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领域，有的学者犹如勤奋的农耕者，始终在一个领域精耕细作；有的学者却像不知疲倦的游牧者，经常转移研究话题，涉猎多个领域，如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在从事学术研究的34年里，童星先后涉足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三个学科，聚焦于哲学认识论、社会学理论、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风险灾害危机管理等四个研究方向，且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但无论从事何种研究，童星都始终关注社会民生和人民福祉，聚焦社会改革与发展，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民众。“做研究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除了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几乎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他说。 

　　聚焦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问题

　　1977年，童星在400分的试卷中以386分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2月留校哲学系任教，1988年由于参与组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转到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国内最早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之一。

　　“这一方面是由于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个人广泛的研究兴趣和不断超越自身的冲动。”童星告诉记者，哲学研究本身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在哲学系的后两年，除了日常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已经开始涉猎社会学研究，如参与撰写专著《在反思与探索中前进》、领衔申报江苏省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社会改革控制论”等，这为他进入社会学领域打下了基础，但从思辨性的哲学转到实证性的社会学，跨度很大，他仍利用机会“恶补”了三四年，逐渐掌握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此后，童星聚焦于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问题，注重对我国当前社会问题的特点、类型、研究方法和治理对策进行整体性探讨，并围绕分配不公、城乡贫困、保障失缺、资源环境等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其中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是他较满意的研究之一，代表性成果同名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迄今已被引用471次。

　　在研究中，童星和他的团队不仅划出了特困（活命）、温饱（贫穷）、发展（脱贫）等三条线，还用热量支出法测定活命线，用恩格尔系数法和消费函数法测定贫穷线并予以相互印证，用边际投资率和储蓄率变化法测定脱贫线；最后针对不同的家庭规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年份予以微调，构建了完整的农村贫困线测定体系。这一测定农村贫困线的方法后来和世界银行推崇的方法一起，在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农村贫困线培训班上被推荐，且被若干省（区）采纳应用。

　　引领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

　　1998年，童星又因牵头创设社会保障专业，涉足公共管理学科，2004年，出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后，顺应我国突发事件频发、应急管理任务越来越紧迫的新形势，他将研究重点瞄准了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于2005年成立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于2006年承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项目“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社会预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急管理则属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如何才能将二者结合？这也是童星及其团队在项目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童星表示，从更大范围来看，应急中的“急”含义非常广，包括灾害、风险、危机、突发事件等，而这些又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他们在组建团队时，有意吸纳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研究中也采用跨学科合作的方式。

　　他们在尝试整合社会预警研究和应急管理研究之后，又梳理并整合了“工程-技术”、“组织-制度”、“政治-社会”等三种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提出了“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理论，这一解释体系已得到学界认可，进入了国际学术对话平台；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设计出源头风险治理、事发应急处置、事后危机化解相结合的全过程动态管理模式，这一应对体系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强调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该项目的代表性成果《中国应急管理：理论、实践、政策》被收入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2015年获得我国第七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且被评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即将译成英文向世界发行。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带出了一个跨学科的团队，该团队引领着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

　　跨学科研究重大现实问题

　　目前，已经68岁的童星仍然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唐仲英基金会项目“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多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工作。

　　回顾过去的研究经历，童星表示：“由于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我‘转行’了三次，但这不仅使我拥有不同研究经历和学科背景，也造就了我宽广的知识面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他强调，要把研究做好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量己，在客观需求、研究兴趣、知识积累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若三者重叠者，必定会大有作为；否则，不是力不从心，就是出力不讨好。

　　跨学科研究常常会有创新。童星告诉记者，马克思把哲学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引入经济学，凯恩斯依据心理学将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引入经济学，都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所以他主张学术界的跨界交流。

　　童星表示，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只有一个，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能够得到不同的结论，它们都有道理，但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学科之间要学会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展为“仁者也见智、智者也见仁”。他强调，多学科合作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在运用科学的力量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使用跨学科的眼光、学科交叉的方法和学科渗透的成果。

　　采访临近尾声，童星为年轻学子和青年学者们开展研究提了一些建议，他表示，年轻的学生要注意跨师门交流、跨学派交流、跨学科交流、跨文化交流；要能甘于寂寞，坐得住，钻得进。他强调，在研究中，要勇于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摒除“政治实用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摒除急功近利、浮躁跟风，摒除惟我独尊、自吹自擂。“一味走极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可取，判断要准确、评价应中肯；一味玩高深，非得把话说得让人听不懂，这也不可取，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发表时一定是深入浅出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