此，科学合理的决策咨询必须切实立足现实生产和现实生活。当前我们所说的立地，就是要立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立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不仅能够顺应也能引领中国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多年来我们党着力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因为尽管很多干部天天生活在实际中，却没有用心地去研究和体会实际，尤其是缺少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各种情况的量化把握，大而化之，造成思想与现实的脱离，甚至出现隔离与背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我们的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同时真正立足现实大地，量化把握“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
能够“有中气”。所谓“有中气”就是手里有“撒手锏”，有“硬功夫”，有“金刚钻”，真正做好对策和咨政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也提出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对于智库来说，就是要实现咨政能力现代化。决策咨询最忌人云亦云，而是应当有独到见解，为此，不同智库要锻造自己的“看家本领”“独特优势”，才能做到“有中气”。所谓“有中气”，就是能拿出领导看得见但不一定能够想得到的对策和建议，能说出群众感受得到但是不一定能够说出来的思想与建议，而且能够通过政策的产生和孕育发挥作用，拥有全程跟踪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持续地研究下去，真正站在高处。
（作者：欧阳康，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智库作用
作者：张翼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智库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览当今世界，凡涉及重大国是问题，决策层都会积极征询各方智库意见，而各类智库也会通过不同的渠道积极参与，以名目不同的智库成果表达自己的政策选择偏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历次重大会议的主题。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进行了新的伟大构想。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不管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均加强了各种类型的智库建设。各类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体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参与重大决策的前期研究和讨论
在改革开放伟大历程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类智库作为治理的参与主体，积极参与了历次重大决策的研究和讨论工作。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价格双轨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户籍制度改革、大部制与国家机构改革、农民工与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协调等方面，智库都做出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理论贡献。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转型、从温饱型小康到总体性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各类智库都发挥了特有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党能够通过对各类智库意见的吸纳机制，通过容错试错的探索机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下，将人民在实践中的首创提炼为顶层的制度设计，凝练为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检视智库参与史，各智库的建议虽然表达不一，理论出发点在大方向同一的前提下有所区别，但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增强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做到了“两个维护”。
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根据各个历史时期工作的重点，安排自己的研究任务，并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智库不同于国家机关内设研究机构的重要方面，在于其必须坚守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原理，并在做大做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从科学性、趋势性、前瞻性、阶段性、方向性上提出自己的论证报告、对策建议。无疑，国家机关内设研究机构的研究，在决策的现实性、政策的衔接性、各种制度的协调性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而专门性智库机构的研究，则在中长期问题的把握上，在对政策执行过程的校验性论证上，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研究上具有更大潜力。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智库也才能将自己的理论积淀研究服务于政策性研究，通过国家治理主体的吸纳，转型为改造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各智库的研究重点不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其作为治理主体的参与渠道也会不同，因此，其所提出的治理主张就可能有所偏重。正因为各智库的治理主张不同，决策主体才能够在不同的治理建议中进行选择，比较各个智库提议的异同，并计算选择某种治理偏好的政策红利与政策投入成本，由此形成集合性的制度文本。所以，国家治理中遇到的重大决策，必须形成决策过程的优选机制，在智库的多方参与下，在智库成果的多方论证中集思广益。
参与重大文件起草与政策执行的阶段性评估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一条宝贵的治理理念，即重大决策的出台与重大问题的解决，需多方征询意见，取得全社会广泛认可。在政策的推广与执行过程中，还需经过局部实验、经第三方评估其风险发生可能性才可全面推进。因此，各级机关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会充分吸纳智库人员参与。这一特有的治理参与渠道，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意见表达平台。事实上，不管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的起草过程，还是中央和政府部门的重要文件起草过程、各级人大的立法活动，以及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过程，各级各类智库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智库或者直接参与了重要文件文本的制定，或者通过论证报告，对文件条目的具体表述提出建议，或者对某些立法条文提出修改意见，起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治理作用。另外，智库还作为第三方评估主体，经常性地对各种经济与社会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实施过程的群众满意度，实施结果的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做出评估。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时，中国既需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也需要及时废止和修订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原有国内法规、条例等制度文本，还需要将探索前行的创新经验抽象化概括化为新的标识性概念，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凡此种种，都需要智库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智库宣讲贯彻现代化治理理念
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渠道，是通过各类媒体、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宣讲，将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转化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日常话语，精准贯彻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理论，形成强大的理论影响力与感召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砥砺奋进、大胆创新、勇于作为、善于担当，历史性地发展了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治国理政实践，既是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的指引，也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南，还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方略。中国实践的成功，也有赖于各级各类智库弘扬中国经验、宣传中国经验。因此，各级各类智库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主体，也是理论创新与政策制定的参与主体，还是实践与理论结合以推进发展的响应主体。智库的宣讲工作，与其他治理主体相比较，更具有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优势。事实上，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所形成的强大治理能力，只有在社会层面赢得广泛认同，才能最终焕发出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无穷力量。
