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期主题：从实体经济入手提升供给质量
主持人语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问题的根源是结构性失衡的判断，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实体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内容，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学界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本期的三篇文章，就分别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与体系、产业供给体系、产品供给等方面的质量提升入手，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
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侧适应需求侧的程度
质量，是一个日常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物理学中是指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质的量的量度。在社会经济中更广泛被认为是事物、工作、产品满足要求的优劣程度。国际标准化组织在ISO9000中将质量界定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相关方要求的程度。在微观层面，质量常被分为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和环境质量等各个方面，质量管理学和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提供了企业层面关于质量的系统科学的认识和操作性指南。与微观层面相比，政府工作层面有关质量的管理，主要针对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管理工作。在政府经济管理中，虽然经常使用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的“GDP质量”，但经济学基本上没有把质量纳入分析框架。现有一些对质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从质量的经济性角度，也就是质量的成本收益角度研究质量问题，这些研究虽可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但与微观质量管理比较接近，相对比较狭义；二是更广泛意义的质量经济问题，研究质量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质量范畴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提高质量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质量供给和质量需求的范畴，并将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划分为总量供求关系、部门供求关系、质量供求关系，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质量供求不协调问题会更加突出，总量供求关系和供求结构的不协调往往是因为质量供求不协调。后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今天提高供给质量化解结构性失衡的政策导向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不仅把握住了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将“供给质量”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突破。既然质量本身就意味着一组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那么，“供给质量”就是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侧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说，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
供给质量可以分为供给要素质量和供给体系质量，供给要素质量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而供给体系质量则是产品（包括服务、工程等各种形式）、企业和产业等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提高供给要素质量，意味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物质资本更新换代、更多高新技术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就是提高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需要的程度、提高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提高适应消费升级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等方面的内容。提高供给质量的任务不仅包括微观质量管理所要求的提高产品质量，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员工素质和能力提升，以及企业管理要关注的整个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更是包括政府管理所关注的产业自身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以及整体科研教育和政府管理等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由于我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增速趋缓、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阶段，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供给要素数量增加，以及依靠产品产量增加、企业和产业规模扩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现在更多需要通过创新改善供给要素质量和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来实现新的供求动态均衡，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供给体系质量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扭转“脱实向虚”亟须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但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加大，经济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例快速增加，从2001年的4.7%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8.4%，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也是8.4%，这已超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美国不足7%，日本也只有5%左右；二是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快速下降，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从201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2016年初步核算结果是64.7%；三是从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四是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下降、杠杆率提升，而且在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达到12%以上、2011年到2015年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比例的情况下，面对充裕的流动性，制造业资金却十分短缺、资金成本较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
大量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乐于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金融业过度偏离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本质，虚拟经济无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种“脱实向虚”现象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造成这种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虽然有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具有垄断地位、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房地产顶层设计缺乏和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等众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高进而引起实体经济自身供求失衡、无法提供高回报率。
在经过了快速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十二五”时期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规模已十分庞大，然而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却不是实体经济强国，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还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这意味着，面对随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实体经济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已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制造业工人亟待提高素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以及智能化工厂的机器人还比较缺乏；物质资本急需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还较高。从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看，表现在产品供给质量上，部分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出口商品因质量问题连续多年居欧美通报召回之首，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表现在企业供给质量上，存在大量“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表现在产业供给质量上，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虽增长迅速但在整体中占比还不够，在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
