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智慧，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其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不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高于或新于其他哲学的智慧，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把握与解释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哲学是什么？究竟是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智慧？其功能与使命究竟是改变世界还是“转识成智”？对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来说，这是需要认真对待与厘清的问题，这涉及“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与使命。

　　哲学智慧说认为，哲学是一种智慧，其功能与使命是化知识为智慧。应该说，这种观点并非理论上的创新，而是对一种古老观点的回归与复兴。哲学的原初含义即是“爱智慧”。在古希腊时代，哲学被视为智慧的化身。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便是哲学智慧说的典型代表。然而，人们不应忽视如下的历史事实，在古希腊时期，学问与学科还尚未分化，哲学被看作是科学的科学，几乎所有的学问与学科都被冠以哲学之名。因此，在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中，他所说的哲学泛指一切学问，他所说的哲学家泛指一切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但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知识的积累和分化，科学与技艺日益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变成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哲学因而不再是科学的科学，而是逐渐演变成一种以世界的本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由是，哲学告别了其原始形态，改变了其原初性的含义，不再仅仅充当智慧的代表。从哲学发展史的维度看，试图复兴哲学的智慧说，不仅不能视之为哲学的创新，而且是一种悖逆哲学发展趋势的回归与倒退。

　　将哲学定位于智慧之学，也不符合学科分类与学科区分的原则。不可否认，哲学的研究是需要智慧的；更不可否认，一种深刻的哲学应是充满智慧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并不仅仅是哲学的思考需要智慧，也不仅仅只有哲学独具智慧的品格。应该说，人类的一切深刻性的思考与研究、一切具有探索性与创造性的活动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哲学与哲学家是需要智慧的，难道科学与科学家不需要智慧？政治与政治家不需要智慧？艺术与艺术家不需要智慧？应该说，所有的学问都需要智慧，人类的一切创造与创新及其成果都具有智慧的底蕴与品格。智慧是一切学科与学问所应具有的共同要求与品格，而不应也不是哲学所独有与独享的专利。如果以哲学需要智慧与具有智慧为由，将哲学称之为智慧之学，那么，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甚至是技巧，也都可称之为智慧之学，因为它们同样需要智慧、具有智慧的品格。实际上，将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一种学问与其他学问区别开来的，不是各种学科或学问相互之间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各自所独具的特殊性与个性。这是一个人们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个常识性原则。

　　对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哲学是新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一种智慧、一种寻求智慧的技巧，这是确定无疑的。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可以从恩格斯评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始终将自己的历史理论称作“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或“这种历史观”中得到印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智慧，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其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不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高于或新于其他哲学的智慧，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把握与解释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创新在于，它在对“对象、现实、感性”即感性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上诉诸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理解与阐释。这就是，它既不同于旧的唯物主义哲学那样，对“对象、现实、感性”诉诸一种纯客体的、直观的理解，也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那样，对“对象、现实、感性”诉诸一种纯主观的理解，而是对“对象、现实、感性”诉诸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理解。从人的感性活动去发现和把握感性世界的本质，去解释人的实践与意识的关系，去揭示人的感性世界，尤其是人的社会及其历史的生成与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实质。

　　哲学的智慧说将哲学视为一种智慧之学，将哲学的功能与使命定位于“转识成智”上，显然不符合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对哲学的功能与使命的理解和定位。对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哲学的功能与使命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即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对哲学所应承担的使命与具有的功能之诠释和定位。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也不仅仅是一种智慧，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实践的哲学。作为一种革命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它关注的不是人们如何获取知识与智慧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及人类的解放条件与解放的问题。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