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学，存在两种基本的研究类型，即“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如果描述性研究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对象“是什么”，那么解释性研究则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研究者通常认为：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表现了认识的更高层次，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更高目标；而描述性研究只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初级阶段，科学研究活动不应耗费太多精力在此阶段上。但若因此忽视、贬低描述性研究，甚至对其嗤之以鼻，则将无法达至科学的解释性研究。尤其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样的研究态度甚至会造成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弊端。
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科学在本质上属于实证科学，而实证科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对社会状况的系统把握。如果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状况一知半解或根本不了解，甚至持有错误的知识，那么科学的解释性研究将无法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描述性研究凸显出其价值所在。描述性研究是解释性研究的基础，同理，客观描述是科学因果解释的前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需要做出因果关系的理论解释，而理论大多来源于对以往经验事实的总结概括。这本身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没有对客观社会事实足够、完整和准确的观察与描述，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对社会现象缺乏深入而细致把握的前提下，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做出科学、系统、准确的描述。若一个研究者失去对社会基本状况的把握，其关于这个社会的假设和推论能否成立便是值得怀疑的。
近4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家庭关系的变化、价值观的变迁……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面对纷繁复杂且急剧变化的社会，厘清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做出准确的描述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概括并非易事。正是在这样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迁背景之下，扎实做好描述性研究才显得更为重要。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变迁已做出大量的研究，但对于快速变迁的社会而言，我们观察到的依然只是冰山一角。
描述性研究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中国不仅变化迅速，还是一个巨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国家，处于一个多时空状态并存的时期，各地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速度并不同步。同一现象在中国有可能处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它发生影响的方式和机制也都有可能不同。例如，研究者想要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这种影响发生的机制和影响力大小便是不一样的。要完成对此现象的理论解释，首先就要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幸福感现状有清晰和准确的经验描述。
更为一般地，如社会学家谢宇所说，社会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理解和解决社会的“差异性”问题，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在收入获得上的差异，男女幸福感获得的差异，城乡人口价值观的差异，行为的差异……要解释这些差异发生的原因，就要获得对差异的社会现象真实状态的客观描述，通过描述才能观察到这种差异是否存在。如果缺少对这些差异的描述和证明，那所谓的对于差异性因果关系的理论解释将缺少必要的依据。
正如解释性研究存在科学的与不科学的区分一样，描述性研究同样有科学的和不科学的区分。事实上，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一样，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需要理论的参与，都和理论密切相关。描述性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支撑，而且整个描述性研究的过程更是对现有理论的一次梳理和检验。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整理和描述出其存在和分布的特征、准确呈现研究对象当下的实时状态、揭示研究对象外显或内在的特征，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仅靠研究者的感觉无法做到，必须有理论作为指导。研究者需要以概念为工具对现象进行分类、对状况进行分析、对特征进行选择，而不是如盲人摸象一般言说由具体事实所产生的假象。同解释性研究一样，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也直接决定了描述性研究能否准确描述出研究对象最本质的特征。若研究者缺乏理论概念、不了解理论发展的前沿、未掌握最新的理论，在研究中即便套用理论，也只是用过时理论曲解事物罢了。如此，得到的知识仍然是对现象的误读，甚至是“无知”，于是基于此建立的解释性理论就像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终将被社会所抛弃。
描述性研究可提供新知识
正因为描述性研究同样具有强烈的理论特性，一个好的描述性研究不仅能够科学、系统、准确地揭示社会现象的状况，而且还能够提供新的知识。
相对于以客观形式存在的社会现象而言，人的认识是逐步形成并深入发展的，包括对社会现象状况及其特征的认识。研究者身处不同的发展环境、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运用不同的理论概念，往往能够揭示出以往被忽视的社会特征和那些被隐藏或遮蔽起来的现象，如此便可形成对社会的新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描述性研究不仅是解释性研究的基石，而且本身就应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无论是描述性研究还是解释性研究，都是研究者对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探索，严格说来二者之间没有优劣之分。社会科学的魅力就在于：经过深思熟虑建立的关于社会现象的因果解释并不能无限制地推广到所有社会现象中去，因此，研究者必须不断去发现关于社会现象的新知识。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应该呈现一个关于研究对象真实状态的客观描述，接下来才是通过适当的研究方法展示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理论解释。建立在科学描述性研究基础上的知识比起那些对社会一知半解、甚至以误读为基础形成的所谓理论，其更具价值。
描述性研究若要成为科学的解释性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成为认识和理解社会必不可少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成为新知识的基础，就应该、也必须具有系统、科学、准确的特征。描述性的知识以及相应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其之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被贬低，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很多描述性研究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也没有规范、标准和形成过程的说明，甚至不知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大多是片面的或碎片化的，因此，不可能成为科学的解释性研究的基础。一些研究者拘泥于统计调查、个案研究、实验、访谈等不同的资料获取方式之间优劣的争论，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研究对象形成完整、系统的描述性知识上。描述性研究存在的种种缺陷，造成部分研究者对中国社会一些基本状况缺乏基本的知识。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部分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陆续开展了一些系统的资料收集项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CGSS项目，北京大学的CHARLS项目，中山大学的CLDS项目，复旦大学的FYRST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收入调查和CSS项目等，为完整、系统、科学、准确的描述性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深入的解释性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大多数科学的研究实际上是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结合，只是根据研究目的对描述或解释各有侧重而已。即使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了解依然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因此，描述性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描述性研究几乎是所有研究的基础，通过它所获得的知识和理解是所有理论分析、因果解释的基础。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毫无目的地去收集经验资料与建立理论之后再去收集资料一样是鲁莽和武断的，但对社会真实状况的探究却是一直有价值的，尤其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这种对社会现象真实状况的描述性研究更是显得必要和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