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是：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就可少犯几个错误。就社会主义建设而言，能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发现和提出几个哲学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少走几个弯路，少犯几个错误。
哲学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提出哲学问题（如何解决问题那是科学家的问题，其中包括自然学科的科学家，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军事领域的军事专家，外交领域的外交专家，医学领域的医学专家，教育领域的教育专家，历史问题的历史学专家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学专家等）。社会主义建设就好比打仗，哲学的作用就是侦察兵的作用，就是寻找敌人，发现敌人。能够发现战场上各个主要敌人情况的侦察兵就是好侦察兵，能够发现社会发展上各个主要问题的哲学家就是好哲学家。因为，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不知道困难在哪里？我们如何去消灭敌人，去解决困难？再者，即使我们消灭不了敌人，解决不了困难，我们也可以尽量避开敌人，绕过困难，以最大可能减少损失——俗话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开始就是从好的哲学开始。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Stiglitz）26日出席香港杰出奖座时表示，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是政治制度而非经济环境。他也呼吁若想改善未来状况，应立刻重写游戏规则。 来源：中时电子报
以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是政治制度而非经济环境”，进而号召“应立刻重写游戏规则”的主张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哲学，好的社会哲学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堪称为一个哲学家。
西方很多老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其实科学家大都是哲学家，因为“科学家”如果找不到，找不准哲学问题，找不到主攻、研究的方向——不但成不了哲学家，也是成不了科学家的。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选举制度”显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的政治制度，改变“游戏规则”当然就必须改变“选举”的游戏规则。下面我们就西方的“选举制度”来问几个为什么，来澄清一些“是非曲直”，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改革，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进步——抛砖引玉。
一，为什么要选举。或者说选举的目的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包括中国很多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士都认为——选举可以防止政党独裁，可以防止个人独裁。
二，选举可以防止政党独才，可以防止个人独裁吗？我的结论是——西方选举制度不仅不能防止“政党独裁”和“个人独裁”，而且还为“独裁”结成“正果”大开“方便之门”。
政党独裁的条件是什么？是政党独自拥有制定和改变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一般情况下，在西方国家一个政党如果能拥有议会（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席，那么这个政党基本就可以“独裁”了，政党领袖基本就可以个人“独裁”了。比如纳粹党和希特勒就是例子，自民党和安倍晋三就是例子，我们宝岛台湾现在的民进党和蔡英文就是例子。
试问，西方政治制度里有防范政党独裁和个人（领袖）独裁的制度吗？我认为没有，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防范机制其实是个噱头，如果政党能拥有议会（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席，那么立法权和行政权就基本统一了，而总统的行政权又有“司法机构人选”的提名和任命权，“三权分立”不就“三权合一”了吗？不就可以独裁了吗？
“西方”哲学崇尚自由，追求独裁的意识和行为又何尝不是（属于）自由？又何尝不是（属于）人权呢？
三，选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选人还是选真理？显然，选举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给国家找出如何正确发展的真理。很不幸的是，西方“民主”选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选人，或者说是为了——换人——换人——再换人——永无止境。其结果就是国家的发展——换真理——换真理——再换真理——永无止境。这样的国家能够和谐发展吗？这样的国家能不混乱吗？这样国家的贫富差距能不越来越大吗？
四，谁掌握着国家正确发展的真理？——是政客，还是科学家？国家唯一正确（或接近唯一正确）发展的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真理在谁手里呢？显然，这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显然，这个“少数人”是科学家，尤其是掌握在少数社会科学家的“手里”，而绝非是掌握在政客手里。遗憾的是，西方民主选举“选来选去”基本上都些政客在轮流坐庄，科学家都是些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
五，独裁究竟是好是坏？
人有不满足的本性，人的所有追求是利益，政党当然也是如此：都想有更大的权力，都想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追求“独裁”是每个在野党和执政党不懈的努力方向，如果他们想成就一番事业的话。
就独裁而言，政党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未能独裁的政党，一种是独裁了的政党。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同样，不想“独裁”的政党就不是“好”政党。
