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经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主持人语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哲学，经历了研究课题的转换和哲学理论的建构，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就如何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和批判精神，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重要问题域进行了探讨，以期深化学界对此话题的进一步研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从哲学社会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发展过程，涉及诸多领域及问题，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的发展线索是什么？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21世纪初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唤醒了马克思学说的当下性。今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和批判精神。
从哲学社会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19世纪初，德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封建末期的、前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处于异常激烈的交锋之中，“自由与平等”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理念的核心内容与现实社会的贫富分化形成鲜明反差。
大学期间受过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的熏陶，同时又受过历史学、法学等学科教育的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因受到一宗森林财产权经济纠纷案的影响，开始关注私有产权与穷人的物质需求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认识过程中，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了分歧，他没有将批判的视野局限于意识形态纷争、纠缠于“实体”与“自我意识”、“个体”与“类”等观念的辩解与哲学思考，而是转向现实社会，从最基本的人们生活生产的经济关系中寻找答案。
马克思研究思路的这一转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初见端倪，在手稿中他尝试着通过工资、资本与地租的关系去理解异化劳动的问题，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去探索异化劳动的历史形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更加开阔的研究视野中去分析，从人与人、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角度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同时，马克思逐步进入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与古典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家从解释国民经济的增长机制出发不同，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形成及根源，尝试去回答国民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困境。
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受到实证科学的影响，从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视野中去分析、探讨资本主义社会所包含着的基本矛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哲学研究范式。
资本的占有方式为什么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宣扬的一般的财产法则发生对立？青年黑格尔派、激进的批判理论家从人们的观念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古典经济学家还尝试借助劳动价值的概念去理解这一问题，而国民经济学家们严格说来则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追问。
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后，马克思同样对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并且质疑了蒲鲁东等试图在资本的经济关系中通过工资率的变化来避免贫富分化的设想，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此相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是以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为基础的。
变革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消除了个人通过占有生产手段而占有他人劳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意味着分配公正问题得以解决了呢？与拉萨尔派诉诸所谓不折不扣地按照劳动付出获取回报的平等权利来设想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不同，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局限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等人所设想的绝对公平分配原则，并且从主客观方面讨论了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之后，按劳分配原则在现实社会的运行中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由于个人之间各种主客观差异的存在，权利平等与分配平等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因而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是市民权利（或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因此马克思提出，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由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
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分配正义原则的变化。按劳分配原则可以理解为回馈正义原则，它强调的是主客体对象性关系在内容上的统一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即所谓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按需分配则忽略或者不计个体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联性，从整体的角度立足于满足个体对客体对象的基本需要，将个体从谋生性的经济驱迫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的经济活动不再受制于个人的物质需要，而成为人在对象化活动中自我完善、提高，更好地服务社会的需要。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马克思从历史纵向发展的意义上理解两者之间的更替。
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时代语境
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践履，不仅在现实中呈现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讨论过的矛盾，而且呈现了马克思没有直接讨论过的问题：按劳分配这一回馈正义原则，即使在公有制条件下也意味着差异分配，差异积累转化为对象化了的劳动手段终将会威胁到平等理念，从而再次成为异化劳动的形成条件。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在客观上成为限制按劳分配幅度、助长绝对平均主义的缘由。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限制个人回报差异、从而限制私有经济规模的现象。
我国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实施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的各种局限性。一方面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从体制上保障了平等理念的现实性，另一方面按劳分配的诸多主客观困境使得平等理念在现实操作中演绎为平均主义甚而绝对平均主义。回馈正义的兑现无论从个体还是局部整体的角度来说都成为问题，在非市场化体制下，一个经济单位经济成本的核算不是建立在客观理性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原则只能流于形式。
其实际结果便是经济发展动力机制难以持续，1956年至1978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印证了这一点。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首先是强化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回馈正义原则，从个体、从不同层次的整体角度（经济单位）释放经济活力，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城市的利改税、奖金制度的激励手段等等，借助一定的经济手段、措施，释放劳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更加自主地去追求劳动过程中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正相关效应。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回馈正义原则的强化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关联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土地承包制、奖金激励制度等方式激发出来的主体积极性，其作用之明显、反应之快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种回馈正义由于其自然属性使然，外化了的劳动在一定条件下积累起来的差异，能够转化为对象性劳动手段，并且再次引发出自身的悖论问题。这是其一，其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体制的引入，在市场中发展起来的民营资本与在市场中引入的外来资本，使得马克思意义上的回馈正义在现实中重新成为一种挑战。
