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追4”远远不够 

　　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成为中央明确的把综合改革作为总体要求的唯一领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理事长石中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改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改革与其他社会改革之间存在着共生和互动现象：一方面，其他社会改革中的教育需求推动了教育改革，提供了教育改革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又构成了其他领域社会改革的重要条件，影响着其他领域社会改革的预期成效。中国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就是作为整个社会领域改革的一部分而开展的，教育改革的目标与社会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具体目标是相互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教育改革的综合性，既是教育本身涉及多领域、多方面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是扩大与深化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不仅呼应了教育综合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现实需求，发挥出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同时也会在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的互动与共进之中，产生出更加深远的综合效应，成为社会改革的“助推剂”。加大教育投入的全局意义因此而确定。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鸿认为，长期以来，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1994年仅为2.44%，2000年上升到2.58%，2008年为3.33%，2012年达到4.28%，“追4”行动持续了20年后达到了设计目标。但是，与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先进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GDP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只能主要用于保证基本教育的普及和逐步推进教育公平。在比较中外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分析当前我国教育投入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基础上，以国际通用的生均经费指数和教育总投入占GPD的比值为核心指标，综合考察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以及各级教育机关事业单位运行经费等六个方面的经费增量需求，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告诉记者，“要在2010年全社会教育总投入达到GDP4.9%的基础上，再增加2.1个百分点的投入，即达到全国GDP的7%左右（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需提升至4.5%，社会和私人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提升至2.5%），才能全面实现2020年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此，要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走“边增长边优化”的新路 

　　从各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看，主要发达国家已经较好地实现了教育投入的充足目标，当前关注的重点是提高已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并维护资源分配的公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从财政学视角来看，公平、效率与充足是衡量教育投入是否合理的三大标准，加大教育投入的目标是实现投入总量的充足，优化教育投入的目标则是确保资源使用的高效和公平。因此，必须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兼顾教育投入的优化，走一条“边增长边优化”的发展新路。在公平和效率问题上，有三条路径成为学者的关注重点。

　　优化公共财政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目前，公共财政经费占我国教育总投入的比例较高，使得公共财政的分配具有了反映国家对各级教育支持力度的指标性意义。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认为，公共财政要支持公共教育均衡发展，政府要合理地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采取公平优先的政策导向，尽快研究全国范围内教育基准的建立，出台鼓励优秀教师和其他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倾斜，向薄弱学校倾斜，向弱势人群倾斜的政策。对此，胡瑞文说：“公共财政教育要适当向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倾斜，要提高农村的教育投入，并采取资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和举措，保障他们的教育基本权利。”

　　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改革。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改革，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教育改革重点之一。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振国认为，由于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全国各个县的经济能力、观念、意识不一样，导致出现了县级差距、城乡差距日益严重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省级统筹的必要性就越来越凸显。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省级统筹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太小，这直接导致各地的教育发展极为不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管理教研部主任刘亚荣在对江苏、浙江、湖南、广西、重庆等承担教育体制综合试点改革专项“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任务的七个省（市、区）开展相关调研后指出：“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试点地区的政府更加注重秉持公平理念和民生理念，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教育经费筹集渠道进一步拓宽，推进了教育财政制度的规范化，改革目标基本实现。需要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教育的统筹权，正确界定政府与学校、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关政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保证经费足额到位。”

　　推动社会和私人资本的教育投入。从国际范围看，社会力量与国家财政性经费是推动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我国教育投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存在大量历史“欠账”，因此，需要适度发挥市场作用，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胡瑞文对相关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1980年至2005年、2005年-2012年分别为我国社会和私人教育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超高速增长阶段”，两个阶段的错峰而行，“使得我国的教育投入未能做到政府投入和社会、私人投入的‘双轨驱动’”。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适度发展教育产业，鼓励、引导、保护和规范教育投资，调动全社会资源扩大优质教育服务的供给，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经费的稳定增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指出，当前的政府转型，迫切需要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来改善教育服务，形成社会化、竞争性的提供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教育产品，满足公众多样化、选择性的教育需求。 

　　“自我革命”任重道远　 

　　中国教育的出路和方向，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建立起适应国家基本国情、符合先进教育理念、激发社会智力活力的教育体制。在“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意义上，中国教育的改革就是一次对传统理念、模式、措施的全面调整与优化。正如教育部国家督学、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吴康宁所说，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能否顺畅前行并取得成功，无疑受制于许多因素，而其最终决定因素则在于利益相关者能否革自己的命，即能否“自我革命”。

　　从教育投入这个角度考察，“自我革命”就是在教育预算的执行和审计、教育经费的分配与使用、教育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等方面，以借鉴、革新为主要方式，以教育管理部门、各级各类教学机构为主要对象，以有效管理、规范运行为主要目标，进行的全新探索实践，以形成一整套专业化、制度化的自我约束机制。

　　对于教育经费使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直言：“从教育本身的内核和外延两个领域来看，虽然财政对于教育的投入增加了，但是教育投入对教育自身而言是被摊薄了，原来教育经费更多地用在教育内核也就是如何培养人这方面，但是现在用在教育外围的比较多。”一线教育部门在使用教育经费时常常存在着“既有钱又无钱”的尴尬。教育部门最需要花钱的地方没有财政拨款，财政拨款的钱基本都是专项，指定用途，专款专用，这体现出教育投入过程中教育一线部门的需求并未在拨款预算时加以考虑，对教育一线部门是否真的需要这些经费缺乏考量。“我国现今的拨款，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主导”，熊丙奇分析道，“所以，拨款多少、拨款能否执行到位，往往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态度。”

　　因此，改革教育投入的监管机制势在必行。要构建有效的教育资源质量评估与激励机制，并完善相应的问责、回应和监督机制。杨东平提出，要创新教育财政制度，建立基于预算制的教育经费制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刚认为，管好、用好教育经费的重要途径就是把教育投入的决策过程进行一定的公开化、透明化和科学化。“要建立教育优先发展和资金保障问责制，把落实情况下纳入各级党委政府政绩考核范围”，胡瑞文补充道。

　　对国家教育改革试点地区的调研情况，刘亚荣认为，试点地区都进一步完善了教育经费监督管理措施，改进了监督检查方法，切实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但同时，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缺乏刚性和持续性，应对经济波动风险较为迟缓，教育投入缺乏有效的测算和评估手段，也是试点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教育投入机制的“自我革命”，正处于起步阶段，克服困难与问题，实现进步与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