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寻求灵感与资源，借助历史研究的主题与方法回答当下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构成了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股潮流。

　　11月14—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办的“政治与历史：观念·制度·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提出，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历史视角十分重要。就当前的政治学研究来说，对于民主历史、非理性政治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政治发展。

　　理性主义政治学面临哲学贫困

　　理性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提出，以实证为特征的理性主义政治学在面对政治冲突、解决构成政治内核的认同问题等方面存在局限性。换言之，理性主义政治学在哲学上的贫困，赋予了历史研究以哲学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续添谈到，历史是政治科学最基本的资料源，是政治科学论证最有力的支撑，是政治科学科学性检衡的标尺；政治科学分析离不开历史的“变化”思维、“因果”思维，历史思维对特殊性的追求与政治科学的比较研究可以有效对接，历史思维的细致逻辑与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也可实现结合。他主张，当下的中国政治科学研究应当恢复和重塑历史思维在政治科学中的基础地位，重建“历史理解和解释的政治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就政治学与史学资源如何进行互鉴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为，从政务运行切入的制度史研究面临方法论转型，需要借鉴吸收政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历史学对于政治学研究的价值也不限于史料的提供，同样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

　　从比较历史视野解析政治学概念

　　在比较历史视野下展开政治学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新亮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认为，中国学界存在严重滥用合法性概念的状况，必须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重述合法性概念，才能避免沦为“观念的囚徒”。“一些学者从西方政治哲学出发，尤其是引用李普塞特的选举授权概念来谈中国政治，难免得出偏离现实的结论。”他提出，事实上，中国政治满足了合法性理论的最大公约数，即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所以才有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

　　在比较历史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指出，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获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对于学界一般将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作为观察、衡量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依据，房宁表示，人均GDP无法反映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城市化率对观察、衡量社会转型更为有效。
　　对观念与制度进行历史梳理

　　对于中国政治发展中观念与制度的历史梳理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马德普对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进行了反思，认为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却包含着必然与自由、普遍性与历史性的悖论，并在中国造成了对科学方法万能以及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等消极影响，从而难以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基于对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发展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体制认同的实证调查，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系统考察。调查显示，身份认同在各项认同中最高，其中对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意识较强，而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相对较弱；文化认同中权利因素的预测作用最强，因此关注公民权利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在考察中国政治进程的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是颇具影响力的分析路径。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闾小波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选举策略的历史分析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选举策略经历了建党之初“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国共合作期间“革命的议会行动”、苏维埃时期阶级话语下的选举策略以及抗战时期强化民族主义话语的选举策略几次重大转换，但这并不意味着断裂，而是在变中坚守其“常”。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郎友兴通过对温岭民主恳谈会演进历程的分析，提出温岭民主治理机制巩固、持续的关键在于对观念与制度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