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刘晓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哲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
主持人语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了长足发展。相应在学科建构上，哲学和认知科学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道德问题和人工智能的前景问题成为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面对当今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新挑战，本期组织3篇文章，通过对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和融合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尝试给出研究路径上的可能方向，以期引发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搭建跨学科创新平台，推进哲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和融合，是期望倡导哲学研究者超越扶手椅式纯粹思辨哲学的研究范式，与认知科学家联手，面对当今科学技术的新挑战，探索一条可能的求解人类未来问题的新路径。
推进哲学与认知科学交融的时代境遇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可以说，由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哲学在学科建制化的道路上逐渐成形，中国哲学家们的创造性思想成果也有走向世界的向好趋势。当今时代，我们正处在以计算技术为先声的科学技术变革的转折点上，面对中国问题、世界性难题，以及人类未来的新挑战，哲学家们开始反思如何突破原有格局，尽早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此刻我们也正在步入如何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的关键时期。
进入21世纪，以生命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量子—纳米技术的汇聚为核心的科学和技术新形态，不仅正在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必将越来越深地进入到人类的知识体系、社会秩序、道德认知中；更加深刻地浸润到我们对自我、他者与世界关系的理解，直到对人类本性、人类命运和宇宙未来的理解中。其中，认知科学是涵盖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大脑科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学科构成的交叉群，是研究人类心智和认知本质的最为活跃的前沿科学。从跨学科的眼光看，认知科学一方面对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和方法论构成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人文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联手的重要机遇，如何回应挑战，让未来的哲学研究能够真正落地，是中国哲学家需要自觉担当的学术责任，也是时代境遇和国际学术大势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正可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借鉴国际学科建制化的经验
严格讲，由于学科划分过细等原因，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哲学—认知科学的研究共同体。这不仅因为受过严谨科学训练又有较高哲学素养的跨学科研究人员匮乏，也体现在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跨学科课程之阙如，更重要的是缺少借助跨学科平台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设计理念和实践。在这方面，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值得借鉴。
1979年国际认知科学学会成立之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就设立了第一个认知科学本科学位。其后印第安纳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罗特格斯大学、匹兹堡大学等相继建立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1993年，哈佛大学建立了心—脑—行为跨学科平台，不仅会聚校内百余位来自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和科学史领域著名学者展开跨学科协同研究，并开设了跨学科的通识课程群，还设立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交叉研究项目，形成了教学—研究一体化的跨学科建制。领衔心—脑—行为跨学科平台的学者曾有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肖恩·凯利，也有知名哲学学者苏珊娜·辛格和逻辑学家哥德法布担任学术指导委员会的重要职责。目前，哈佛大学心—脑—行为跨学科平台的两位主任分别是研究语言脑机制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同样是在1993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设立了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及博士生培养项目，迄今已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获得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及博士生培养项目博士学位的加拿大学者克瑞斯·艾利斯密斯是少数成功入选国际认知科学学会会士的哲学学者。另一位提出“意识难问题”的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学者大卫·查尔莫斯，曾获印第安纳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博士学位，而且是最早在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及博士生培养项目工作的教授之一，与其合作提出延展心灵论的另一位知名哲学学者安迪·克拉克也曾在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及博士生培养项目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科学家与哲学家联手的国际范例之一是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及后续研究。1992年，曾任欧洲脑与行为学会会长的里佐拉蒂研究小组，通过研究恒河猴的前运动皮层神经元工作机理发现猴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效应，其后人们在人脑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这一工作为研究人类如何具有同情之心、如何具有模仿学习的能力、如何建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共享世界经验，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心理学说明。这一发现也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成就之一。而意大利的科学哲学学者悉尼戈利亚多年与里佐拉蒂一同出入实验室进行哲学研究并合作发表前沿工作结果。2006年他们共同出版的《脑中之镜：我们的心灵如何共享行动、情绪和经验》不仅在哲学和心理学界流传广远，其影响甚至波及近几年的类脑智能和机器自我意识的研究中。2004年前后神经科学家诺索夫等通过神经科学实验提出，存在“大脑皮层中线结构”可以产生自我的假说，为哲学家关于自我意识的说明提供了新的争论空间。这一假说与1995年认知心理学之父奈瑟尔关于自我的五维度说明，成为今日探索机器意识和机器自我的重要理论依据，也为究竟能否建构有自我意识的人工道德主体的争论提供了新视角。
