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的探索既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努力，也是一种对理想生活形态的追求，探寻并构建理想的生活方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生活方式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当前生活方式研究面临哪些难题与困境？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透过他们的观察与思考，探寻健康生活方式的构建路径。

　　生活方式研究成为新兴领域

　　生活方式内涵广泛，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学界对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长城告诉记者，生活方式含义很广，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他看来，社会急剧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一定困惑，时尚和消费潮流对人们产生了复杂影响，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如何构建新时期健康生活方式，引领人们生活，亟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探索。”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王雅林表示，生活方式研究是新兴研究领域。实现“美好生活”不仅需要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也需要每个个体自觉构建，而这方面的问题正是生活方式研究的课题。

　　在王雅林看来，生活方式研究在“美好生活”的构建中将发挥四个功能，即价值导向和意义建构功能、生活资源的有效配置功能、生活主体的自我调适功能，以及为社会良性运行提供“软动力”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在社会经济资源供给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建构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减少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所有这些都对生活方式研究提出了客观需求。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学者喻佑斌表示，生活方式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对加强相关学科群的建设和多学科的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生活方式的研究有利于确立新型的生活方式，为个性化、风格化、多样化的私人生活形态找到价值定位，促进每个人个性的全面、健康发展，进而对保障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合理组织日常社会生活，有重要现实意义。

　　探索适应生活方式研究的新方法

　　虽然生活方式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但研究本身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王雅林认为，由于生活方式研究关涉对非常复杂、灵动和不确定的社会现象的考察，因此需要探索适应生活方式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例如，如何实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等。从定量研究上看，大数据方法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空间。同时，可从传统学术方法中的“感悟”、“意会”、主客体同感共鸣研究方法中获得新的价值，并加以整理和提升。

　　喻佑斌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生活方式本身是复杂多样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承载者的人和作为研究者的人都牵涉到种族、信仰、文化、地域、气候等诸多因素。生活方式不像其他研究对象那样远离日常领域，它与每个人都关系密切，这使得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难于找到一个“理想”角度开始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多年对生活方式词条（维基百科）做了跟踪查阅，发现对生活方式中生活型态的解释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马惠娣看来，正是由于生活方式研究的复杂性，研究难以操作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测量指标，在测量、调查上很难达到比较准确的程度，给生活方式的分析和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

　　密切跟踪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

　　未来应该如何推进生活方式研究？王雅林认为，首先，未来生活方式的研究应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将生活方式问题纳入到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中。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步最大的领域是生活方式领域，存在问题最多的也是生活方式领域，社会治理要落实到生活方式层面，与“五位一体”建设同步展开“生活文明建设”。其次，研究需密切跟踪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进行有质量的经验、对策研究，为生活方式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在学术交流中提升我国的学术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

　　“生活方式的跨文化、跨民族、跨阶层、跨领域比较研究会很有前景。”喻佑斌告诉记者，这类研究成果对于增进人与人之间，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意义重大。生活方式历史演变的历史纬度以及与人类本性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以揭示人类生活样式随时代变迁的规律和特征，为规划未来社会生活、群体生活和个人生活样式提供有益的参考。

　　周长城坦言，当前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大多局限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在研究中存在瓶颈。他认为，生活方式的研究需要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介入进来，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此外，当前生活方式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教师、农民工、企业家等某一类人群，微观层面的描述性研究比较多，宏观的理论研究比较少，未来的研究应该与文化联系起来，在学科联动的基础上，推动生活方式研究从微观层面走向中观和宏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