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柏然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现代翻译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找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这一理论主张具有卓越的前瞻性，在东西方共有的国际性学科中构建中国学派，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学科化进程的关键环节。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来自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因为它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值此张柏然教授辞世一周年之际，本版特刊出两篇文章，以资悼念。
2017年5月26日，张柏然教授因病溘然辞世，业界大恸，我的悲伤尤甚。柏然教授与我交情甚笃，我们在翻译的认知、对翻译事业的追求以及翻译学研究生培养理念上一直非常投契。
5月，往往是学人最为忙碌的月份。
在徐州开完江苏省翻译协会年会，我回到南京，心里总念着病榻上的柏然教授。5月26日早上起床后，没有任何来由，突然特别想去看看当时还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他。
上午10点左右进入病房，柏然教授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虽然已不能清晰交流，但他端起正由亲人手持的水杯，独立将水喝完，向我证明他一切都还好，目光中透出的坚毅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底。
不便打搅太久，短暂探视后，我很不舍地跟柏然教授告辞离开。未料，当天下午3点半，便接到他辞世的噩耗。那日的短暂会面和动心交流，竟然永别。
二十多年的时光如梭，与柏然教授相知、相交的一幕幕，宛如一幅新时代译学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1991年，我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的译介研究与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当时，柏然教授已是南京大学双语词典中心主任，在英文系执教。
由于共同的工作环境，以及同样对文学、文字的痴迷，我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并成为学术上的好同事、好朋友。
1997年，从江苏译界学人此前近20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柏然教授与我选出52篇，汇集而成《译学论集》，他在“代序”中呼吁：“‘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应该成为我辈清醒的使命感，认真而冷静地分析中国传统译论的可继承处、须扬弃处，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进而为突破仅在古典领域翻滚的旧路，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及其体系的诞生付出我们所应该付出的努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柏然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长文，阐发其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这一理念，并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中国翻译学建构之路。基于对中西译论思想系统且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的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特点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应该一方面吸取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述，同时另一方面要根据本国的语言特点，透视语言中所反映的文化精神，构建具有本国特点的译学理论。
柏然教授深知，要想在国际翻译学界拥有话语权，不仅要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发展的定位和建设脉络，也要推动更多具有中西融通视野的翻译学人参与海外学术活动，让世界听见中国翻译学的声音。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必须要有一套建立在自身语言特点基础上、立足于本国文化精神的理论体系。
世纪之交，我们联合国内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国外频频发声，介绍中国翻译经验，描述中国翻译事实，向世界讲述中国翻译故事。为了更加系统地总结中国翻译学领域的最新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回答翻译学界普遍关切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之路，2001年，柏然教授又邀我共同选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论文集，倡导“中国现代翻译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找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渐加快，中外交流日益扩大，大批快速涌入的各种西方翻译学理论，导致中国翻译学科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暗藏危机。正是在普遍主义与本土理论传统之争，文化研究冲击与审美经验在翻译学中地位的进与退，西方的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话语的引入与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状况的现实思考中，柏然教授提出建立一种“渊深宏通、胸襟开放和新锐高效的学术创新体制”的学术主张。
可以说，此种学术主张在我与柏然教授对翻译学博士生的培养上体现得非常明显。1995年，我们同时开始指导自己的第一位翻译学博士生，经过整整十年的摸索与共同商讨、切磋，当这批学术新人带着殷殷的学术期许，加入翻译研究的洪流中并迅速成长起来后，柏然教授邀我共同策划主编了一套“译学新论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先后共推出翻译学博士撰写的论著33部。
如今，这33部论著的作者已基本成为当前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翻译学理论研究与探索的不断深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柏然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双语辞书编纂家，曾任中国辞书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主编，毕生致力于中国特色译学理论的构建。他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真观点的学者，对学生真诚，对事业认真，在翻译理论研究上坚持求真高于一切。
柏然教授是位有信念、有坚守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诗学思想有着透彻的理解，不盲目迷信西方译学理论，不跟风，不哗众取宠，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他是一位有学问，勇于探索的学者，从1976年起从事词典编纂，2004年出版《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开创了中国语料库辞书编纂的先河。他是一位胸怀宽广的学者，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不说别人的短处，不唯我独尊，尊重学生。他是一位善于指导的导师，与学生交流很多，从生活、学术等方面关心、推动学生，注重学生的个性与特长，因材施教。
柏然教授是一位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对中国气派的译学话语建设、对“实然”“应然”的讨论，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思辨性。
从对翻译事业的共同热爱，到同时指导翻译学博士生；从联袂推出第一部翻译学论集，到共同打造译学新人学术丛书；从对外国文字、文学、文化的痴迷，到翻译学科建设的担当，柏然教授与我从英语、法语出发，跨越荆棘丛生的字林、语林，在文化与思想的层面思考翻译问题，培养翻译学者，共同推动并见证了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一代风华。
酉鸡之年，痛失良友，特以此文致敬张柏然教授毕生对“中国翻译学”的探索与坚守。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翻译学的建构路径
作者：辛红娟 徐薇
张柏然
学人小传
张柏然（1943—2017），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资深学者、著名英汉翻译理论家、双语辞书编纂家，1943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此后曾任职于泰州红旗农场、连云港陇东中学、连云港市教育局，1976年调回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张柏然先生学术造诣高深，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英汉双语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均有很高建树和重要贡献。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开创了我国语料库辞书编纂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的‘牛津’和‘朗文’”，影响深远。《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曾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辞书奖等。他热爱教育事业，专业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爱戴，曾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和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英语专业人才。
