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要“回到古典”亦即回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上去，而是要扬弃异化亦即扬弃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的异化，使国家复归社会。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去构想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相对应。黑格尔是国家主义者，主张国家本位；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本位。但是，当马克思从黑格尔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三元结构时，他也就从社会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这个共产主义与私产主义相对应，马克思认为私产主义的最后和最高形态是资本主义，他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接续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前者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环节，而后者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环节。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许多著作和手稿的标题，甚至《资本论》的副标题，都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的“批判”显然借鉴了康德的用法，亦即阐明研究主体、客体（对象）及其关系的认识论根据，确定每一研究适用的领域，划分每一领域合法的边界。

　　乍一看来，《资本论》以“资本”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题，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无多少政治哲学蕴含。马克思完成的著作大多是纯粹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倒是恩格斯还有几部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涉及政治哲学问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中的“道德和法”部分就研究了“平等”、“自由”两个政治哲学问题。

　　其实，这些政治哲学主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致力于在具体社会历史形态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具体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工人的自由”，就是除了支配自己劳动力商品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自由”，就是商品的自由契约；“平等”，就是商品的等价交换；所有权，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就是“双方都只顾自己”。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要联系它的经济基础，就会发现它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妙。资产阶级习惯性地将自己具有特殊性的利益和意志普遍化，就在无意中制造了谎言和骗局。

　　分工、所有制（所有权）也都成为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既从经济科学角度去研究分工，又从政治哲学角度来批判分工。分工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当分工被作为生产力去研究时，就是一个经济科学问题；当分工被作为生产关系（即与利益关系、权力关系相对应的技术关系）来批判时，又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所有制是一个经济科学问题，所有权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倾向于将所有权问题还原为所有制问题，这也就是将法权（上层建筑）还原为生产和分配（经济基础）。

　　当然，不只如此，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政治哲学批判。例如，我们可以将《资本论》的结构理解为一种物象—人本结构，所谓“物象”（物质现象），就是经济现象（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等）；所谓“人本”（人类本质），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等），就是社会关系，尤其阶级关系，或处于一切社会（阶级）关系之中的个人，或作为一切社会（阶级）关系总和的个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等等）。我们可以将《资本论》的方法理解为一种现象还原，先将物质现象还原为人的社会关系，再将人的社会关系还原为人的实践活动。反过来说，将人及其社会关系、本质力量物化（外化、异化）为物恰恰是马克思力图扬弃的社会结构，将这种社会结构神圣化，就是拜物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总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批判。与其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不如说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种科学态度，批判是一种哲学态度。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既是经济科学，也是政治哲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研究和批判了诸多政治哲学问题。就此而言，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哲学批判。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