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一种新观念、新概念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研究员提出的侨易学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简而言之，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那么，究竟何为侨易学？又如何在学理上更加完善？本报约请学者对此展开讨论。 

　　陈建华（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 

　　作为思维方法的侨易学 

　　 “侨易学”在目下的文学和文化理论背景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说它有趣，是因为侨易学包罗万象，变动不居。既可侨居他乡，心怀家园；抑或身在本土，放眼世界。无论个人、文本、学科、中西、古今，都可以在“侨易”的时空场域里呼吸、变迁、死亡、重生。说它有启发，因为“侨易学”与其说是一种放之四海的理论体系，毋宁是提供一种 “交易”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在二元辩证之间或之外更寻找第三种可能的方法。

　　“侨易”概念首先蕴含“正名”的技艺。缘自李石曾的有关移民文化的论述，由于“易经”的介入而激起波澜，由此开出“二元三维”的壮阔景观，其中我觉得常提到的“交易”一词很值得咀嚼。“侨易学”不单单是个别学科的问题，目前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经常用些时髦理论，但多为简单套用，而非踏实研究，很少针对理论本身的背景、脉络去接受理解。“侨易学”的提出偏重实证，叶隽在李石曾的“侨学”基础上铸造了“侨易”这个词。“侨”和移民研究有关，加入“易”这个因素，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在论证“侨易”之说成立的过程中，叶隽认为“侨”是迁移的意思，“迁移”本身就是时间空间的变动；而“易”字主要有简易和变异的含义，“侨”加入“易”之后强调的是其理论的特点——打破习惯的二元式思维。

　　“三”由郑玄的“一名而含三义，一言简易，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引申而来。叶隽延续了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传统，感悟取向、万物交感、发展变化，并且总结了侨向变数的常理。哈佛的宇文所安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讲儒家传统时引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他说，孔子并不像柏拉图那样直接谈“世界是怎么再现的”，也不像亚里士多德直接谈诗学的问题，但是孔子的陈述却包括了观察人的方式，也就是“三段论”，带有实际的观察、经验甚至是伦理的评判。他认为“三”是中国思想的源头，“三段”包括了无数可能性，孔子的说法奠定了孟子“知人论世”的基础，通过实践的观察，为后世的诠释学起到了范式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庞朴在二元对立的矛盾之外提出“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也是延续了郑玄的“感悟去想象、万物交感、发展变化”。但郑玄首先强调的是变异，然后是不变；庞朴则完全按照《易经》的文本，按照纯粹的中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来证明“变”与“不变”之间“三”的出现：从二分裂出三，而“叁”（中文大写，音san一声）本身和“参加”的“参”相似，是同义词，“三”就含有了“参加”的动词意，二元中就隐含了这种参与、互动、冲突、融合的机制。

　　叶隽将“交易”和全球化、资本运作联系起来。此处“交”字可作为一个参考：“交”本身是有活力的词语，他提到“通感身交”，《易经》里有泰卦，也就是天地交；“交”也可理解为negotiation，意为协商、斡旋的过程。而“交域”一词让人联想到《中庸》，庞朴在论证其“一分为三”观点时也提到了《中庸》。“中”意为“中和”，本身也指势力、场域，又隐含场域中冲突、融解、相互渗透的意思；“和”字，“礼之用，和为贵”，“中和”讲的是一种状态，中国人讲“中庸”其实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意思。

　　从中国的经典资源看，“侨易学”理论包含了多个方向，但并非是“万金油”式的，而是建立了一种理论的场域，启迪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可以把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侨易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甚至可以和自身的侨易经验相结合。“侨易学”理论在方法上倾向于实证，实践用理论来丰富，理论用实践来检验。叶隽在材料与历史间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其基本构想来自于大量个案研究，比如外交家、留学生、旅行者等，通过每个人的侨易动势来追踪不同文化、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

　　然而“侨易学”研究的主体又并不局限于人。全球化以来理论流动非常快速，理论作为subject（主题），是具有时空性的。陈寅恪所提“时、地、人”的脉络线索，自然是一种侨易学应用的方式；再比如美国萨义德的“理论旅行”，亦可纳入侨易范畴。此外，还有很多理论资源可以印证不同时空的联系，如语言和福柯的知识考古、甚至本雅明的势力场域结合，产生带有critical（批评）涵义的“话语”一词，能追索其物质性的流动，考察其背后权力的机制。观念、理论穿越不同时空，尽管追溯主体不同，但都属于实证。而且在网络时代，秀才不出门，可知天下事。网络或许会给思想领域的侨易带来某种激变。

