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钟敬文先生是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中外学术文化巨匠中的“中国民俗学之父”。1月初，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钟敬文全集》（全16卷共30册），展现了钟先生以百年人生，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们约请四位专家学者撰写文章，重温钟敬文先生的精神和品格。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学界称他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百岁学术泰斗”。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位对事业始终如一、不知疲倦的劳动者。钟敬文是“五四”时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本可以在这些领域里大放异彩，他却几十年如一日，耐得住寂寞，毫不懈怠、毫不动摇、心无旁骛地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感到时间紧迫，可以说拼着老命搞学科建设。1995年，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作为重点学科进入高校211工程建设，为了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他不顾年迈体衰，顶着中午火热的太阳，让我陪他到北师大主楼找校长。1997年，领导提出要调整民间文学的学科分类，或归入古代文学，或归入现代文学，事关学科存亡，他又是撰写文章，又是开会发言，据理力争，毫不退让。1998年，他利用暑假疗养的机会，修改《民俗学概论》，每天工作几小时，几乎整个假期都没休息，最后终于晕倒。大家说，先生这哪里是在疗养，简直是在拼命。先生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为自己的生命，这种执着和忠诚，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是创立中国民俗学派，他提出：“要将中国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民俗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先生坚持“五四”以来一个深刻的理念，即要重视民间文化。他的根本立场，就是要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先生提出，中国民俗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从研究对象看，中国民俗学具有独特的性格。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民俗学，而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中国有56个民族，存在着民族文化多样性；中国地域广阔，存在着地方文化多样性。在统一的中国境内，多民族多地区文化长期共处与交流，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国情，中国的民俗文化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和历史形态，这是祖先的馈赠和人民的功劳。西方学者称中国是民俗学的乐园，先生说，我们把中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丰富和贡献。

　　从学科建设来看，先生认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要增强学科的自觉意识。中国人认识和谈论民俗的历史很长，从“五四”开始，借鉴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建成民俗学的学科。在中国民俗学的早期阶段，是受到外国影响的，他称为“描红格子”的阶段。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不再“描红格子”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再三强调，中国民俗学研究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进行建设。中外民俗学要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但两者之间不是主仆关系。中国民俗学学者要有国际视野，但不能成为外国民俗学的附庸。

　　先生举起中国民俗学派这面大旗，并且毕生践行。他提出，中国民俗学派要从事中国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和阐发，更重要的是要在民俗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要从中国民俗事象中概括和提升出具有中国特色、能与国际民俗学展开对话的理论，《钟敬文全集》正是他全面奠定中国民俗学派基础理论的里程碑。其中，他提出的“文化三层说”，是重大理论贡献之一。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提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整体，要重视底层民间文化对作家创作强大而深刻的影响。钟先生从中国文化实际出发，早就提出“文化三层说”，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三大干流，即一是正统的上层文化，二是中层的市民文化，三是下层的民间文化。三层文化荟萃，构成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他特别强调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部分，对于整体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他还认为，“五四”运动也不是一概反对传统，它打击的是上层封建文化，对下层和中层文化却大力弘扬（如提倡白话文、征集歌谣、提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发动民俗调查等），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反封建精神正是对“五四”运动的极大支撑。先生的中国民俗学派理论还有其他重要学说，对整个文化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在国际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1998年，先生参加《巴赫金全集》中文版首发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巴赫金的学术贡献，但他没有照搬巴赫金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民间文化的实际，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一个在西方已经引起很大反响的理论，经先生的阐发，不仅具有民族品格，在理论上也引向深入，还可能产生更为普遍的学术意义。

　　钟敬文先生自觉地扛起民族自信和学术自觉这面大旗，他的理论取向和治学道路，对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作者：程正民，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民俗学的一座丰碑

作者：刘魁立

　　《钟敬文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世纪总括式的重要巡礼。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世界环境中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崛起的时代，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都在繁荣发展。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今天的中国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今天的中国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的复兴与传承。在《钟敬文全集》中有这样一个思想：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靠的是它的命根子，这命根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深厚最为基础、传承最为广泛的是民间文化。每个中国人都需要为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不懈奋斗。