东方神采
近代以来，翻译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与文明观念的最便捷途径，它将西方近代学术上的各种新成果带入了中国。经过西学洗礼，中国学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改变。
其间，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标准的思维方式，在学界悄然建立起来。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与此同时，西方译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大量涌入我国译学界，在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带来新启示、开阔新思路的同时中，这些观念及话语在很多研究者心中，逐渐被奉为最高的学理依据，被拿来分析、研究中国翻译现象，“借鉴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直接挪用或移植。这种趋势几乎造成中国翻译学的“失语”。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张柏然教授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在当时的国内翻译界，这一主张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洋溢着卓越的思想前瞻性——
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中国是不是要在翻译理论建设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时代课题，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的。
中西融通应该首先把中西译论的相似点、相近点找出来，加以比较、沟通，然后形成互补局面。中西译论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找出来，形成互补，就达到一种交融的境界。
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
重建中国译论，至少有这么几条道路可以探索。第一，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译论流派进行变异，在世界译论流派史上刻上中国的名字。第三，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整合与优化。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摘自张柏然著《译学研究叩问录》
世纪之交，张柏然教授始终坚持向内用力，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找新时期翻译学的学术生长点。他联合境内外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在《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和世界顶尖翻译学理论杂志META上发文，倡导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中发展中国译学研究，清晰描绘出中国翻译学的建构路径——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翻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同时对极其丰富复杂的中国翻译现象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他明确指出，翻译的本土经验，尤其是民族审美经验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翻译学“主体性”的立身之本。
面对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凌厉的异域文化，中国翻译学应该以汉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挖掘、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运用西方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和升华，从而生成既蕴含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融合西方研究方法优点，而且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型翻译理论。
中西融通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与观点来阐释中外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学翻译现象），还应当能够连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翻译理论传统，从古代译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译论的血肉。在张柏然教授看来，有着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翻译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相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我们于21世纪重新谋划中国翻译学的原创性时，不能不首先明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中国立场——这是中国学术获得原创性的前提。我们必须在吸收中外古今译论的基础之上，创建起一套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才能随后恰如其是地阐释本国翻译与外国翻译现象。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并不含有排他性，而仅表示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扎根于汉语语言和包括文、艺、哲、美等在内的文化事实基础之上。构建中国翻译学既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世界翻译学也期待着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新流派，呼唤导源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文化语言土壤的新思想。
在长期的理论思辨和不辍实践中，张柏然教授深知，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自身翻译理论体系之时，都要以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
中国的文明过程，中国的文化材料，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原创性的根据所在。因此，中国翻译学界应当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凝聚、生发出具有民族特色、大国气象、大国风范的现代译论。
其中，“中西融通”与“古今沟通”成为关涉中国翻译学前途与速度的重大问题。“中西融通”以理论创新为目的，是对中西翻译理论中共同性、互补性的东西进行融通，从而提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古今沟通”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要深入中国古代译论宝库，悬置前人见解，读出真切体验，将古人散金碎玉式的论述用现代理性眼光连缀起来，给古代译论建构一个理论语境，并加以适当阐释，从而建构出现代性的翻译理论。
虽被冠以“特色学派”，张柏然教授对于翻译的认知，却从未偏执于一端，他在多篇著述中强调，中国翻译学“主体性”的建立不能通过对西方翻译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只有深入到西方翻译学的核心，充分了解“他者”，才能清楚确立“自我”，既不能奉“西学”为圭臬，也不能以“中学”排斥“西学”，而是要既突出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又不刻意抹杀翻译活动的普遍性特征。
“中西融通”之意，即把中国传统译论擅长的综合感悟与西方译论擅长的逻辑推理相结合，只有从中西译学比较入手，借助于“他者”的参照，由外在比较达于内在超越，促进中国译学实现其古典形态的现代转换，从而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关于译学的价值理解，重建一种具有更大圆周的话语和意义系统。
毕生穿越在中西文字、文学、文化之中，张柏然教授始终倡导，中国翻译学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参互，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
这是一份未竟的事业，我们应该把它坚持做下去，做出成果来。这一定是张先生最希望的。
（辛红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徐薇，长沙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