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韩庆祥（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授）
本期主题：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和坚定学术自信
主持人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思想上层的哲学及其哲学研究，应反映时代精神、实践发展要求、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应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性，坚定学术自信，构建中国理论；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应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把学术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以哲学方式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为此，我们组织三位专家，就“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和坚定学术自信”发表见解。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国发展起来的当今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历史性转变。
研究重心转移：从“耕西方地”到“犁中国田”
先发现代化国家在奠定物质生产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精神生产领域的优先地位。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文化产品上的“进口国”。过去，一些学者在研究对象上侧重于“西方”，所使用的哲学分析框架、概念、理论和学术评价标准多是“西方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多是“西方的”。西方确实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大门，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成果，这有利于开阔视野，提高学术水平。然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征程中，应坚持其主体性，不能亦步亦趋一味地跟着西方走。尤其在思想理论领域，不能让我们的脑袋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然而，一些人或者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或者未经批判地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问题作似是而非的判断，或者轻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实际上是“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
当代中国正处在发展起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时代和实践把研究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摆在了学者面前。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动力和源泉。这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立足中国实践，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当代“中国问题”植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之中，它源于实践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发源于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提升出“中国问题”，进而在对“中国问题”的解答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当然，这里讲的中国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研究范式转型：从“概念演绎”到“现实逻辑”
当今我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中一个不足，就是某些哲学研究往往“有概念没生活，或有生活没概念”，要么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只揭示概念的理论内涵，而没有揭示概念所蕴含的现实生活内涵；要么对1978年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和实践变化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全面深入研究，未从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畴，未提升出新理念新思想。我们多会讲教科书中的话、文本中的话和西方的话，却不会讲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话。比如我们能理解人的本质概念，却不懂得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能把握实践概念，却把握不了实践生活。
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新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范式应实现转变，由注重概念演绎逻辑走向更加注重现实生活逻辑。现实逻辑和概念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对象上，理论逻辑注重概念演绎，现实逻辑注重现实发展；研究方式上，理论逻辑注重在文本中解读概念和理论，现实逻辑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提升概念和理论；研究主体上，理论逻辑是“学院派”所重，现实逻辑是“实践派”所爱。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对现实逻辑要提升到理论高度来把握，理论逻辑归根到底要建立在现实逻辑的基础上。
研究认知转变：从“学术依赖”到“学术自信”
“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其背后是在认知上我们对西方有一种学术依赖，缺乏学术自信。这表现在：议题上，我们的哲学较多研究教科书、文本中的问题与西方议题，不大注重全面深入研究中国议题；理论上，有些学者迷信西方哲学，多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没有完全或真正构建起我们自己的核心概念、理论和学术；话语构建上，有些学者讲的多是西方话语，不大讲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语，学徒心态有余而学术主体性和学术自我主张不足。
随着当今中国的迅速发展，自然会提出构建“理论中国”与“中国话语体系”问题，其目的是提升中国话语权，这实际上就是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哲学工作者在研究认知上，由一味用西方哲学概念和理论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走向更加注重研究已被世界关注的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从中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话语新理论，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为此，我们要在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坚定理论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要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哲学理念和主张，要以“自信”的眼光，对过去我们在政治制度、中华文化等方面曾经得出的不当认识、结论加以重新审视和哲学反思。
研究格局调整：从“拿来主义”到“中国贡献”
在中国跻入世界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学习西方自然成为一种潮流。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西方学术的依赖。这体现为对西方的议题、概念、范畴、理论、范式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
当今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应由“拿来主义”走向更加注重从正面创立并为世界贡献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但还不发达的历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种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且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近代西方为世界输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为世界贡献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论且能为世界带来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选择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当今我国哲学工作者应立时代之潮头，担负起历史使命，为构建“理论中国”贡献哲学力量。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
研究层次提升：从“理论辩护”到“理论引领”
在我国欠发展时期，总体上是“西强我弱”，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暂时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境下，我们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传统社会主义“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时我们的哲学研究较为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辩护”。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就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开始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这叫作讲好“中国故事”，构建“理论中国”，传播“中国声音”。
随着中国发展起来且由大国迈向强国，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得到了提升，也拥有了一定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进一步注重研究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引领”。
（作者：韩庆祥，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授）
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