　　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说，自己最喜爱的箴言是：“目标始终如一。”钟先生生前就多次说过，他最钦佩马克思的高贵品格——为人类而工作。他愿意把马克思的话当作座右铭，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这就是善，这就是大善。钟先生一生治学，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不怎么顺利的环境里，都义无反顾，想尽一切办法，奔向自己崇高的目标。我以为，这就是智，这就是大智。一位宋代名人曾经这样说过：“然则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于人而身忘其忧，足以称善人矣夫。”钟先生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了完成自己所愿意承担的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矢志不渝、百折不回，钟先生立德、立言、立公的一生，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影响、感召、激励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共同来回顾和滋养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个角度，充分评价《钟敬文全集》的出版价值。

　　这部宝贵的《钟敬文全集》是一座丰碑，它典型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中国学派的面貌和成就，也反映了它所涉及的传统国学、文艺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方面重要著作的精彩篇章。这是钟先生积淀百年人生形成的重大学术成果，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现代发展都有启迪，它激励着后人进一步开展严肃的工作和伟大的开拓。

　　《钟敬文全集》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学的鸿篇巨制。钟先生等前辈学术大师都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有崇高的历史担当，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在《钟敬文全集》中，收录了钟先生晚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道：“近来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休，南征北战，有的劝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整理过去的各种文档，包括论文、散文及诗歌等；有的劝我专心写作那些准备已久而终未着笔的科学著作，这里指的是《女娲考》，从这个神话考察我国原始社会史，或者写回忆录之类。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回顾的工作。眼前正充满亟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那将是多大的损失啊。而且，自己过去的东西如果真的有点用处，那将有后来的人或同时代的年轻人去整理、评定，不需要自己积极于此。至于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里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才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想法。去年我在一篇序言的末尾说了下面一些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段话，在今天来说，对后世历史来说，仍然价值重大、意义深远。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念，同样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部分，需要传承下去。

　　（作者：刘魁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专家委员会主任）

让后人懂得什么是历史

作者：瞿林东

　　《钟敬文全集》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在世界上也一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钟敬文先生创立的中国民俗学派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去看。我们是中华民族，很多优秀传统我们要继承下来；同时，也还要有理性，要考虑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在今天看来是不合理的。这要甄别，需要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在这方面，钟先生的学说留给后人很多启示。

　　钟敬文在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需要有多大的创造精神，有多深的理论修养，才能留下这样丰厚的精神财富？钟敬文先生的创造精神和理论建树，来自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他强调既要懂得中国，也要懂得外国，但首先要懂得中国，懂得中国历史。记得他非常严肃地讲：“如果对于中国的历史典籍还没有读，那就不是中国学者。”现在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钟先生的这个思想是尤其要发扬的。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中怎样治学？钟先生的这个观点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钟先生讲理论又能深入浅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钟敬文全集》中，钟先生很清楚、很智慧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典籍里面，哪些是事实，哪些地方融入了民俗资料。这不仅使我们能够发掘到中国各种史书里面所包含的民俗现象和民俗资料，而且能使历史学研究者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的史学遗产，尤其是那些史学巨著，要全面地去考量它、分析它，然后再去解释什么是中国历史。我想，钟先生有很高的理论修养，才能把这样复杂的中国传统历史遗产问题讲得十分明白，让人能够接受。他讲到对于民俗史和民俗志的继承，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中国历史的内涵极为丰富，但怎样进行学科建设，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读他的书，经常感到很震撼。比如说，对“学”和“史”的关系，他就讲得非常概括。他讲，“学”是逻辑，是理论；“史”是事实，是现象，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史”和“志”的关系，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史”是前人写的，“志”是现代人写的，这样讲就很好理解了。他是民俗学大家，对民俗学史和民俗史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这样的界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还留下了很多著作。我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遇到过什么是“史”、什么是“志”的问题，钟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这个学科也很受启发。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对钟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深感敬佩。他说，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仅是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认为，这是对于历史的最精辟的理解和阐述。这里面包含着理性的因素，也有情感的因素，这是钟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育家、一个思想家，在其重大理论成就和长期社会实践中，所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品，这种精辟的历史观渗透在《钟敬文全集》中。我希望钟先生这样的经典语言能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懂得什么是历史。