需要指出的的是，独裁也是有好、坏之分，即：凡是有利于人民和谐幸福发展的独裁就是好独裁，凡是有害于人民和谐幸福发展的独裁就是坏独裁。现在“西方”为什么不骂李光耀“独裁”了——因为李光耀的独裁被检验是好独裁；为什么纳粹党和希特勒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他们的独裁是坏独裁。
古人云，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君”其实就是可以”独裁“的君。如果国家不靠一个能独裁的”君“来维系，那么这个国家迟早要被解体，即，国将不国。是所谓——独裁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独裁是万万不能的。
独裁好比是杆枪，独裁“打”好人就是坏独裁，独裁打坏人就是好独裁。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独裁的社会，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会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像苏联一样，同样道理，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是坚持资本主义独裁的社会，否则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再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如何“重写”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这样“重写游戏规则”：
1，废黜“民主”选举“游戏规则”。因为国家正确的发展真理就在社会（科）学家“手里”，社会（科）学家还需要全民来选吗？
2，确认当前的执政党就是独裁党，或所有党派合并为一个党派。
3，以宪法的形式规定：独裁党的唯一“独裁”任务就是唯社会学家“马首是瞻”。也就是说独裁党就是公仆，就是傀儡——听话办事就是了。
4，剩下的事就是“科学家们”如何商讨“治国理政”的事了，我们老百姓就不用操心了——听天由命，但这是唯一“正确”的了。祝福我们有更多更好的科学家吧。
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讲科学？让“独裁者”当好“伯乐”的民主制度就是尊重科学，就是讲科学，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既得利益者愿不愿放弃手中自私的，“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力。
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在任何时候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和维护“伯乐制度”，即，听科学家办事的根本制度。
独裁就是一种权力，不同的是权力为谁所用。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为民所用，必然是科学家们独裁的结果；一个不公平、财富两极分化的不和谐社会必然是为富人所用，必然是富人独裁的结果。
独裁是具有能量的，不同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正能量能使社会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和谐；负能量能使社会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和谐。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有三类性质国家，一个是非独裁性质的国家，一个是非科学家独裁性质的国家，一个是科学家独裁性质的国家。
显然，非独裁性质的国家是最不稳定的国家，比如伊拉克、阿富汗、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动荡、动乱不息的国家。当今世界难民大多出自这里，而这些国家原本是独裁、“稳定”的国家，是美国“打”乱了这些原本独裁和“稳定”的国家，是美国制造了欧洲大批的难民，美国难辞其咎，美国应该为这些难民负责——就像德国为纳粹行为负责一样——道歉和赔偿。
非科学家独裁性质的国家是相对稳定的国家，比如我国古代的历朝历代，现代的沙特、伊朗、朝鲜等大部分尚稳定的国家。显然，非科学家独裁性质的国家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独裁国家指的就是这类国家。非科学家独裁性质国家终究是要“改朝换代”的——因为这些国家最终会成为非常不公平、不和谐的国家，就像中国以往历朝历代的更迭一样。
科学家独裁性质的国家是人类文明中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因为他们走的发展道路是最正确或最接近正确的发展道路——因为是科学家们在为他们的国家掌舵，而不是政客。科学家独裁性质的国家可以说是最为稳定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和谐的国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江泽民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
习近平在“科技三会”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要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解决好实际存在的部门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等问题。
通过以上有关国家制度、领导人讲话和具体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科学家独裁性质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科学家（包括社会学科学家）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越来越有发言权——这就是外国“预言家”常常预言中国“崩溃”而常常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因为中国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和谐——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因为我们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至少我们比“你们”西方自信。
“美国”为什么要在中国南海“耀武扬威”和“狗急跳墙”，因为他“黔驴技穷”了——因为他们道路不自信、制度不自信、理论不自信。
今后中国应该挺直腰板说：我们就是独裁国家，我们就是科学家性质的独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