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技术进步以及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读图时代的来临成为当前文化转型重要标志，图像符号的强势崛起改变了语言表意的霸主地位，这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生存困境。
新世纪以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开始受到我国学界重视，时下学界讨论最热的话题之一当属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应该如何审视图像与文学的关系？图像符号的强势崛起给文学研究带来的那些影响？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宪章。
中国社会科学网：21世纪以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在我国悄然兴起，请您简单阐述一下文学与图像研究兴起的背景。
赵宪章：最直接的背景当然是文学与图像的现实关系发生了反转：二者在古代的关系是和谐的、唱和的，并且图像艺术只是语言艺术的辅助；“图像时代”的到来使这一关系发生了反转，例如影像对文学的改编就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文学阅读，文学创作也在迎合影视改编的视觉化需要而放弃了思考的深度，从而使“文学遭遇危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不单纯是文学的危机，而是语言表意的当代危机——图像在技术的支持下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僭越本属于语言表意的领地。这是整个人类从未遭遇过的符号危机。
当然，从更大的背景来看，此项研究的兴起离不开20世纪语言哲学、现象学、存在论以及图像学所累积下来的学术资源。这些资源开启了文学图像关系研究之先河，为我们今天重新阐释二者关系提供了学理方面的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指出，文学与图像的研究有望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在您看来，语言与图像的符号关系的研究给传统文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
赵宪章：此论域之所以可能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就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源自自然科学，所谓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都是跨学科的产物。现代跨学科的基本特点是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发现新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只能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才能被发现。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也就不同于传统的“文史一家”，后者只是使用不同的学科资源或研究方法面对同一个对象，例如研究鲁迅，可以综合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等多学科的资源和方法展开。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就在于它要在文学、艺术、语言等多学科之间发现问题；而在学科之间发现的问题，一般而言都有可能是新问题，而不再是“旧话重说”，例如相对传统的诗画关系研究而言，当下研究涉及的范围，以及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就完全不同。其中，语言与图像的符号关系是这一研究的关键所在。
可以这样说，语言与图像的符号关系贯穿整个20世纪哲学史，从而对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形式美学和图像学的出现就受到这一哲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注重“文以载道”，发现文学的思想性和伦理价值是其最关心的问题，甚至成了他的唯一，完全忘却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根本常识。这一常识告诉我们，文学是语言的，又是艺术的。因此，语言和图像等艺术的符号关系也就应当成为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含义。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不同，这一方法的特点是从文学所使用的表意符号——语言出发阐释文学何以可能，当然也包括何以可能“载道”的问题。换言之，文学研究之语图符号学方法最关心的是文学怎样“载道”，而不是文学所载之“道”的内容是什么，以及“道”本身的价值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图像是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表意符号，并且二者关系密切，将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成了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于是，语图符号学这一方法就有可能在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之外增添一种新的视角，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在我看来，这才是深层次的学理研究、文学自身的本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文学与图像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面临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推进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
赵宪章：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可以划分为“历史”和“理论”两大板块。“历史研究”包括诗画关系、小说和曲本与其插图的关系、文学原著与其影像改编的关系等历史个案方面，已有很多成果发表；“理论研究”是指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宏观把握，以及相关基础理论等方面，也有不少成果面世。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历史研究如果不参照相关理论，只能是资料的堆积和展示，很难回应“文学遭遇图像时代”这一现实关怀；理论研究如果不植根于历史，就会失之于浮泛而夸夸其谈，表面如花似锦实则空洞无物。因此，历史与理论的完美结合乃是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理想境界。沿着这一思路前行，无论侧重历史还是侧重理论，都可以到达这一学术境界。进一步说，理论研究还有一个“学无古今中西”的问题，像王国维、鲁迅等前辈那样“拿来”之后内化为我之所用，面对当下展开言说，而不是在“古董”或“洋货”面前屈膝臣服“掉书袋”。
这一研究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也在于此：由于受到传统方法和固有知识结构的限制，很多学者难以做到历史与理论的完美统一。看来，只有勇于超越自我，才有可能超越传统、超越现实，从而真正进入这一文学研究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