　　（作者：瞿林东，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既是经师 又是人师

作者：萧放

　　新年伊始，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主持、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编辑整理的皇皇巨著——《钟敬文全集》问世了。这是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学艺财富的汇集。对于中国民俗学乃至世界民俗学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月19日上午，《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会的专家学者与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导充满感情的回忆与发言，触动了我的思绪。在钟先生离开我们的17个年头中，我们作为弟子无不时刻感受到先生的存在，先生的学术精神与人格光辉是促进我们前行的动力。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学术态度谨严的学者，他曾经说过，自己几百篇文章中能够称得上真正有学术贡献的论文也就几篇，显然这是自谦，但他严于律己确是事实。在钟先生最得意的代表著作中，我觉得其中有他20世纪60年代初写作的晚清民间文艺学研究的系列文章，这是他有关历史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实践。钟先生治学有很强的历史意识，这也是他常强调的文化史的眼光。不仅现存的民俗事象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就是文化人的民俗记录与民俗阐述，同样受到历史时代的惠泽与局限。钟先生的史学意识，让他的民俗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建立在深厚的时代意蕴之上。比如老鼠嫁女的故事研究，就不仅是一般的故事形态结构叙事分析，而且是看到历史社会人与动物的关系演化的阶段表现。在女娲神话研究中，他根据文献与田野民族志的资料，得出了女娲神话是陶器时代女性作为生产者的社会历史记忆判断，其学术洞见十分精彩。

　　钟敬文先生的史学意识固然是他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体现，同时也得益于他与域外学者的交流与请益。记得钟先生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他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第一次见到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时，西村先生问他研究何种学问，钟敬文先生回答说自己研究民俗学，西村先生笑着说：“论学问，史学是最渊深的！”这句话对钟先生触动很大，他印象深刻，常常说起。他在写作《口头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手稿中，还专门提及。

　　钟先生是一位有很强实证研究风格的学者，他的研究建立在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基础之上。他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与查证，90岁时，他还去图书馆阅读查核图书资料。他晚年视力欠佳，但手不释卷。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我在读博士学位与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有一项常规工作是，每天下午四点给他取送邮件书报。每次去他那里，我都见先生坐在他那堆满资料和书籍的狭小书桌前，手拿放大镜在看各地给他寄来的民俗志资料，他不仅看，还夹纸条，画红杠杠，对于研究资料他有特别的兴趣。他还非常强调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视，常常给我们这些博士生提供他所见的资料信息与他人研究成果。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回忆，他当年跟随钟先生读博士时，博士论文题目是东蒙史诗研究，先生送给他一本最近出版的法国学者石泰安的学术专著《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并说有人对这本书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不论反对还是赞同，首先要认真阅读人家写的著作，进行分析以后才可以作出评论。石泰安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是多样的，他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连书都不看就否定了人家，这样做是不科学的。”还吩咐陈岗龙联系西藏人民出版社邮购八本，分送给博士研究生与访问学者。陈岗龙说，他听了先生的话，将该书反复读了十多遍，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学养。

　　先生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他崇拜的精神偶像是“人类良心”的罗曼·罗兰，他的名言是“为人类而工作”。因此，他有博大的胸怀与不竭的学术动力。钟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在学术起步阶段，就因编辑民俗学丛书蒙受打击；在学术壮年，又经历颠沛流离；在学术盛年，更是饱受心灵折磨。然而，他从不抱怨。改革开放时代到来时，他已经70多岁。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与中国民俗学的复兴重建，他奔走大江南北。他人生的最后20年，是最辉煌的20年，他以其人格学识，带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民俗学两大学科的复兴，为高等学校与研究机构培育了一批骨干人才。现今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文化建设的专家学者，大多出自先生门下，先生为人类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情怀仍然影响着中国民俗学人。

　　钟先生爱人，对身边的教师、学生显示出特有的慈爱。每到春节，他就让学生带他到花卉市场购买水仙花，亲自雕刻后送给教研室的老师。每到春天，他则自己出钱租车带学生去公园赏花，他喜欢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跟学生交流学问和人生。

　　钟先生爱书，喜欢去书店买书。遇上古旧书，他就亲自修补，包上封皮。他除了自己读书，还喜欢给别人送书。钟先生送给民俗学前辈陈子艾、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德明研究员等人的结婚礼物，就是他的书。钟先生常说，自己买的书未必读，但老师送的书大约是要读的，他常以此来促动我们多读书。

    （作者：萧放，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