因此，解决“脱实入虚”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力度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或者说是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没有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由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主导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必然会造成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下。这一方面会导致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和制造业投资将转向国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会出现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加大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不仅是扭转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需要，更是决定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的重大意义。
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要着力深化工业化进程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要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从产品层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要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质量的关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和工艺创新，建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文化，企业要持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而国家要加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NQI）建设，努力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从企业层面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要完善实体企业创新发展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处置“僵尸企业”，重视发挥和调动企业家创新的作用，不断提高实体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从产业层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要积极推进化解产能过剩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
上述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提升，意味着工业化推动的实体经济供给侧对城市化拉动的需求侧适应程度的提高，这也正是一个通过创新深化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从人均GDP、产业结构等指标综合评价看，虽然中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但还远没有到可以接受“脱实入虚”的“去工业化”阶段。实际上，快速的、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实体经济，但也遗留下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亟待提升的重大问题。虽然从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位，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不能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进而提高效率，那么中国可能会因过早地“去工业化”而最终无法实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国梦。而且，在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所带来的高端挤压及资源争夺压力。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更多是实体经济的竞争，是制造业发展的竞争。因此，未来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实体经济质量面临巨大挑战。要迎接这些挑战，一方面要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不能让房地产仅成为炒作对象，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点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要注意尽量减少由于电子商务大发展而产生的对高质量产品的“挤出效应”以及对低成本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效应”；还要处理好国际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坚持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原始创新相结合，在扩大开放基础上交流融合创新，推进中国实体经济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
（作者：黄群慧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提高产业供给体系的质量
作者：贺俊
导致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因素错综复杂，但大体上可以分解为体制、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三个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层面。体制层面的因素主要是反垄断、国有企业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地方政府发展导向等法律和产业治理体系方面的问题；产业政策因素主要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结构性的产业政策工具；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共性技术供给、促进适用技术扩散应用等内容。
体制、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产业供给体系。其中，体制性改革是产业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关键。体制性改革能否深入推进，不仅直接影响产业供给体系的质量，而且决定了产业政策制定实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效果。与此同时，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从改革的基本取向看，体制层面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优化竞争秩序和强化各类主体的创新发展导向，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本身驱动创新发展的作用。而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则是针对市场本身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对市场有条件的、恰当的干预来进一步增强产业的有效供给能力。其中，产业政策更多是通过激励性的措施促使企业朝着有利于产业有效供给提升的方向投资和发展，而公共服务体系则旨在通过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或不愿提供的服务来直接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可以说，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培育和增强市场，而产业政策优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本质是科学合理地干预市场。
体制层面产业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要点，一是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的创新发展导向，促使企业和政府形成创新发展的合力。前者主要是为了反垄断和防止不正当竞争，包括由于行政垄断和国有企业地方保护导致的体制性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以及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而日益严重且在软件和互联网领域表现尤为突出的经济性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与此同时，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形成创新者的赚钱效应，激励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创新，而非仅是规模导向的生产性投资。从矫正地方政府发展导向的角度看，以往以财政分灶吃饭为特点的地方政府激励体制，对于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驱动工业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和低端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提升，地方政府激励结构必须根据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要求适时进行调整，包括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合理划分、官员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引导地区间竞争朝着追求更加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产业政策层面产业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基本方向，一是将产业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特定产业逐渐转向技术创新。目前我国产业政策的基本指向仍是产业或产业领域，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而反观美、日、德等国的产业政策，其税收、财政等结构性措施都是指向这些产业或领域特定的技术研发环节。产业政策与产业挂钩还是与这些产业的技术创新挂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是与产业挂钩，会诱导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而这正是近年来我国光伏甚至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二是在政策设计时根据不同政策工具的优缺点进行灵活组合。目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存在过度依赖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问题，事实上，每一项政策工具都有其优势和局限。例如，税收优惠可降低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要求，但通常是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挂钩，所以会激励企业更多地把资源投向可测度的研发支出方面，却不能保证企业的创新效果和研发效率；财政补贴可以解决税收优惠的激励扭曲问题，但对政府的创新识别能力和企业的道德风险都有很高的要求；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基金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参与产业基金的私人资本要求最高的投资回报，因此产业基金不能有效促进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的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投资。基于上述原因，合理的产业政策体系应是能够有效发挥不同政策工具互补性的政策组合。
