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物学与哲学交叉产生的一门新学科，生物学哲学已成为当代国外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近年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学科兴起

　　打破传统科学哲学危机

　　作为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学哲学的兴起源于传统科学哲学的危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建会介绍，进入20世纪中叶后，奎因和波普尔等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指出科学的标志不在于其可证实性而在于其可证伪性。这使科学哲学发生重大转折，从研究科学理论的静态结构转向历时结构。之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库恩的范式论以及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相继出现，使传统科学哲学发生危机。为寻求科学哲学新出路，哲学家开始从生物学中寻找科学的新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表示，生物学哲学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日趋重要，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兴趣日增。“这对生物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李建会表示，生物学哲学关于自主论和分支论的讨论，关系到未来生物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关于利他主义进化原因以及进化伦理学的探讨，可用于培养社会合作精神；关于文化进化的讨论，对制定文化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学科改造

　　推动哲学思维范式转变

　　1932年8月，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互补性原理”提出了认识生命现象的新思路，改变了生物学的研究方向，推动了生物学与哲学的结合，打破了科学哲学领域物理学哲学思维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可以说，科学哲学正发生从物理学哲学向生物学哲学的嬗变。

　　分子生物学革命将生命科学推向最前沿，也推动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黄天授表示，生物学哲学既要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知识为基础，又要汲取哲学研究新成果，适应当代哲学变革的需要，以推动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变。传统科学哲学具有片面物理主义倾向。生物学哲学家D.赫尔、E.迈尔等竭力为生物学的特异性和自主性辩护，使生物学哲学成为能与物理学范式分庭抗礼的新范式。

　　在物理哲学向生物学哲学嬗变的过程中，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家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被生物学哲学家罗森伯格称为“生物学哲学的中心问题”，被李建会称为“生物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生物学哲学论争一直在自主论和分支论这两个对立派别之间进行。“两个派别的分野在历史上表现为机械论与活力论的对立，在现代则表现为还原论与反还原论的争论。“实际上，随着生物学哲学的进一步拓展深化，这两者应当实现合理的结合，以便更深入地阐明生命机理。”黄天授说。

　　学科前瞻

　　深化拓展生物学哲学研究

　　“生物学哲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系统生物学哲学基础的建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桂起权谈到，系统科学思想已经渗透到生物学学科基础中，开始为生物学家所接受。

　　“生物学家终于认识到，单纯的分析性思维、还原论思维不够用了，迫切需要还原论与整体论融合互补的新哲学，此即系统生物学的哲学基础。”桂起权认为，系统思维方式与分析性思维是缺一不可的，两者相反相成，既互斥又互补，生物学哲学中一系列相互对立的竞争纲领应当实现互补性整合。

　　生物学哲学研究的又一大进展，是对生命（包括人工生命）的哲学反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恒威告诉记者，在当代生物学中，刻画生命的主要进路有三条：第一条是遗传学的，将生命视为基于遗传（和变异）的代际间繁殖和延续；第二条是生态学的，将生命视为包括生物区（生物的总和）和地球物质环境在内的整合过程；第三条是个体性的，关注当下的个体实体。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任晓明表示，20世纪80年代“人工生命”的研究，成为继混沌理论之后探讨复杂性的新领域。以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人工生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工生命系统可以用组成系统的大分子、基因或细胞之间的局域相互作用加以解释；不能以线性方法来解释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在机制，生物进化和生命发展的深层原因只有用非线性动力学才能得到解释；应当把进化机制看成自组织和自然选择的综合作用，人工生命研究为复杂系统的进化提供了不依赖适应机制的解释。

　　黄天授表示，在分子水平上将遗传、发育和进化综合起来，并对其进行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是未来生物学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