　　叶隽引用陈寅恪的观点，认为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最好是直接的、原汁原味的。这需要辩证来看，不一定在德国某个大学接受正宗的历史主义的师承关系就是“直接”，不好的学生即使跟了大师也不算是成器；而叶隽在《北欧精神之格义立型》中谈到的曹禺，虽未出过国，却在施特林堡等人影响下写了《雷雨》，这也是一种侨易。在文化、文学领域有时不能以对或错、真或假来划分，例如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痩鹃，他一方面作为最早的翻译者之一，受到教育部正式任职、颁奖甚至鲁迅的赞扬；另一方面可能是为赚钱，写了大量的“伪翻译”。“伪翻译”在当时是一种风气，剽窃、粗制滥造，但周瘦鹃的小说带有异域风，嵌入了自己的创作和当时的文化背景，这种写法到了三四十年代新感觉派时成为了一种风气。用中国人的想象写外国人，这是否也可以作为未出国门的对象的一种侨易呢？另外，“侨易学”中“精神三变”过程的“器物”部分稍显薄弱。谈“侨易”肯定离不开主体的物质生活状况，其背后是否有与布迪厄所说的Habitus（生性）等教育、资本的联系呢？这当然是值得进一步追问下去的。

　　“侨易学”固然可以理解作实学，因其以大量个案研究为基础，却也不妨视为当前全球人文高速跨界的一面棱镜，中国文化应对世界理想的一种回声。 

　　乔国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观侨取象  察变寻异 

　　叶隽提出的“侨易学”主要是依据李石曾的“侨学”和《易经》（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依我愚见，叶隽之所以把“侨学”作为其“侨易学”的理论支撑之一，就是因为“侨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人类在移居过程中其思想和精神不知不觉发生的变化。这也就构成了“侨易学”中之“侨”的核心之所在。“侨学”把人类思想精神的变化与“移居”，即“动”联系到了一起，至于如何来“动”，这就需要从《易经》中来寻找支撑了。换句话说，“侨易学”把《易经》作为其理论源泉之二，看重的就是蕴含在其中的“移位”与“变化”的原理。

　　概括地说，“侨易学”是对以上两种思维方式的继承与整合，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出一种以人类的“移居”为起点，考察人类在移居过程中所发生的包括精神在内的诸方面变化的理论。应该说，这一理论设想是切实可行的。从现实层面上说，人的“移居”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随之而变的还有精神面貌、内心世界，甚至是外形的言谈举止都完全不一样了。从理论层面上说，《易经》中的每一卦都是由六爻组成，而这六个爻又始终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当然，这六个爻的变动也不是随意的。把这些道理引申进“侨易学”里，就能得到两方面的启示：一是人类永远都是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生存状态之中，“变”是一种常态；二是人类的一切变化又都首先是从自己的内在思想开始的。人类有了变动的念头（思变），其实也就相当于激活了“变的机制”。正是这种“变的机制”一方面会依据一定的规律（理）来实现自我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会对外来的刺激作出反应或与之互动。这些反应和互动累积起来也就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一些质变。当然，变化也有首先来自外部的情况，如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迫使人们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动地作出变化。

　　除了来自于“侨学”和《易经》的这些基本理念之外，“侨易学”中还包含了一些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念。这是必然的，毕竟“侨易学”要探讨的主要还是文化问题，是“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规律”。叶隽提出“二元三维”的概念，即在认同、坚持乾坤二元结构的同时，修改了《系辞上传》中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在“道”和“器”之间加入了一个“度”，从而形成了“道”、“度”、“器”三维。这三维在“侨易学”中分别对应于“文化”、“制度”和“器物”。而且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有机联系又是相互依赖的：“器物”受“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制度”和“文化”。

　　这“三维”对考察人类“侨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说，从“三维”的角度考察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易变”，既能让我们看到印度佛教在三个不同层面上的“易变”，又能帮助我们认识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儒、释、道”之间相互融合的因与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叶隽所说的“易变”，并非是一味地变下去的意思，而是既蕴含了“变易”，也蕴含了“不易”。正如他所指出的，“变易”指的是子文化系统相互间的交互变化，即“交易”；“不易”则是指“其道则一”，即“‘恒常’的一面”。如果把这段话的意思运用到“三维”上来就可以解释为：我们可以从“文化”、“制度”和“器物”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因“侨”而“易”的情况，即研究的是“变”；但任何的“变”又都有不变的一面。这研究的又是“常”，用其话说“变中求不变，在‘易’中求‘常’”。如此来看，对“易变”的解释好理解一些，而对“不易”的解释则有些抽象，即没有落脚点。依我愚见，《易经》里的“不易”应解释成为：促使或者推动万事万物发生变化的那个代表宇宙规律性的东西是不变的，即这个宇宙规律是恒定的。如果将这一理解运用到“侨易学”中，似乎可以将“不易”解释为：那个促使或者推动发生人类“侨易”的规律自身是不变的。这样“不易”之说可能就不会流于疏空。

　　作为一种理论，“侨易学”在目前显然还有待于完善，但是这个理论所提出的“观侨取象、察变寻异”的研究方法还是颇为值得注意的，并且有切实的使用价值，如我们可以在以往的历史纪录、社会档案、文学艺术作品等史料中，来观察“侨易”现象和提炼问题，并通过文史互证方式来论证自己的发现。总之，这一研究方法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异质性文化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为研究历史或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思潮的肇始与流变、社区族群的消长或变异、个体的成长及变化等，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