作者：吴晓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面临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而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必须能够率先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即迅速推进其学术的发展，并使这种学术大规模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是以面向中国问题和把握中国现实为旨归的；唯当马克思主义学术得以真正中国化之际，它才能够以其独特的担当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进程。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包含一个关乎其理论本质的学术向度，因而其理论不仅具有广泛的学术领域，而且具有深湛的学术性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兼具革命家和学者的双重品格的。恩格斯在谈到晚年马克思的工作时说，为了使关于地租的理论空前地完善，马克思在彻底地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同时，还研究了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农艺学以及地质学等等——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总是试图通过批判地占有各种学术成果来严整地考察这样的事物。同样，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真正读懂《资本论》。
然而，在这里尤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以切中“社会现实”为根本宗旨。如果说，黑格尔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的持续批判，史无前例地将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引入到哲学之中，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决定性纠正，才开辟出一条真正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无非意味着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在这项发现被作出之前，整个近代哲学都遗忘并错失了“社会现实”的广大区域。既然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定性奠基，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方向就必然与社会现实保持最关根本、最为切近的联系。约言之，揭示社会现实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生命线：在这一任务尚未出现或再度丧失的地方，就还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长期以来较为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方面；这种情形在最近的三十多年中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这方面的进步目前为止还主要局限在学术的形式方面，至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实质方面，即深入地揭示并把握社会现实这一点，似乎还未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还更多地专注于文本、专注于思想史和理论逻辑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来说无疑是绝对必要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真正的中国问题还很少以学术的方式被提出、被解答，而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几乎没有能够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造成这种学术上之形式偏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还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强势掩盖。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幻觉，似乎真正的学术是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脱离才显示其学术上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早已是时代错误了，有识见的当代思想家明白，任何一种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就其总体而言绝非如此。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上说：“现今的哲学”只是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却完全不理解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与此相类似，雷蒙·阿隆对当时两位最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批评说：萨特和阿尔图塞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种中学生的问题，恩格斯会将之称为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他们从未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真正研究过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社会。就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根本在于把握社会现实这一点而言，雷蒙·阿隆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社会现实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实体性内容的——这正是马克思在其理论方法中特别用“主体”或“实在主体”来加以强调的东西。根据这种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总体上必须使“实在主体”即特定的社会“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事物或研究对象的现实性都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规定，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深入到特定的“实在主体”中，从而揭示和把握其社会—历史之规定。对于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既然他们面临的主要是中国问题，既然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乃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既然他们研究的事物在总体上为这样的问题领域和社会现实所规定，那么，除非他们把深入于中国社会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否则的话，就还谈不上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我们把意识到这一根本任务并付诸实行的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可以有多重规定，但其中最为本质的规定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南，面向中国问题，并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目标。
因此，从总体上和本质上来说，如果不去真正研究中国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就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甚至连真正的中国问题都不可能在学术上被构成。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中国革命时期有一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抽象化为一般原则，因而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乃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其实践后果则是一次次惨痛的失败。事情的要害在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因而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中国问题，有的只是抽象的原则（即公式）及其“外部反思”的运用（即教条主义）。唯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始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开始实际地把握到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才开始构成真正的中国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问题。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来说，当它在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相应的积极进展和积累之后，必须适时地实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也就是使这种学术大规模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决定性要义是：它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思想史和理论逻辑之中，也不能仅仅周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成果和进展之间，而是要使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在当今“中国问题”的导向中聚焦，并且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定向。这一要求实际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草创唯物史观时就曾明确指出：他们所提出的原理只是一些“科学的抽象”，这些抽象只能被当作研究的指南来使用——一旦离开了现实的研究，它们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术绝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经院学术，如果执马克思主义之名的学术竟然表现出这种经院特征的话，那么它肯定早已转变为唯物史观的对立物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以应答中国问题和切中中国现实为根本任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理论会因此变得不再重要，是否还意味着“世界眼光”会因此而受到局限呢？恰好相反。因为所谓“现实”，绝不是指一般的“事实”或“实存”，即通过知觉可以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而是指实存中的本质，指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参看黑格尔）。为了达到这种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不仅需要理论，而且需要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事实上，只是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创制，我们才能在理论上达到“现实”这一原则高度。至于真正的“世界眼光”，并不是由空疏理智所虚构的无内容的抽象，而是同样由特定的社会现实所规定的“视野”。如果说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本质地并且必然地包含着普遍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就绝不意味着排除这种具有丰富规定的世界联系，而只不过意味着排除那种抹杀现实内容的抽象“眼光”罢了。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既是一个很高的理论要求，又是一项艰巨的思想任务。我们很容易发现：比较起单纯从书本中得来、单纯在纸上推演的学术（这样的学术往往只是对一般原则作外部反思的运用）来说，以切中社会现实的方式来应答中国问题将会是一个远为艰难也远为深入的学术任务——然而尽管如此，它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之最为关键、最为本己的思想—理论任务。