面对这一现实，国内学术界的讨论也由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平均主义而突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强调公平正义。公平正义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理论热点问题，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有关公平正义的思想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同经济成分的同时存在不仅形成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同时也让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相应变化。劳动收入与投资收入并存，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并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这一纵向更替的两种分配原则，在现实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成为同时并存的现象。例如，各种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税收基础上形成的再次分配路径，而这其中社会保险制度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体现的就是回馈正义原则；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体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按需分配原则。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劳动收入、投资收入、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在不同经济成分中，其所涉及的对象性关系是不同的，例如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同样，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所涉及的关系原则也是不同的：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奉行的是回馈正义原则，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它体现的是按需分配原则。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的时代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与马克思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也已超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讨论视野，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我们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洞见与分析，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对资本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作用进行清晰的认识。
分配正义这一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社会问题，更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开拓性地探索与创新发展，既需要过人的勇气，更需要理性与智慧。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研究视野，为我们在新时代语境下理解和认识分配正义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作者：魏小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经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作者：何萍
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距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间，中国经济哲学经历了研究课题的转换和哲学理论的建构，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了推进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我们需要对其中的重要问题作一方法论的反思。
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问题
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问题，是有关经济哲学的定性问题，即经济哲学究竟是部门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学科？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哲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方向，是不可不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三个趋向：第一个趋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二个趋向是哲学问题的研究取代了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国的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进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第三个趋向是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生态哲学、政治哲学的兴起，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间。在这三个趋向中，唯独第三个趋向上发展起来的学科存在着理论定位的问题。因为这些学科出现后，通常被定位为部门哲学，而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之外。这一理论定位显然背离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走向，极大地妨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因此，要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就需要对这些学科进行重新定位。
要给经济哲学一个准确的理论定位，首先要厘清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双重含义：一重是经济学的含义；一重是哲学的含义。经济学的含义重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而哲学的含义则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唯物史观的一部分。在这两重含义中，马克思更重视后者，因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令他苦恼的市民社会问题，发现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律。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学科分类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仅归于经济学学科，这就把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分离出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讲其中经济学的内容，不讲哲学的内容，而唯物史观的研究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而不讲政治经济学，即使讲，也只论及《资本论》的逻辑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方式在两个因素的刺激下发生了变化：一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开始重视《资本论》的研究，把《资本论》当作唯物史观的著作加以阐发；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和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和未来发展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哲学在中国发展起来。当时的研究者之所以没有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而采用了经济哲学这个概念，旨在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义，这本身也是对以往学科分类和以往唯物史观研究方式的一种校正。
如果说经济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对以往唯物史观研究方式的校正，那么，经济哲学研究的多向度开展则带来了唯物史观研究内容的开新。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是在三个向度上开展的：第一个向度是把《资本论》作为文本，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来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打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联结，形成了新的研究框架；第二个向度是从哲学的意义上阐发了马克思的货币、价值、商品拜物教等概念中所包含的资本批判的观念，建构了唯物史观的批判维度；第三个向度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资料，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考据学研究，开创了马克思原著研究新方向。
从经济哲学概念的提出到多向度研究的开展，中国经济哲学始终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它不仅突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义，而且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观念和结构。这一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哲学不是部门哲学，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科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学科。
经济哲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框架
中国的经济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其历史基础。它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却又不拘泥于中国的现实，而是力图从中国的现实中发现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根据和未来走向。那么，经济哲学应该如何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研究这个问题，显然不能采用经济学的方法，而必须采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但是，唯物史观的方法有很多种，究竟哪一种才是经济哲学应该采用的方法？