通过科学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库参与治理能力的大小及辅助治理作用的发挥程度，主要取决于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理论的研究深度，取决于其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进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前进，迫切需要现代化治理理念的创新，在国家制度逐步定型化过程中，形成良治和善治的治理体系，提升符合人民需要的、为人民所满意的、不断推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能力。这就需要智库工作者扎扎实实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的问题，只有依靠中国人的研究才能得以解决。唯有立足于本国实际的智库研究，才能解决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大小问题，克服各种困难，防范重大风险，形成强大凝聚力，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完成这一宏愿，智库研究要端正学风，加强调查研究，将中国的实际与中国的理论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学派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智库。智库建设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分析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继承党在各个时期的治理思想，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勇于创新，集成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努力发展国家治理理论。
智库研究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倾听人民的心声，将人民的首创经验凝练为国家的顶层设计，立足当下、前瞻未来，强化问题意识，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重大风险问题谋篇布局，既防范“黑天鹅”事件，也预判“灰犀牛”现象，形成具有理论支撑力的、符合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策性建议，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治理工作。智库研究切忌走马观花、跟风操作、人云亦云、误判形势。要以良好学风推进理论建设，通过智库思想与意识形态建设凝聚人心，形成中国特色的智库工作方针。智库研究的短期时效功能在于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把握，但智库研究的中长期目标，则在于对预期性、趋势性和发展方向性问题进行前瞻研究，形成意识形态意义层面的理论引领力，在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作者：张翼，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构建和完善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的价值内涵
作者：徐晓明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安排。政府决策支持系统隶属于国家治理体系，是构建法治与服务型政府的前端和基础，是国家治理实践价值内涵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决策支持的内涵定位
政府决策支持系统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开展政策研究分析和进行决策判断的依据，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独特的政策优势与科学的决策价值的体现。它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增强政府公信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进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构建一个新型的、面向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参与者，可度量、可模拟、可监控、可校正、可反馈的精细化政府决策支持综合系统，并充分发挥其价值十分必要。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决策就是传统的政策控制，“一刀切”式执行政策的现象时有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决策逐渐转向政策反馈模式，对政策“控中有调”“策中有馈”双向融合是必然趋势。从根本上讲，政府构建精细化决策支持综合系统要抓住两个关键所在：一是增强决策执行的准确性，一是克服政策调整的滞后性，从而科学把握决策支持的实施。
政府决策支持的内涵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政府决策支持需求呈现出时限短、涉及面宽、综合性强、政策性强等特点，这决定了政府决策支持易出现“谋”与“断”相对分离的问题。所以，政府决策支持必须立足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完善“问题分析—政策研究—听证论证—决策支持—反馈评价”五段式综合系统建构，从而将传统的“经验决策”转变为“数据决策”，由“事后诸葛”转变为“事前预测”，由“被动执行”转变为“主动决策”。具体而言，政府决策支持系统价值内涵体现在：
决策要素的新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新技术手段需被应用到政府决策支持系统中去，大幅度降低综合决策成本，提升政府决策效能。
决策标准的新支撑。大数据和信息化推动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实现政府科学决策、精细治理、精准服务、精确监管、高效协同，成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决策参谋的新智慧。发挥好国家高端智库以及其他各级各类智库对决策支持的参谋助手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的研判。
决策运行的新服务。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打造服务决策、服务实践、服务社会的政府与社会协同参与治理模式。
决策支持的新生态。要塑造良好的决策支持发展新生态，既要做出决策支持的终端产品，还要做好关键信息的验证报送，填补“信息验证服务”决策拼图的关键空缺，认识到数据、信息、研究报告等分工、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从而发挥大数据分析、信息验证反馈的价值，有效缩小甚至阻止可能产生的决策偏差。
创新政府决策支持系统运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这阐释了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重点和运行要求。2019年5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发布，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据此，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利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支撑，打通政府大数据和社会大数据，构建数据存储分析决策支持系统、智能模拟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执行系统、决策支持监督系统、决策支持纠错系统、综合决策反馈评估系统等，最终保障决策前支撑分析、决策中矫正微调、决策后监测评估的综合决策支持系统的运行开发。
设立“政府决策支持系统领导小组”。打破机构和地域的限制，由中央统一管理。首先，建议区别于传统机构的等级管理约束，采取“行政弱化”的管理模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易导致宏观政策被部门化、割裂化，政策出现“项目化”“标准化”。其次，建议采取扁平化管理模式，政策研究与决策支持过程中将专业化分工、系统化评估相结合，完善政策预警校正机制，形成决策支持系统全链条、闭合环的创新管理机制。
更好发挥社会机构支持作用。首先，培育建设高水平智库，打造可以生产并提供科学、有效决策支持产品的机构，推进实施政府购买决策支持服务的举措。其次，注重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知识付费的价值理念推广到全社会。最后，采取开放式原则，将决策支持服务购买纳入整个公共服务购买体系中去。重点考虑在信息和数据收集、分析、存储、整合的层面，调动起社会最广泛资源和最大参与度。
建立决策支持机构协作配合和有效衔接机制。以数据为起点，建立弹性支持系统，便于收集整合数据资源。主要依托两个平台：一是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即国家大数据中心和各层级政府大数据中心；二是专家学者智库平台，即依托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多专业的各类智库机构，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发挥决策支持和咨政建言作用。
（作者：徐晓明，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