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唯一选择 

——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

◤ 9月22－25日，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会面，将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深入探讨两国关系中所有重要方面。作为超级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借力”维护国际秩序来实现自己利益的，而不是通过战争和对抗。所谓“借力”就是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所以，任何一个成熟的国家都不会简单地采取零和思维来处理对外关系，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

　　非零和共赢思维主导中国外交

　　《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观点、新主张，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外交的新转型？

　　贾庆国：新一届领导接任以来，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确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包括亲诚惠容、正确的义利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总的来说，中国外交既有连续性，同时在做法上、风格上又有一些新的特点。连续性主要是指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希望利用国际资源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都没有变。新的特点主要是指在风格上更加积极进取，在做法上也有一些大的动作，比如推进“一带一路”，呼吁与美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对海上维权更加主动强势等。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放弃了以前的“韬光养晦”战略，我觉得可能谈不上放弃，更多的还是适应了时代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习总书记强调，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共赢的。显然，他不认同现实主义的零和思维，认为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努力加强合作、相互尊重、实现合作共赢。应该说，尽管零和思维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很有市场，但现实中即使是美国、欧洲等大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没有按照这个思路行事。中国外交的转型尚在过程当中，其结果现在做结论还为时过早。这是因为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双重性和矛盾性，在身份和利益不统一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的不确定性自然在增加，可预见性在减弱。

　　“一带一路”应是两个战略

　　《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是为应对美国战略东移而才采取的“对冲战略”，您怎么看？

　　贾庆国：作为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国家发展到这个水平，也需要大规模地“走出去”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对东西部应设定不同的目标。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目标应是通过新型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传统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引进来”，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这一轮对外开放的特点应是“走出去”，输出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这对于东部经济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把这一轮对外开放称为“开放2.0”，即通过对外输出实现经济的升级转型。对西部地区来说，目的则应是通过延续传统的对外开放，也就是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推动西部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所以，在西部，中国首先要把境内的落后地区发展好，等发展起来、条件成熟了，再“走出去”，如果一下子大踏步走出去，可能欲速则不达。

　　“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战略东移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确定，但我认为二者不应该存在什么重要关联。有人说，美国人重返亚洲，我们没有必要在东南方向跟美国对抗，而应往西另辟蹊径，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但忽视了中国在东南方向的重要利益，无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我国在西北方向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困难，是不现实的。“一带一路”应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再思考基础上采取的新的发展思路，不应是一个简单的与美国对抗的工具。

　　实际上，“一带一路”是“一带”加上“一路”，“一带”是往南（东南）走，“一路”是向西（西南）走。我们往南（东南）走是非常成功的，跟东盟签了“10+1”的协议，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安全上，考虑继续这样做的利益和空间都是巨大的。在西南方向上，中印关系也有一定潜力。往中亚走，则需要妥善处理所面临的风险。那里地广人稀、山高路远，地理环境比较恶劣；而且当地腐败情况比较严重、政治上不稳定。另外也需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反应。俄罗斯一直以传统的地缘政治观来看待国际关系，特别看重所谓势力范围，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它总觉得北约东扩、欧洲一体化等影响到了它的势力范围。“一带一路”途经俄罗斯人眼中的“自家后院”，所以难免会有戒心。还有就是沿途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和疆独势力，铁路一出国界，我们也无法保证其安全。所以，向西走作为一个概念很好，但实际上经济回报和安全风险需要仔细衡量。而深化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则要求我们管控好南海的海洋权益争议问题。

　　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大有可为

　　《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现实可能吗？中美两国做得怎么样？

　　贾庆国：我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单是主观愿望，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作为核大国，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是没有赢家的。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美两国重大利益相互交织，已经到了谁都离不开谁的程度。随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需要通过维护现有秩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反核扩散等方面，中美两国间都存在着很多利益汇合点。

　　对中国而言，现行国际体系对中国的挑战不仅来自该体系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而且越来越多来自这个体系的弱化。如果美国因实力下降或国内政治原因导致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意愿减少，现行国际体系就会减弱，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

　　在此背景下，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里“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条件。“相互尊重”是避免冲突和对抗，实现合作共赢的行为方式。应该说，美国对中国的尊重比以前更多了，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和感受。尽管国内媒体经常批评美国，但事实上中国也非常尊重且重视美国的意见和想法。

　　现在中美对对方都有些失望，这主要还是因为双方的期待比以前高多了。如中国期待美国不要再售台武器、不要再见达赖，但在美国国内政治背景下，它无法做到，中国感到很失望。为了照顾中国的感受，美国政府在售台武器的性能、数量和时间上做了不少文章，认为自己已经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中国并不领情，所以它也觉得失望。要解决这个问题，双方可能都需要降低对对方的期待值。在“合作共赢”方面，中美已经做了很多，在双边贸易、多边领域等都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合作，当然在军事、安全领域双方的合作还很不够，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中国应明确对外援助基本条件

　　《社会科学报》：自1950年中国对外提供援助以来，迄今已有65年的历史。在当前中国加速崛起的新形势下，对外援助的客观需求大为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来自中国的援助。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贾庆国：中国的对外援助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对外援助更有效。理想中的对外援助应该能够做到以下三个目标的平衡，而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三个目标分别为国家利益、受援国的利益、道义需求。

　　中国对外援助已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方面的反应不一，需要我们更加冷静的思考。首先，我们要想清楚对外援助的目的，即如何平衡上述三个目标。其次，要通过立法使我们的对外援助有法可依、依法输出，过去一些只为达到短期特定目标而采取的非常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从长远看，效果也不好。再次，提供对外援助应该是有条件的。过去我们喜欢说中国的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援助的前提至少包括：第一，受援国要对中国友好，第二，受援国不能在涉台湾、西藏等问题上挑战中国的立场。与西方的“附加条件”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只提那些与我利益直接相关的条件。今后我们开展对外援助，实事求是地讲，还是应该有条件、有门槛的。

　　比如，中国的援助应该用在什么地方，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否则受援国的执政党可能就会把资金全部用在自己的选区，当地的反对党会因此指责中国“干涉了他们的内政”，这是我们外交实际工作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此外，中国应该在援助过程中推动受援国改善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想办法让当地更多的老百姓感受到中国援助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好处，以保证中国对外援助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