科技服务体系的经济功能主要是通过促进战略性前沿技术、通用技术、共性技术的供给、扩散和应用，切实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日益完备和技术水平向国际前沿的逼近，旨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资源应更多配置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创新驱动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其主要功能是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资金支持开展战略性研究。共性技术由于既不属于典型的科学，也不属于典型的技术，因此常常成为科学向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共性技术服务机构的功能正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即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如果说国家实验室和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向产业提供战略性技术和共性技术，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主要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我国在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科技服务体系的特定主体和功能缺失。例如，目前我国的国家实验室主要依托于高校，缺乏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和人员，这使得国家实验室实际上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平台，任务导向型、战略性的前沿技术研究主体在中国的创新体系中名存实无。在共性技术研发方面，2002年前后开始实施的科研院所改制使得中国国家层面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从有到无。因此，《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应能够采用兼顾公益性和效率性的治理体系，切实发挥共性技术研发和供给的功能。除了提供战略性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服务外，公共服务体系还应承担促进技术扩散的功能，后者恰是我国产业创新体系的空白，也是近年来我国工业生产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今后，应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网络”、进行中小企业技术咨询师和管理顾问认证等做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质量管理、现场管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咨询与培训，从生产工艺而不是生产装备的层面切实提高我国的生产制造水平和效率。
（作者：贺俊，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工匠精神是产品质量提升的软实力所在
作者：刘伟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体现的是企业或个人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态度，做为一种人文素养和精神品质，恰是未来中国提升产品质量的软实力所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制作器物时就有着崇尚善和美的传统，从古至今出品的器物中都凝结着浓厚的工匠精神，制作出了无数世界级品牌和具有顶级质量的器物。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高科技和工业的飞速发展，我国也遭遇了诸多产品质量问题。
一是追求性价比高的消费者影响了企业的质量观。价格是直接反映产品质量的指标，高品质必定表现为高价格。然而，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消费者长期在性价比高等观念的引导下，对质量不高但价格便宜的商品有了更高的接收度。这导致相当多的企业为了压低价格，采取了粗制滥造、偷工减料、采用低质原材料进行生产等短视行为来逐利。久而久之，劣质产品驱逐优良产品，不少企业逐渐摒弃了工匠精神。
二是崇尚狼性的企业文化不利于“匠人”的培养。工匠精神追求的是热爱、专注、执着以及一辈子的坚守和追求，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匠人。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过度竞争中，很多企业采用狼性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造成员工忠诚度较低，很难终身从事一项事业和一种产品的制造，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匠人，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的稳定性。
三是缺乏匠人对尖端技术的钻研导致产品质量难以提升。中国有非常健全的产品生产和加工链条，但因缺少长期钻研和持续创新的匠人，某些关键技术难以实现突破，只能依靠大量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或大量进口某些核心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没有匠人的钻研，国产的产品普遍存在稳定性差和可靠性低等质量问题。
事实上，解决我国当前的产品质量问题，实施质量强国之路，工匠精神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生产力。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领域，匠人会选取最好的原材料和制作最好的使用工具；在产品制造环节，匠人具有一种独有的内在禀赋，可以制造出传承千年且不断增值的物品，不断引领企业创造高品质的新产品，并屹立行业首位。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工匠精神恰是增加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生产力；在企业质量文化打造领域，可以带领企业不断进行产品的创新发展，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品牌，打造百年企业，从而提升整个国家产品的质量竞争力和品牌美誉度。这种生产力将会从提升产品质量出发，在各个层面支撑质量强国战略的建设和实施。建设质量强国，就需要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潜心专注各个领域，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最大限度的专业和标准，保证产品的好品质和高性能。
其次，工匠精神是一种创造力。工匠精神不仅是踏实认真做事情的态度，更是一种严格遵循规则基础上的创造力。中国古代工匠独有一种自我创新和自我开悟的精神，工匠自古就是指聪明具有创造才能的人。工匠精神蕴含的创新，是在严格遵循制作器物规则基础上的质量改善和技术创新，体现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等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中。工匠精神的创造力可以提升产品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具有锲而不舍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不断突破各种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关键技术瓶颈，学习先进的质量工具和方法，不断地进行质量改进和工艺创新。
最后，工匠精神是一种无形契约。工匠制作物品是源于内心的热爱，追寻制作器物本身的善与美。“为了制作世界上最好听的笛子”等物品的制作，都体现了匠人在制作器物时所追求的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可以说，匠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去制作物品，不仅是为了赢得市场和打价格战，而是为了追求事物的完美与极致，在自由和自律中达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工匠精神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无形契约，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是通过全身心地投入、热爱和执着的精神制作产品的。为了追求完美的制作过程，他们会终身修炼技术，控制每个生产环节的质量，通过追寻善与美的目标和对所创作物品的热爱来保证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最终形成了内在的高标准和外在的名品牌。
在当代中国，需要全面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不仅要让匠人在提高产品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以工匠精神鼓励实业领域引领世界高标准、打造世界名品牌。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质量强国目标。
在政府层面，应通过质量战略和制度建设，引导全社会尊重和弘扬工匠精神，尊重匠人。可借鉴德国、日本和瑞士等国家的双元制和三元制，完善政府、协会和企业三方共建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还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学徒制度，鼓励建立大师工作室。
在企业层面，应建立培养工匠精神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家应专注产品质量提升，致力于“百年老店”和“隐形冠军”的打造，引领企业提升产品的国际质量竞争力和世界品牌竞争力。应注重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管理建设，建立系统化的工匠培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改善一线工人工作环境，完善终身晋升制度。积极参与制定人力资本质量管理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推动中国质量管理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刘伟丽，系深圳大学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L0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