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往往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们是塑造和引领国际秩序走向的主导者；然而，“小国”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当前世界秩序处于变化之中，“小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学界对于“小国”的关注，反映了世界各国期待更加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精细化发展的趋势。

　　“小国”是相对的概念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小国”概念，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学者认为，“小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需要视具体研究情况来判断。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是根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指标界定的，并不涉及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指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韦民主张以人口规模作为界定标准，即“小国”为人口规模小于1000万的主权国家。但他也表示，在具体研究中，对“小国”的定义需要视情况而定。“例如，当谈到中国、菲律宾、越南时，常将菲律宾与越南视为‘小国’，但实际上菲律宾人口已超过1亿，越南人口也近1亿。不过，越南、菲律宾在国家行为上往往更多体现出‘小国’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将它们视为‘小国’有时也是合适的。”

　　在外交学院教授高飞看来，判断国家大小的一般依据是综合国力，包括领土、人口、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等因素的总和。“但大、小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总而言之，在具体的研究中‘小国’需要有明确的定义，在不同的研究中，‘小国’的定义又是开放的，非一成不变的。”韦民说。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视角

　　韦民观察到，在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国”研究仍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主流，享有的学术资源占据绝对优势。而“小国”研究还相对匮乏，研究成果乏善可陈，也远滞后于国外。

　　“这种局面亟须予以调整，‘小国’研究必须加强。”在韦民看来，其中缘由主要有三点。第一，“小国”数量多，其国际影响和对外行为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小国”研究是验证和补充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视角。第二，“小国”经验是大国借鉴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中国需要关注和研究“小国”。只有充分认识到“小国”思维和行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才能更好地发展与它们的关系，为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并非按照国际行为体的“体量”大小来区分，而是按照中心国家和外围国的“两分法”进行分析。高飞说，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理论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在这一理论下，一系列给定的概念，如“先进”、“落后”、“发达”、“不发达”、“发展中”、“欠发达”、“新兴国家”等被很自然地用来描述对不同国家的直观认识。从这一视角看，国家间的不平等状况清晰地暴露了出来。“现在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面对一个重大变化，即随着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崛起。”

　　“一带一路”为“小国”研究带来新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迅速崛起，从理论上改变了原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思维。”高飞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规则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提倡的正确义利观，表明倡议不仅仅为中国服务，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旨在推动建立一个共同的、合理的世界秩序。

　　“我国的‘小国’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定盲区和较大拓展空间。‘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的‘小国’研究提供了空前机遇。”王存刚认为，我国学者应当结合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进一步加强对“小国”的实地调研工作，力求掌握更多一手资料，做更多案例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不断拿出有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在韦民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小国”数量很多，能否有效地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对于倡议的推进将产生很大影响。

　　王存刚认为，“小国”要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和尊重；二是努力占据道义制高点，获得足够的道德感召力；三是勇于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理念、方案，为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独特智慧；四是掌握并展现足够外交技巧，善于利用既有国际规则；五是充分展现合作共赢的意愿，特别是要重视加强与其他中小国家的团结合作，在涉及全球治理等重要现实议题时，可适时组成更为灵活的议题联盟，发挥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作用。

    记者 张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