谈到唯物史观的方法，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唯物史观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经验原型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曾经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的规律。他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段话表明，马克思能够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规律并取得卓越的成就，就在于他选择了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的经验原型，对它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英国的典型性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它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那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二，它的发展规律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能够向较不发达的工业国家显示它的未来景象。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马克思运用经验原型分析方法的原则。《资本论》发表后所产生的持续影响力证明了这种经验原型分析方法对于研究世界历史规律的有效性。正是这种有效性，启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哲学究竟应该如何建构理论框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成为世界各国思想家们研究的聚焦点。这缘于人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典型性的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化而来的，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典型；第二种理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成员国，是后现代国家崛起的典型；第三种理解是，中国成功抵御世界经济、政治风险的能力显示了中国道路在世界历史变革中的典型性。这三种理解构成了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应该吸取这三种理论框架的长处，建构一个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框架，即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变革中研究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这一理论框架要求把中国的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融经济、政治、文化于一体的整体文化现象，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所经历的以及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如果中国经济哲学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那么，中国经济哲学就能够为正在进行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建构贡献中国智慧。
总结20年来中国经济哲学取得的成就，反思它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将要拓展的空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需要经济哲学，中国的经济哲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何萍，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经济哲学”阐释
作者：韩庆祥
研究“经济哲学”，首先要阐释“经济哲学”概念，这是经济哲学研究的前提。
运用辩证方法分析经济问题
这是经济哲学的第一层含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辩证分析，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直面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即物质生产劳动。他们认为，研究人类历史，其前提是研究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具有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人只有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才能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方法，进一步研究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其中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历史过程，从中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经济问题的辩证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它包含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萌芽”，以及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马克思首先从商品开始，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揭示出商品本身的内在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揭示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再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揭示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进而揭示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最后，马克思从中进一步揭示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是对一系列矛盾关系的哲学分析，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出工人的劳动被资本占有、工人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剥夺的秘密。
自觉把握经济问题中的哲学之“道”
这种经济哲学的第二层含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人是在实践基础上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一般要经过两个认识阶段：一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二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感性认识是认识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是认识事物的本质。中华传统文化里讲的“道”，指的是对事物现象背后之本质的认识。一些人谈论经济问题多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很少进入“理性认识”或“道”的层面，看不到经济问题的哲学本质。理解经济问题之道，就要进入哲学层面，即理解反映经济问题之“本质”的哲学理念。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角度理解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往往把“利益”看作市场经济之“道”。这也是产生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要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之“道”，必须进入哲学高度。从哲学层面看，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四化”的统一：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首先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根据，应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凭“能绩立足”，此谓“能力发挥最大化”；要保证能力发挥最大化，须有一种体现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须基于人的理性的高度自觉，此谓“理性最大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平等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获取其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意味着人凭其能绩而自立，此谓“自立最大化”。这种从哲学层面来完整理解市场经济之“道”——利益、能力、理性、自立，就超越了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理解，也超越了对“利益”的偏狭追求。把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提升到哲学境界，会使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也会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误读。
对经济问题做价值评价
这是经济哲学的第三种含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多讲经济事实，多对经济事实作实证分析，思考劳动、私有财产和资本，也多是事实描述。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因此马克思主张，既尊重经济活动、经济事实的“本性”，遵循事实尺度；又对经济活动、经济事实作价值评价，这是价值尺度。基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样运用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从历史尺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又从价值尺度出发，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本却占有劳动，使活动着的个人失去独立性和个性。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
把握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之本性
这是经济哲学的第四种含义。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人性假设问题。这种人性假设，核心是确定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本性，而非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指所有的自然人共同具有的原初本性，如“趋利避害”“追求自我利益”等。人的本质，指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据。前一个“人”，指“自然人”，后一个“人”，既指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理想的人”，也指作为具有“类”属性、社会属性、自主创造个性的个人。就人的修养和境界而言，人的本质高于人的本性。西方经济学大多具有“人性假设”，这种“人性假设”中所谓的“人的本性”，是指“每个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大多建立在这种“人性假设”基础上，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人。由此产生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功利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作“人性假设”，因为对“人”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存在“抽象的人”，人都是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关系、社会活动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所以，首先要分析研究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所从事的社会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也围绕“人”进行，他们把处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现实的、发展变化的“现实的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更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
（作者：韩庆祥，系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