跨学科平台探索求解人类未来问题的新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的跨学科平台正是期望借鉴国际经验，打破文理学科专业壁垒，整合哲学与认知科学资源，在哲学研究方法上，反思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期望不仅仅借助哲学思辨、语言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经典方法研究传统哲学问题，还将与心理学家和其他认知科学家联手，运用计算机建模、社会心理学问卷调查、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脑电和神经科学的手段，将经验科学研究成果引进哲学，拓展研究问题域，使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真正落地。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经验形成的认知特征，以及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个体、群体的信念差异，甚至不同国家间的权力意志支配的行为博弈，都为认知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多元视角，大量的经验证据和积累的数据资源有待新的说明。跨学科平台一方面将发挥“涉身性认知哲学”研究的特色积累优势，凝聚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哲学等学科综合实力，将经验科学的成果转换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将发挥认知神经科学背景下的心理学研究优势，借鉴情绪脑和民族心理地图等社会认知和文化认知研究的独特资源，开辟更为开放的国际合作的问题导向式研究。平台将开展的研究还包括，当今数据化科学（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机交互、数字化人类增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逻辑、哲学、伦理与政治的综合研究等。
我们相信，如果能将哲学的前沿问题意识及批判性思维与认知科学经验研究方法结合，通过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研究，聚焦不同语境的特殊问题，中国哲学家不仅能够产出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原创性成果，经过长期学术积累和学科建制化的逐渐成熟，也将在人类心智和认知本质的真理探索中，创造出与世界各民族共享以达到理解的新知识新思想，真正为寻求人类未来的解决之道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刘晓力，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教授）
道德问题的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研究路径
作者：刘超
由于哲学与认知科学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二者的结合需要以哲学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导对问题和概念进行解析，再辅以生活中的实例，从中抽取和概括出供认知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和范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认知科学能够从实证上对哲学的观点、思想进行证实或证伪，而认知科学的实验证据又能反过来帮助哲学重新对问题和概念进行定义和解析。更为重要的是，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客观研究途径，可以用于解决哲学领域存在多年仅能通过主观思辨推动的争议性议题。
哲学与认知科学共同攻关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道德研究。道德为拉丁文中的道德性与希腊语中的伦理性的统称，通常指一个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哲学理论采用了演绎式的逻辑语言分析方法，确认了一些道德中能够指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而认知科学则采用了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根据脑损伤病人的道德行为改变推断出了组成道德认知的主要维度，并进一步对道德判断与行为的认知及其神经机制进行阐述。哲学理论可以为认知科学中的道德研究提供人类普遍存在或适用于特定文化的习俗和价值观，而认知科学则能够从实证上对这些习俗和价值观的影响进行验证，对其未来发展进行预测，从而反过来帮助哲学理论重新对道德进行定义和解析。因此，在道德研究领域，哲学和认知科学能够互为参考和补充，成为哲学和认知科学联合攻关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接下来我们将以道德判断、具身道德情绪和机器道德这三个道德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问题为例讨论如何将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手段进行有机结合，共同攻关。
一
在道德研究领域，最为经典的问题就是道德判断，尤其是道德两难困境。例如著名的电车困境，在该困境中，一辆失控的电车向着站有5个人的轨道驶去，片刻后就会碾压到他们。而此时一个人站在电车拉杆旁，可以选择拉动拉杆，使电车驶向另一条轨道。然而，另一条轨道上也有1个人，因此让电车转向会使其碾压到这1个人。那么个体是否要选择拉动拉杆使电车转向，就成为一种两难困境。一直以来，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对这种道德两难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功利主义、道义论等角度。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可以用更加客观的研究手段来考察道德判断过程中的内在心理机制和脑机制。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学者兼认知学者约瑟华·格林纳在2001年发表在《科学》上的脑成像研究中发现，在道德两难困境判断中，大脑的情绪功能系统和认知功能系统都参与了主要的判断形成过程。其中，大脑情绪功能系统中的杏仁核、扣带回、脑岛，以及腹内侧前额叶在道德判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很多道德情景都会诱发出大量的情绪反应，如由伤害导致的同理心、愤怒，由破坏社会规范引起的厌恶等。这使得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做出更为严厉或宽容的惩罚决定。而与此同时，大脑认知功能系统中的背外侧前额叶等又会对这些情绪反应进行调控，使得人们做出更为合理的道德判断。据此，他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模型，认为正是在情绪与认知功能系统两者的竞争过程作用下，人们才最后形成了关于一个人或事件的好坏判断。在道德判断问题上，哲学家们提出了经典的研究范式和丰富的理论，认知科学家在此基础上采用客观研究手段发掘出了背后的认知机制，从而共同对我们理解道德判断的过程做出了贡献。
