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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直面经世致用
2016-06-08 作者:张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日前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已经走过十年。语言生活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十年来学术研究中最具活力的关注领域之一。

  语言生活研究的特点在于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学者看来,语言生活研究不但需要在理论层面上积极探索,而且必须在实践上直面语言生活的巨大变化,努力服务国家与社会的鲜活进程。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成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实用性研究日趋加强

  伴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我国语言生活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看来,城市化进程中语言问题日渐凸显,虚拟语言生活快速发展,我国的“语言地图”正被快速改写。如何准确把握、深入认识这些语言国情,处理好语言关系,管理好语言生活,既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术界面临的崭新课题。

  纵观学界对语言生活的研究,2006年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发布,是不可忽略的时间节点。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徐大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语言生活的概念和最初研究虽源于国外,但语言生活研究同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研究领域。学界对语言生活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教育部语信司组织编写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带动下开展起来的,2006年之前的研究较少,比较零散,也未引起重视。

  李宇明说,报告的内容既有语言生活若干领域的调查,又有各种媒体语言使用状况的动态分析。每年一部,连续出版,动态地、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时期内国家语言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而为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可靠的依据,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

  以首部报告的发布为标志,语言生活研究在快速推进。徐大明说,学界以报告内容为实用性参照,使语言生活研究及时与国家语委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产生了重大效应,一方面推动了学科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从理论和实践看,语言生活研究在国内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向,最为典型的是“语言城市化研究”和“语言战略研究”。这两个在中国比较系统性地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目前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新词新语大量出现,网络语言快速流行,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在个别地区活力不足。”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敏告诉记者,为应对这些新问题,国家语委、国家社科规划办等机构启动了各种研究计划,不仅加大对新语言生活的研究,而且加大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大量有关语言生活、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数据库逐步建立起来,有效地监测了当代语言生活状况,也保护了一些方言及民族语言。

  为国家语言规划提供有效参考

  在受访学者看来,语言生活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致力于解决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语言问题。观察十年来的语言生活研究,经世致用成为一大重要特征。

  李宇明表示,语言生活研究是一种研究理念的发展,由只关注语言,到关注语言运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关注语言社会功能的发挥,关注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体现了学者的学术担当和家国情怀,这种理念的发展,是中国学者建立学术话语体系的有效尝试。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盛玉麒告诉记者,语言生活研究可以概括为“描写、分析、解释和预测”,即如实记录和描写语言事实,深入分析语言特点,正确解释语言演化规律,准确把握和预测语言发展趋势。语言生活研究可以为国家语言规划的制定提供有效决策参考。比如,采用基于语料库知识挖掘的方法和智能化多模态技术,可以为我国语言规划提供即时舆情分析和中长期趋势参考。

  “语言规划事关国家语言战略,也影响国家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是国家语言规划的依据,国家语言规划通过有关语言政策、语言教育直接影响到语言生活。”在杜敏看来,语言生活的研究能反映语言自身的变化和使用趋势,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进行语言规划提供事实依据。

  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

  “语言研究同任何学术研究一样,必须回应学科和社会的重大关切,不能是自娱自乐。”李宇明认为,未来的研究报告应直面语言生活的现实变化,对中国语言生活的发展作出预测。除了以往关注的语言生活、语言保护、跨境语言等问题之外,报告还要关注虚拟语言生活规划、海内外华语的协调、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国家语言能力与教育语言、家庭语言规划等新问题。

  在徐大明看来,语言生活研究要致力于语言研究与现实生活结合,语言研究要面向应用。对于未来研究,他建议:一是抓大事,首先解决国家发展和人类社会最急迫的问题;二是应用和理论并重。比如,标准语普及和濒危语言保护工作,怎样协调和平衡,其理论依据在哪,现实效应又怎样评估,学界目前还没有直面这些问题。

  “当下语言生活的研究,受城市化、信息化的影响,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杜敏也认为,语言研究要与国家语言战略、语言规划、语言教育以及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如“一带一路”倡议,就需要研究“一带一路”跨境语言问题。而研究现代化进程与语言活力的问题,则要关注语言的家庭教育及家庭使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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