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一，其已成为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如何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探寻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模式，形成具有中国场景的治理理论，倡导具有中国认知的实践方法乃属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与善治的必然趋势。李俊清教授的最新力作《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三联书店，2019年3月），下文简称《治理》，其以理论与实践高度契合的方法呈现了上述问题的“全景式”轮廓，并提出了未来民族地区公共治理领域的亟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总览全书并发现，扎实的研究资料与丰富的内容体系成为《治理》一书跃然于世的鲜明特征。《治理》一书凝聚了李俊清教授多年来在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研究领域的智慧和结晶，李俊清教授利用自己在民族地区的“实际行动”向理论界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学术大礼。细腻的研究方法成为该书的研究亮点之一，既有国家建构的宏观叙事，体制改革与前沿动态的中观追溯，亦有城乡发展、教育服务与财政支持的微观表达。《治理》以田野调查、人物访谈与地域扎根的方式获得了一手资料以及独树一帜的见解和洞察，客观详尽地呈现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真实现状，由此也引发了当下其他学者对于民族问题、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等问题的再认识和再思考。该书还证实了“足不出户”的写作方式已难以适应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的研究，正如作者所言，“这么多年我非常重视田野实践，几乎跑遍了全国边疆民族地区”，也足以说明“田野调查”模式已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治理》一书对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进行了精准把脉和分析，并提出了“统筹十大关系”的创新性观点，得益于李俊清教授多年来奔走于西藏和新疆的持续性调研。资料和数据的极大丰富是《治理》的关键指标，在检视民族地区特殊性、公共安全体系与能力、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教育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与嵌入社区结构等问题过程中贯穿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以“大数据”真实地反映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的现状，引起了学界的共鸣和重视。事实上，这些研究方法与李俊清教授“坚持用客观事实与真实数据说话”的治学态度紧密相关。
从研究主题与研究价值来讲，《治理》一书融合了民族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于一体的知识体系，其突出贡献与特别发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呼吁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积极关注并回应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回应与关照现实历来属于理论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回看历史与当下，国际社会民族问题风云变幻，脱离与独立、断裂与复活、动荡与离析等问题层出不穷；今日之中国亦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建国70年以来，尽管我国在确保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协同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历史成就，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民族地区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还肩负着维护祖国边疆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使命，同时，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科技文化进步以及社会变革带来了诸多新型民族问题。那么，面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准确阐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如何有效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等就显得颇为重要。而稍有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对于民族地区公共治理问题的回应与关注尚显不足，理论体系研究依旧匮乏，潜心研究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的学者少之又少，年轻学者具备一些理论基础，但实践经验并不丰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边疆研究既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要有警觉意识和问题意识，形成大格局意识与理论研究共同体，这正是《治理》一书所呼吁的时代强音。
二是重构了民族地区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与民族地区公共治理问题的系统方法。一方面，《治理》一书开创性地提出“民族 国家”的学科研究范式，破解了以往研究中民族、国家与社会孤立研究的困局，突出了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影响，由此展开了民族地区公共管理学的多维度研究。同时，《治理》基于一般公共管理学基础上重构了民族地区公共管理学分支学科的内涵框架，凸显了“一般 特殊”的研究范式，将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政府职能与绩效评估、社会组织与治理、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对口支援等纳入范畴，研究内容更具清晰性和聚焦度。另一方面，《治理》明确指出“构建多元一体的和谐秩序，是公共治理在理论阐释和实践应对层面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民族问题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多学科综合性领域，随着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理论体系与实践维度的日臻完善，“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理论界的主流方法与前沿聚焦，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与“关照现实”乃是秩序构建与问题消解的应有之道。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现代国家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的常态内容，《治理》发现，对原有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重构或再造则会形成系统的创新方法。关于嵌入式结构，《治理》提出了创新思路，“真正实现利益、社会生活与心理文化的嵌入与交融，需要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先行，提升民众参与能力和流动能力”。体系重构在《治理》中亦有新的探索：有效规避了传统视域中民族问题研究的单一学科性，拓展了交叉学科协同研究的能力；提出了推进民族地区公共治理中构建公共危机大格局、建立“大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研究结论，这些都是《治理》带来的新发现。
三是传统视野的超越与国家情怀的自然。《治理》一书完成了对传统“法律 制度”静态视角与一般公共管理理论研究视野的超越，挖掘出了更多基于动态社会治理中民族地区的诸多“新问题”和“真问题”。“公共管理能不能在实践中具有有效性，关键在于能否契合实践中的管理对象”，因此，民族地区的地缘、人文与自然等要素则成为推动一般公共管理被特殊公共管理超越的基本条件。理论视野的超越既是研究结论的高屋建瓴，亦是思想创新的实践高地。著作中处处体现出这一超越，李俊清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中特意提出，“对口援疆需借助市场主体”、“维稳与经济发展并非零和博弈”等一针见血的观点和建议。同时，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新挑战”，敢于从治理体系、社会结构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做出“新回应”，并强调了未来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与实践层面不宜过于强调特殊性，亦不能忽略特殊性的基本原则。《治理》也在关于正确认识国家与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城市民族工作、对口援疆机制、推进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维护新疆、西藏社会稳定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跨界民族公共事务治理、筑牢民族共同体以及民族地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均给出了权变回应与创新方案，即族群和谐调试法。
民族学与公共管理学属于两个日趋成熟的学科，而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兼具复杂性的科学研究过程，21世纪初，该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几近空白。源自一种自然的家国情怀、一种对关注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使命与学术抱负促成了李俊清教授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真正动力。《治理》得益于作者日积月累的走访与调研，政策解读和民族事务治理热点的关注，将更多的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诸多涉及民族与宗教的棘手社会疑难杂症被一一梳理出清晰的脉络，逐步建构起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先后形成了一系列论著与调研报告，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李俊清教授实乃新时期一代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治理》一书八章内容通过不同的对象、内容与研究路径诠释了作者对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相关问题的熟悉程度，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所言，“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李俊清教授则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由此，亦可看出作者潜心的研究态度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与现实追求。这也从治学态度层面有效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的时代要求。
《治理》一书不仅具有视野性的吸引力，亦有细腻的文笔和文体带来的诸多美感。以“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作为书名，给读者一种亟待翻阅的视觉吸引和思维想象：族群和谐何以可能？为何是和谐而不是融合？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存有何种内在关联？这便是作者对理论之美与和阅读之美的匠心独运。本书另辟蹊径，对研究问题的概念进行拓展和延伸，着重凸显如何调试国内不同文化群体 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因此，作者巧妙地采用“和谐”一词作为解释变量，蕴意之美和指向所示无不精彩。同时，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族群之间的关系逐渐多元化，民族利益矛盾、民族地区公共安全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等皆是其维度内容，而这些公共问题恰好需要政府或公共部门以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才得以治理，因此，公共治理的叙事成为自然选择。而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两者的结合，亦是不同民族之间追求“美美与共”目标，实现由想象共同体向现实共同体蜕变的过程，基于此逻辑，便形成了“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的基本写作缘由。
《治理》一经问世便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现对其进行了一些不成熟的评价。囿于自身知识体系和具体实践的匮乏，尚存在班门弄斧之感，主要目的在于吸收《治理》的创新思想和知识精髓，以期在未来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研究中获得更多知识性和经验性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