二
另一个将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结合得非常好的是道德情绪的具身研究。在道德哲学中，隐喻是道德具身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对两种物体或现象的关系进行描述的一种语言过程，根据这两种物体或现象的关系，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直接用一种物体或现象替代另一种使用。道德隐喻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身体洁净与道德纯净的关联，其在不同文化的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中都有体现。又如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麦克白效应”。麦克白夫人唆使丈夫谋杀了顿肯王，手上沾满鲜血后，呻吟道：“洗掉，该死的污点！我要洗掉！”麦克白夫人希望通过洗去身体上的污垢使心灵上的犯罪感、愧疚等情绪得到释放。这种“洁净近于圣洁/美德”的隐喻使得人们希望通过清洁身体达到心灵的圣洁。这种道德隐喻进一步得到了认知科学家们的实验验证。钟晨波等人2006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个研究发现，回忆不道德事件会诱发对身体洁净的需求；而在回忆完不道德事件后洗手，能够降低人们的内疚和后悔等情绪。认知科学家进一步通过脑成像技术发现做出不道德行为后，人们在观看清洗类商品时其大脑的感觉运动区非常活跃，而在回忆完不道德事件后进行清洗能够显著降低脑岛、内侧前额叶等情绪相关脑区的活动强度。这些认知科学研究既证实了哲学理论中隐喻与具身认知之间的联系，又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联系的认知与脑机制，从机制上阐述了道德隐喻如何影响人们的道德情绪与行为。
三
最后，另一个需要哲学与认知科学共同攻克的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难题就是人工智能与机器道德问题。近几年来，随着“阿尔法狗”围棋战胜李世石将人工智能研究带上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智能机器如何在人类社会规范的约束下做出正确的道德决策已经成为摆在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面前的一个难题。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但它们在面临一些比较极端的状况时必须要做出选择，比如发生紧急情况避让不及，此时只有两个选择：撞到行人或牺牲车辆和车上乘客来保全行人，这种情况自动驾驶汽车应该做出哪种反应？人们必须设定算法来指导它在类似情况下做出选择。这种人为设定就涉及具体的道德与伦理问题，仅仅依靠认知科学已经无法驾驭，这时候就需要哲学家们来协助工作。事实上，哲学家们已经就机器道德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他们发现，面对这种两难情境时，研究者需要关注两种原则：一种是功利主义，即将对人构成的总的伤害最小化；另一种是自我保护原则，即对自动驾驶汽车上乘客的安全给予更多的考量。本勒丰等人2016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个研究发现，这种道德准则的设定存在一种困境，就是人们认为功利性原则更符合道德标准，应该采用这种原则指导自动驾驶汽车进行选择。但作为乘客，他们更喜欢自我保护原则，不愿意购买和乘坐按功利主义原则设定的自动驾驶汽车。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是当前和以后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哲学角度的思考和基于认知科学角度的实证研究将共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指导与建议。
从哲学与认知科学在道德研究上的结合可以看出，哲学与认知科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建设涉及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的多个方面（认知神经科学与哲学、情绪脑、人工智能的哲学伦理等等），有了这样的平台条件支持，相信哲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将得到蓬勃发展。
（作者：刘超，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哲学与认知科学 何以共生共荣
作者：朱菁
哲学被视为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众多学科共同构成了跨学科的认知科学，致力于探究人类心智、思维和意识的奥秘。
一
哲学之所以在认知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认知科学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性质以及认知科学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是异常复杂的研究对象，单一学科（例如心理学）不足以提供破解这一“宇宙之谜”的钥匙，需要借助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科学发现，经由多种研究进路来逐步推进，并适时进行必要的整合。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总结的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来看，目前的认知科学仍处在前科学时期，关于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争议与探索尚未结束，还未出现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具有统合性和示范性的科学研究范式与科学成就。由于认知科学正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发展时期，关于各种基础性问题的论争不可避免，哲学家的参与便显得尤为必要。