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目前正当其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构成这一学术之现实基础的历史性实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已经大规模地、生气勃勃地先行展开。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性实践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在同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当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能够率先实现一个以中国化为枢轴的历史性转折，它才能够以自身独特的作用和承当来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建构。
（作者：吴晓明，系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道路的哲学现实性品格
作者：孙麾
改变世界的哲学现实性品格
“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的理论宣言一开始就塑造了哲学所独有的现实性品格。短短几年，马克思脱离博士俱乐部的学术小圈子走上哲学舞台，经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思想领域一切虚幻的“副本”还原为“正本”的批判，以“抓住事物的根本”和“掌握群众”的彻底精神，以他动员社会力量的巨大能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领袖。马克思把握他那个时代精神的真谛，就在于哲学现实观的唯物主义确立，一切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被打破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构成了哲学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不是在思辨的头脑中实现的，而是在现实及其现实的变革中实现的。
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因标识性的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也常常称之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一品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哲学从中国所处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为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切中现实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资源配置、国家治理、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方面以“赶上了时代”的气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现代基本架构。在一系列制度、理论创新中，逐渐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牢笼，最终以“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情怀，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标志。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单纯是理论的中国化，更是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模式、历史创造的中国化，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与互动，为世界多元现代文明结构作出了中国独特的贡献。
在中国问题场域展现自主的思维能力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却始终以其固有的理论框架和历史尺度评判中国，将社会主义的艰苦努力排斥在文明的进程之外。基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验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自信，片面地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强行纳入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回归的预期框架中，无视中国道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代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逻辑中显示了它的历史独创性并塑造了新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首要的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学术自主性的当代建构，在思想趋向现实中进行哲学存在方式的确证，在中国道路的必然展开环节、历史逻辑制约、文化主线构成及发展深层矛盾所交织的中国问题场域展现自主的思维能力和思想定力。
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以其彻底性掌握了群众，唤起人民主体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变革与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马克思看到了历史发展动力的主体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从制度、治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动力论。重构社会创新能力，推动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协同现代化，必然释放社会活力，在社会和大众层面植入创新性的种子。正是这种理性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的进程中起到了价值认同的作用。
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规定性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一致性。始终站在现实历史基础上的新创造，产生了表征文明演进新形态和新轨迹的理论学说，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道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变革时代的理论表达一样。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贡献
经济全球化上演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描绘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孤立的历史向交往的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历史转变的图景。虽然经济全球化表明了人类的进步，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依然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语中的的那样，“资本要夺得全球作为它的市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然按其本来面貌周期性的震荡。十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问题产生的激烈辨识，共识性见解几乎难以达成。正如“被淡忘的启蒙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中所言：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钥匙。
当今的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转换，去西方化的政治开始成为新的主题。在世界充满风险的不确定性中推进经济全球化，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公平原则基础上建构全球治理的国际体系，必须打破冷战以来被零和博弈顽固困扰的政治思维，互信互赢对于国际交往的价值成为时代的优先选择。
另一面，当经济全球化遭遇民族主义挑战，也可能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有将全球整体机制撕成碎片化的危险，这势必加大主权国家或区域间沟通与对话的难度和利益考量；二是走向狭隘性的民粹主义，以极端的保守和封闭对抗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现在正是推进国际合作制定战略互信基本框架的机遇，我们需要摒弃霸权逻辑，克服民族的狭隘性、地域的局限性及其发展的片面性，努力寻求更加广泛的价值共识，甚至为国际交往新秩序和新规则努力达成政治认同。
基于新的现实和情境，中国正在启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新议程，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从民族国家利益向全球共同利益转化，从多元文化向文明共识转化，战略思维给哲学留下广阔空间，从理念、规则到路径、方案，中国哲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精神，在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担负着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的历史任务。
（作者：孙麾，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