由于专业训练和工作方式的原因，哲学家通常无法像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那样开展精巧的受控实验研究，不能像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那样系统地收集语料或从事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也无力像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那样建造复杂的计算或数学模型，但哲学家长于思辨，精于概念与逻辑分析，擅长提炼思维和推理过程中的论证结构，勇于提出另类的思路，具有较强的历史视野和反思精神，这些专业技能和精神特质，使得哲学家在认知科学的事业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在认知科学60年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次关于基本原理和研究进路的论战，都能看到哲学家的身影。哲学的专业训练和素养，使得哲学家在概念和逻辑分析、论证构造和解析、理论整合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能够在关于基础问题的讨论中大显身手，为其所青睐的学说或研究进路提供强有力的辩护。
两年前辞世的美国学者杰瑞·福多数十年来一直是认知科学理论界独领风骚的人物。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思维语言假说”成为当时经典认知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为相关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和指导性的理论框架。1983年他出版的《心理模块性》一书，提出了人类心智由中枢处理系统和周边的各种认知模块所构成的理论架构，并阐释了心理模块性的基本特征，这些观念随后在认知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参与发展的关于心智的计算—表征模型至今仍是认知科学最重要的理论学说之一。在福多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对于推动认知科学发展所起到的深刻而独特的作用。
二
20余年来，认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视身体对研究心智与认知的基础性作用，心、脑、身体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心智的本性至关重要，涉身性成为认知科学的基本概念。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的通力合作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语言学家乔治·莱科夫与哲学家马克·约翰逊在1980年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主张赋予长期被视作人类语言的边缘和派生现象的隐喻对理解语言和认知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论证了以身体为坐标的体位空间关系对于理解隐喻、语言和认知的关键作用。他们合著的《肉身中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1999年出版）则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渉身认知的哲学思想及其对认知科学的启示。1991年出版的《渉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体验》是渉身认知研究得以兴起的另一个标志性作品，由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埃拉、哲学家伊万·汤普逊和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合作完成。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往的主流认知科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而且通过引入现象学和东方哲学（尤其是佛教及其修行）的思想资源，开启了新一代认知科学多个新颖的研究进路和理论学说。通过这两个案例不难看出，哲学（包括非西方主流的学说）对于认知科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的精诚合作能够产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认知科学涉及的很多重大问题在过去都是哲学问题，哲学家处理这些问题通常是从常识性的观察入手，通过思辨来发展和丰富其理论，然后再与常识或直觉进行比对。认知科学借助科学仪器和更为可靠的观察方法系统地收集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各种计算和数学的模型来推进理论的发展，再利用实验来对各种假说或模型进行检验。就研究方法而言，认知科学的出现无疑带来了进步，也对哲学研究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
人的观念和知识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大门派之争。自柏拉图以降的唯理论者认为，人所具有的基础知识是与生俱来，而非通过感官从经验中习得，来自外部的经验刺激所起的作用不过是“触发”心智中先天就已具有的观念和知识。而经验论者则坚信人的观念和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通过经验从环境中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儿童发展心理学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了不少巧妙的实验方法来探究儿童的心理世界。实验研究提示，出生不久的婴儿似乎已具有一些核心领域的概念和知识，包括物理对象、数字、因果性和社会关系等，而这些“核心知识”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为后面的经验学习提供必要的基础。如何解读这些实验结果还存在争议，即便是对“天赋”“习得”这些基本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今天正逐步转变为一个科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离不开认知科学的参与。认知科学进驻哲学的许多传统领地，这是一个无法避免和逆转的趋势。
认知科学引入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具有真正跨学科性质的认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仍然相当缓慢，2013年中国认知科学学会获批成立，或将有助于推动认知科学各组成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过去的20余年，国内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等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产生了一批令人称道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已成为这些学科的常态。但大多数研究仍属于模仿性和跟随性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成果为数不多，这与中国的认知科学家欠缺足够的哲学思维、国内哲学界与认知科学界的交流互动不足或仅仅停留在表面，或许不无关系。
期待通过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的建立，能够在促进哲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在真正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探索出新的思路和办法，使得哲学与认知科学在中国也能够做到共生共荣。
（作者：朱菁，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